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当我从埃及进入以色列第三天，其东北部的杜姆亚特发生反政府示威，并酿成新的流血冲突，一名警察死亡，32人受伤。据报道，冲突发生在当局和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之间。类似事件既非去年7月穆兄会政权被推翻后的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尽管冲突不算剧烈，但它不时提醒人们思考，埃及这个地区大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我此前先后有3次在埃及工作和旅行的经历，始于1986年，终于2000年。当2011年埃及爆发大规模街头运动时，笔者才意识到，自己熟悉的埃及过去几十年间在不断走下坡路，社会动荡，局势失控，政息党亡也在情理之中。

1986年初到埃及首都开罗时，我曾惊讶于这个世界级大都市的繁华和热闹。当北京商业生活还未大规模兴起、物资供应还不算充裕时，车水马龙的开罗让我知道了何为汽车社会；开罗人日常消费的碳酸饮料、咖啡和红茶，让我对比出北京大碗茶该有多土；遍布各区的体育俱乐部和如火如荼的足球联赛，让我明白埃及人最关心的不是政治；甚至一位门房额头祈祷留下的印记和本真笑脸，都让我感动于普通埃及人的知足与豁达。

1994年我作为见习记者到开罗出差，几百美元的月薪已足以让我斗胆在开罗购买最好的皮夹克，享受当地商家奉迎的笑脸。但是，开罗的脏、乱、差已逐步明显，野狗、野猫、苍蝇和垃圾举目可见，交通污染也越加严重，让人感到压抑，8年前那种美感已存之不多。2000年我从加沙地带到开罗出差时，月薪和补贴已超过1000美元，却没有任何购物欲望，因为北京已应有尽有。我眼中的开罗已停滞不前，开罗人脾气也明显见长，空气中弥漫的已不止污染和燥热，而是某种不安和躁动。

2011年埃及爆发“一二五运动”，约百万人的持续集会和抗议，竟导致穆巴拉克政权垮台，执政多年的民族民主党被取缔。我的分析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稳步甚至快速发展时，埃及却陷入持续停滞乃至倒退，包括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家族集权、司法不公和人心离散。这一切伴随着埃及社会公民运动的勃兴，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突尼斯事变的刺激，导致貌似稳定的政权一夜崩溃，整个埃及陷入长达3年的高频冲突和权力洗牌，直到军方再次接管政权。

阔别15年的埃及，在我眼里已相当陌生。因此，重返埃及不仅急迫，而且略有不安。短短几天的快速旅行，从开罗到阿斯旺，从卢克索到亚历山大，走马观花，浮皮潦草，收获倒也真切直观，乐观与悲观并存。总体印象是治安大面稳定，社会生活基本正常，外国游客依然如织，百姓多半苦中作乐。

然而，埃及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当局要治理好这个8000多万人的大国并非易事。首先，基础建设依然落后，投入明显不足。开罗至阿斯旺1000公里，火车依然要跑14个小时，而且经常晚点。所到城市，市政建设凋敝不堪，各种烂尾楼、缺乏装修的住宅楼比比皆是。千里尼罗河，两岸但凡人口聚集区垃圾成堆，道路不整，近30年未曾改善。即便已启用两三年的开罗—亚历山大双向八车道公路，车辆稀疏，表明城际人流和物流的萧条。其次，就业压力依然严重，大量青壮年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官方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依然高达12%。由于维稳需要，军人、警察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职业，引发新的不公。朝野博弈多次引发流血冲突，社会撕裂明显，街头百姓敢怒不敢言，军民、警民关系十分微妙。此外，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继续滑坡，张口要钱，伸手索物的现象相当普遍，缺乏现代商业社会最基本的服务意识、诚信态度和契约精神，势必让投资者对软环境的信心大打折扣。

5月4日，埃及银行称，上个财年外债有所减少，4月外汇储备已由3月的153亿美元增加到205亿美元，但分析家们认为这并不代表经济总体形势明显好转，而是海湾国家财政援助缓解了压力。虽然塞西已执政近一年，此间最新民调满意度达到89%，但并没有改变依靠举债度日、借助补贴稳定市场的基本套路。埃及人痛定思痛后也许乐意给塞西一定时间和空间实现国家经济成功转型，但这种耐心也是相当有限的，如果经济持续疲软，通胀、物价和失业率继续居高不下，埃及能否维持目前的稳定，将是个巨大的问号。

（作者：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