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宫小生，资深外交官，中国前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办事处主任（大使衔）、前驻约旦、土耳其大使。去年9月起，宫小生接替吴思科担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访谈动机

至今年4月，担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不到一年的宫小生大使已经五次出访中东国家。在刚刚结束的中东之行里，他访问了科威特、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伊朗。

“我在中东工作近40年，热点问题越来越多，很多热点烈度很高，我感觉非常痛心。”4月中旬回京后，宫小生对《国际先驱导报》有感而发。

民生多艰——这是宫小生在一些中东国家的直接感触。尤其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2012年重启直接谈判以来，两国并未如期待般走向和平。2014年7月底，以部队发动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军事打击，共造成134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600多人受伤，死伤者大多数为平民，大批房屋化为碎石瓦砾。

废墟之上，宫小生认为，中东从来就没有太平过，但他说，在中东，不能只看到动荡和冲突，也要看到这里有众多积极的因素，存在新的希望。

“中东很多地方发展非常迅速，令人震惊。”宫小生说，“这个地区年轻人比例大，学习新知识快，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因此，要对中东形势有一种客观和长远的认识。”

担任中东问题特使以来，宫小生曾多次在出访中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推动‘一带一路’，能够给地区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叙利亚人民、在热点冲突下生活的人民带来一些希望，带来机会，带来和平。”4月5日出访巴勒斯坦时，宫小生这样告诉当地媒体。

事后他向本报记者解释道，中东整体动荡背景下的和平进程愈发艰难，也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出了要求。他说，在政治解决踯躅不前的困境中，中国可将外交努力与经济合作“双轨”并用，以“一带一路”这一热门概念为中东和平带来创造性思路。

“放下外交身段，以民众的生存权利为首要关切”

《国际先驱导报》：您4月初刚刚访问了巴勒斯坦、以色列、科威特和伊朗，这次出访感受如何？

宫小生：老实说，身临其境心里挺不好受的。我们在外部讨论中东问题，尽管重视，但与亲身经历危机的人民相比，我们只是隔岸观火，难以真正体会当炮弹划过耳边、当房屋被炸毁、当亲人被杀害的时候，当没饭吃没水喝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受。

而且现在特别感受到，在中东整体动荡大背景下，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境遇确实愈发艰难。

以色列如此强硬的立场正顺应了一个政治学常识：越是窘境之中就越是右翼力量上升之时。去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提前大选，并于今年3月以强硬立场获选民支持，却至今迟迟未能组阁，足见近年来以色列内部政治经济困局难解。在此背景下的右翼力量扶摇直上，未来政局尚难断言。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过去两年频繁访问巴以却收效甚微，也从侧面显示了推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的艰难。此行我与双方领导人会面时，感受到他们之间很强的不信任感，在停建定居点、巴内部机构整合以及东耶路撒冷地位等核心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也很大。

正因如此，我觉得在“中东长久和平”这样的愿景之下，国际社会应首先推动一些更实在也更易操作的阶段性进展，其中开放边境将医疗和食品等物资运进被困地区是当务之急。这些问题亟待相关各国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去看待，放下外交身段，以巴勒斯坦民众的生存权利为首要关切。

对待中东问题要“通盘考虑”

Q：您在访问期间提出一个概念，对待中东问题要“通盘考虑”，这是什么意思？

A：随着中国的发展，肩负的国际责任自然也越发重了。这跟过去有很大变化，过去地区问题并不期待中国的作用，或者会反问中国能做什么呢？但现在却是非常希望中国参与和推动。面对这样的国际责任，中国特别要保持住自己的传统，我们的立场比较平衡，跟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海湾国家都能说得上话，各方都赞赏，说话也有人听。

正因如此，我们一定要采取中立客观又具建设性的立场，既不能“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也不能顾此失彼。对比西方和美国，虽然它们并未明说巴勒斯坦问题不重要，但实际上却更关心反恐，甚至只有恐怖主义威胁到自己才会重视这里，对他国人民的存亡并不关心，这是自私的表现。中国则提倡应把中东的各个问题结合起来解决，即“通盘考虑”。虽然这是一个外交语言，但照顾了各方立场，是一种比较平衡、全面且现实的国际表态。

“通盘考虑”包括两个层次：一方面，在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也门深陷武装冲突、伊拉克酣战恐怖组织的大背景下，国际外交努力不能一味向这些新困难倾斜而对巴以这个老问题冷漠忽视。事实上中东各热点相互关联，巴以冲突更是核心矛盾，对西方国家偏袒以色列的愤怒曾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民族主义风暴，现在也可能成为地区极端思想萌芽的温床，因此巴以问题忽视不得。

另一个层面，“通盘考虑”也指要站在巴以两方立场平衡得失。巴勒斯坦方面，政治解决不能单纯盯紧桌上谈判，人道主义援助、战后重建、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等诸多方面考量要同时跟进。曾经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戴维营协议”能够成功签署，就得益于政治努力之外大量的经济支持和军事援助。

