战争给叙利亚带来的创伤不仅停留在表面上，战争带来的阴影无孔不入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

2011年3月15日，被很多人看做是叙利亚危机的起点。这一天，一个男孩被政府拘捕后非正常死亡，激怒了南部城市德拉的民众，大规模示威爆发并随即蔓延至其他城市。当时已经扩散至西亚北非多个国家的“阿拉伯之春”宣告登陆叙利亚。这一轮动荡的青萍之末始于突尼斯。伴随着“革命”视频在社交网络上呈几何级数的传播，其引发的浪潮接连卷走了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萨利赫这些盘踞西亚北非数十年的中东大佬。但是在叙利亚，事件发展大出人们意料，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叙利亚剧情发生反转：就在所有人都预测掌控叙利亚40年的阿萨德政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时候，叙利亚政府却在风雨飘摇中挺过了四年，并在这四年中凭借盟友的支持逐渐逆转了局势。尽管如此，叙利亚危机至今仍毫无结束的迹象。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登场，让叙利亚人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

联合国表示，叙利亚持续动荡催生了21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也开始反思：是什么让“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局面近于“死结”

叙利亚的悲剧在于，叙利亚危机的走向并不掌握在叙利亚民众的手中。位于历史“文明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则使得叙利亚的危机要比其他几个陷入动荡的国家更难解决。

黎巴嫩籍政治专家拉米·胡里就下过论断：叙利亚危机涵盖了宗教间的矛盾、伊斯兰教不同教派间的矛盾、民族矛盾、保守与改革的矛盾、政体间的矛盾、大国间的矛盾、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等等。面对近乎“死结”的局面，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只有政治对话才能解决问题。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对话难以取得成效。国际社会通过努力已经促成了两次日内瓦会议，今年年初俄罗斯还组织了一次会谈，并将在4月举行第二次叙政府与反对派的对话，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因此多轮对话都无疾而终。在叙利亚分析人士阿纳斯·朱达看来，叙利亚冲突的本质是世界大国间的博弈，因此只要相关的大国之间不能就叙利亚未来达成一致，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对话就永远只能流于形式。谈判桌上无进展，战场上却不停歇。虽然现如今的战场早已不是2012年战事最为激烈时，但小规模的冲突和交火几乎每天都要在叙利亚多个地区发生。最令人担忧的，毫无疑问是去年迅速崛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武装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片领土。但是，美国一直拒绝联手叙利亚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去年9月还曾透露一个由美国主导、可能持续数年的培训叙反对派武装计划，计划为叙反对派培训1.2万至1.5万名武装人员，以夺回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东部地区。今年2月底，有报道指美国与土耳其达成协议，美军最快将从3月开始在土耳其境内训练并且武装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以加大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已实施半年的空袭，但“剿而不灭”。不仅如此，该极端组织还积极利用社交网络输出极端思想，从世界各地吸引青年来到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投入战斗。从某种意义上，叙利亚已经成为来自世界各地“圣战者”获得作战经验的战场。

数字叙利亚

目前的叙利亚境内，正经历着“伊斯兰国”、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叙利亚政府军三方势力的混战。数字叙利亚描述蔓延四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的后果，最直观的方式是数字。

