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印尼召开了盛大会议，庆祝60年前团结亚非拉的万隆会议。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众多亚非拉国家的高层和代表聚首交流。

国人的关注可能更多停留在现实层面：对中日、中韩甚至中朝互动充满期待；其实谈到中国和万隆会议的关系，远不止表象这么简单。

中国的外交政策曾因此发生过重大改变，一直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特别是中东外交的根本转折，与以色列建交推迟到了1992年。

1955年举行万隆会议之际，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远没今天这般“高大上”。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6年，又经历过一场朝鲜战争，在西方话语主导国际局势的情况下，不少国家，包括亚非拉国家都对中国持有观望、甚至警觉的态度。

但在中东，却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关注良久。这就是1948年独立的以色列。

耶路撒冷的国际问题专家几年前曾和笔者聊起那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以色列是首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

早在1950年1月，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就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承认新中国的函件。

原因之一是以色列当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一样，同样刚打完“反侵略战争”，和周边众多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所以很希望在外交领域多方着手，打开局面。

以色列虽然是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是没想到，在1992年双方才建交。万隆会议是中以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很多资料都显示，万隆会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对苏“一边倒”，但也愿意接触更多亚非拉国家。

再加上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相对宽松，中国的国际交往欲望非常强烈。以色列伸出的“橄榄枝”被中国接到后，出于互有所需和共同利益，双方“一拍即合”。

笔者在以色列看到过有关中以交往的信函复印件，一些媒体也报道过双方你来我往的具体内容。比如《百年潮》杂志在2007年曾透露，1950年6月，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建交谈判。

同年9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移居以色列。

不过有中东问题学者曾对笔者介绍，就在中以加强交流的同时，万隆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引起了中以不同的反应。

这种反应表现在中以彼此的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一头冷一头热”的局面，并随之奠定了中国与以色列关系今后40来年的格局。

中方对万隆会议的期待非常之高，认为这将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重要步骤。因为出席万隆会议的有数十个非西方国家，中国可以借此打破西方外交孤立。

而万隆会议的主办地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国出席会议的本身已然有向穆斯林国家示好的意味。

此前有不少穆斯林国家摆脱西方的殖民束缚，纷纷取得独立，他们潜移默化中成了中国希望争取的对象。

对以色列而言，虽然也是亚非拉国家，但犹太人特色使其被排除会议之外。以色列意识到，万隆会议上众多穆斯林国家到场将使己方处于被动，于是在会议前希望与中国关系更近一步。中国则担心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对以色列的暗示没有正面回应。

万隆会议后，中国对中东政策调整全面开始。虽然当年7月以色列驻苏联大使以私人身份访华谈判建交，但中方没有在短期建交问题明确回复，而是加大了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

在此后短短年内，中国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掀起了建交潮。不久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方猛批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力挺阿拉伯世界。

与阿拉伯的“兄弟关系”成了中国中东外交最明显的标签。当然，此举使得中以关系更加冷淡，双方接触停滞。

1992年1月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以色列终于建交，这成了中国中东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与阿以双方关系的新纪元。

（作家：木春山）

来源：商业见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