面对以色列，我们同样站在当事国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被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重重包围，一旦西南北三方齐袭，72小时军事动员尚未完成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但随着1979年《埃以和约》的签订和2001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阿拉伯国家不再对以色列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阿拉伯动荡后，周边各国更是相继陷入自我调整的阵痛期，无暇顾及其他——可以说，以色列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好的局面。自本·古里安建国以来，以色列就一直希望与阿拉伯国家缔结和约，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地区环境。面对当下的优势局面，能否抓住机会签署于以色列有利的和约，是对其领导层政治眼光的重大考验。

此外，以色列所面临的威胁已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威胁转变为跨境的恐怖主义威胁，特别是随着周边国家陷入动荡，此前受叙利亚、约旦、埃及等国政府严格管控的边境地区现在十分松散，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有可能成为未来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威胁。以色列想要的“绝对安全”是不现实的，连美国都难逃“9·11”事件。况且以国土近年来遭遇的袭击并非都是巴勒斯坦当局所为，也不应让巴勒斯坦人民承担责任。双方推动和解、共同对抗恐怖威胁才是正途。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东的机遇

Q：除了巴以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来的热点越来越多：比如埃及、伊拉克、也门。在促进中东国家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您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有特殊意义。

A：中东地区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停滞的和平谈判看似各有背景，其根本原因最终都归于缺乏合理的经济建设基础和有效的经济合作计划。

久拖不决的政治困境尤其需要创造性思维来打破僵局，中国正以“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经济合作举措，为深陷困境的各国提供了一条抛弃冲突、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对中东和平进程一个突出的贡献，也可能成为和平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想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经济发展必须放在日程上。

此次访问中东四国，我发现各国领导人对“一带一路”倡议都非常支持。国际社会都认可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文明传播之路、宗教传播之路、文化相融合之路，是合作之路、和平之路，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这为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推动中东和平的理念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但纸上谈兵易，实际操作难。我们提出的有些概念很美好，但实施起来有难度，比如“产业转移”就要求对象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充足的劳动力储备。“一带一路”路线图将沙特、阿联酋、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16个中东国家囊括其中，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许多国家缺乏开展合作的基础，这就要求中国针对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做出合理评估和判断。比如，像埃及这样有实力的大国，要把握其长远发展方向，坚定与其合作的信心；对叙利亚、伊拉克和苏丹等拥有一定工业基础却饱受动荡之苦的国家，要充分调研、因地制宜；对黎巴嫩、阿曼和突尼斯这些缺乏工业基础和劳动力的国家，开展合作难度大，但旅游、服务等领域可尝试开拓空间。

另一方面，从古代丝绸之路就可看出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还是习惯别人来买我们的东西，是别人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走出去，“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大战略是个飞跃。但我们一定要认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也还是小学生，未来的路还很长。所以我们一要目光长远，政府机构和企业结合起来，对国际局势大方向和发展趋势有把握，对一些重要国家要结合我们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经验和教训，精心梳理后再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情况做出决策；二要踏实务实，认清楚大项目不可能三天搞成，也不可能只赚不赔没有风险，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耐力；三是不能太过功利，谁都不傻，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时需要对象国出让一部分市场，那么就更要为对方提供利益，甚至是要让人家得到更大的利益。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外交上、经济上都要做大量工作，是几代人的事，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也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是各国合作的事情。

伊核问题年内有望获得新突破

Q：您对也门局势、伊拉克反恐战争以及伊朗核谈判的未来发展有何预期？

A：也门形势非常复杂，要分几个层次来看。第一层是沙特和伊朗等地区大国角逐，背后还有幕后推手暗潮涌动；第二层则是也门国内部族历史上的纠结和现实中的缠斗。

下一步总的来讲，我认为不太会发展到失控的程度。阿拉伯国家的干预本身就表明了阿拉伯国家希望控制局势。但同时外力的干预很有节制，空中袭击很有节制，地面部队也并未出马。也门问题上，媒体大多比较关注军事干预，其实外交干预已经非常密集，俄罗斯、美国等各方都在做出努力。现在仍处于僵持阶段，大家观察到的是军事上的发展和演变，随着时间推移，外交上的成果就会更加突出一些。

也门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还与地区大环境的发展相关，比如叙利亚问题、伊核谈判等都对其有影响。但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也门局势进一步恶化，再出现一个叙利亚。

伊核谈判，我个人认为今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双方都有这方面需求。美国虽然态度强硬，内部各派立场也不一致，但达成协议的意愿其实非常强烈。国务卿克里本来希望在中东和平进程上取得突破，但现在看来很困难。如果奥巴马希望在任期内斩获一个外交遗产，那么应该是伊核问题。

对伊核问题应该有三重判断：第一，双方达成协议的愿望是主导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第二，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很大，存在不信任感，所以讨价还价很多，变数也很多，不到最后都很难说；第三，就算达成协议，肯定也是妥协折中的方案，双方都不会太满意。今后协议的执行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双方会做出各自的解释，伊朗和美国都会说自己获得了胜利。

如果伊核问题达成协议，将是一个对中东其他热点问题产生重要影响的巨大进展。一是巴以，这次访问以色列时，以领导人坦言伊核谈判对以色列是一个重要刺激，领导层非常不高兴；二是也门，由于伊朗非常希望在伊核问题有所突破，所以在也门问题上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此外，伊核协议对叙利亚等问题也将会有影响。

（记者：蔺妍）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