在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总人口约2300万，最近的数据显示，四年中已经有至少22万人死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叙利亚在2010年的人口平均寿命为75.9岁，稍高于相对发达的土耳其，而在2014年，叙平均人口寿命锐减至55.7岁，大致与几内亚等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比肩。对于生者，战火也毫不留情。根据一项调查，叙利亚在2014年的人口约为1800万，与2004年水平相当。叙利亚总人口的一半由于家园被毁，被迫远走他乡。其中394万人逃离叙利亚成为难民，剩下的则逃到叙境内相对平静的区域，或投靠亲友，或接受政府安置。在大马士革等主要城市郊区，如今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难民居住区。这些从交火地带逃来的民众自己搭起棚户，或者住进尚未完工的楼房，用木板和塑料布充当门窗。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每年冬天难民营中都会出现因降雪而冻死人的惨景，而到了夏天，水源污染造成的大范围疫病则频繁发生。在2014年，脊髓灰质炎曾经在北部的阿勒颇肆虐，2015年春大马士革又暴发了丙肝疫情。外逃的近400万人主要进入周边的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等国家，大量难民涌入也给地区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其中进入黎巴嫩的难民约120万，约为黎总人口四分之一，进入约旦的也有63万，占到约旦人口的14%。这其中，约旦北部为安置叙利亚难民特别营建的扎阿特里难民营，已经一举成为约旦人口第四大“城市”。由于黎巴嫩和约旦经济实力有限，难民给这两个国家造成的负担令其越来越难以承受。为此，黎巴嫩和约旦等叙利亚难民主要目的地国家，纷纷抬高准入门槛，限制叙利亚人入境。从2014年底开始，联合国援助机构也迫于资金限制，停止向叙利亚以外难民提供援助。在灾难面前，最脆弱的是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在整个叙利亚及周边地区，共有1400万儿童遭受战争影响。仅叙境内就有560万儿童需要紧急救助，其中包括因为战争而失学的大约260万名儿童。

另外一项最近由武汉大学研究人员通过遥感技术完成的研究表明，自危机开始以后，叙利亚境内入夜后可见光点减少83%，其中阿勒颇等冲突激烈的省份甚至减少97%以上。负责此项研究的李熙博士表示，光点减少意味着人口大幅减少，以及供电等基础设施遭受破坏。他说，卫星图像能够最客观地表现叙利亚全国被破坏的情况。

四年之变

梳理叙利亚四年来走过的历程，会发现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创伤不仅停留在表面上，战争带来的阴影无孔不入地影响了叙利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最大的变化，同时也是对叙社会撕裂最严重的变化，便是不同宗教和教派间的隔阂变大了。叙利亚虽然是穆斯林国家，但由于阿萨德父子积极推行社会世俗化，叙境内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基督教徒相处较为融洽，在许多地方甚至不同教派的人混居在一起。普通人社交，以及用人单位招聘，都不会过多在意对方的宗教信仰。但是，这样宽松的氛围却被危机打破。由于叙利亚的冲突带有很强烈的教派冲突色彩，尤其在一些境外势力的煽动下，叙境内不同教派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面对主要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的反对派，人口占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德鲁兹人被迫“抱团取暖”。

战场上的对抗也渗入到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感越来越多地源于教派，对不同教派的人则产生越来越大的怀疑和敌意。大马士革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卜杜拉对此感到悲观，他认为，即使在叙利亚战争结束之后，若要弥合战争制造的社会隔阂，重新建立教派间的互信以及融洽的关系，仍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如果和解工作进行不顺利，还有可能由于教派冲突引发新一轮的危机。同时发生改变的是普通民众对于西方的态度。在战争之前，有相当多的叙利亚人处处视西方为榜样。在动荡伊始，由于西方国家积极支持反对派，许多人甚至将西方国家看作是叙利亚的解放者，认为只要响应西方国家的号召，便可以解决叙利亚的一切问题。然而四年过去了，“革命”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盼的优裕生活，不得不面对的却是动荡以及恐怖主义。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多的关于支持反对派的国家实际上在援助极端武装团伙的消息浮出水面，都在叙民众当中引发强烈反响。对于西方所支持的反对派的幻想正逐渐破灭：上个月叙利亚政府军解救了数千名被反对派控制的民众，一个名叫欧麦尔的叙利亚人告诉记者，武装分子百般阻挠他们离开，一些试图逃跑的平民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狙击手直接打死。“在武装分子眼中，我们就是他们的盾牌。”他说。对西方国家和反对派逐渐失望的民众，再次将希望放在叙利亚政府上，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2014年6月的大选中以高支持率连任总统，而许多民众支持他的原因，就是相信只有他能够尽快让叙利亚恢复安宁。四年多的时间不算短，叙利亚这个国家经历的许多变化或许也不再能够逆转，但叙利亚人明白一点：即便未来充满了未知也要坚定地走下去。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在到访叙利亚之后说，大马士革不以年月日来衡量时间，而是以在她见证下兴起又毁灭的帝国来衡量。她就是永恒。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