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4月28日发表题为《哪个才是真正的伊朗？》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下属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全文编译如下：

如果称之为认知差异是过分简单化了：一时之间，伊朗以间谍罪审讯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不断助推也门的混乱和叙利亚的战斗，而温和的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却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表示，“我们建设性的接触超越了核谈判”，并建议进行地区安全合作。

然而，伊朗相互冲突的观点始于核协议本身。就在有关最后核协议的会谈开始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坦率地提出条件：协议签署时必须取消所有制裁，并且不允许对军事基地进行核查。后来总统鲁哈尼的立场有所松动。他表示，协议实施之日必须取消有关制裁。哈梅内伊和鲁哈尼的观点都同白宫公布的框架协议存在矛盾。该框架协议是：随着协议的实施，将逐步取消制裁，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可疑地点进行“质疑性核查”。

那么哪个才是真正的伊朗？在核协议问题上，美国外交官很快会弄清楚，究竟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束缚了伊朗谈判代表的手脚，还是伊朗的各项声明只是讨价还价的战术。比核框架协议很多细节不明确、更严重的是任何有关协议对该地区和美伊关系的影响的不确定性。

对伊朗在本地区的行为——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哈马斯或也门胡塞组织，美国有着很多关切。但核协议同美国关切的这许多问题之间没有直接联系。2位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乔治·舒尔茨4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核协议同地区战略分离是美国中东地区战略的缺陷之一。

奥巴马政府的肢体语言显示，美国希望产生一种溢出效应，从而导致伊朗的行为发生改变，美伊关系得以解冻。正如奥巴马所说：“如果伊朗抓住这个机遇，伊朗人民将因为重新加入国际社会而获益，并且我们能开始消除两国间的猜忌。”

人们或许存在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希望，就是在最终协议存续的10至15年间，解除制裁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将改变伊朗的行为。从有关框架协议宣布时伊朗街头民众的欢乐情绪判断，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伊朗行为的任何改变都非必然，它不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假设。

到第3代时，人们对革命往往会失去热情。伊朗民众的情况或许会是如此。伊朗8000万公民中有60%年龄在30岁以下。但伊朗政权只是稍微缓和了内部约束，并继续在本地区践行激进主义。

国际制裁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无法使用银行服务和外国投资，伊朗经济一直在挣扎，2014年估计仅增长了3%，而2013年缩减了1.7%。鲁哈尼改变了一些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但伊朗依然是一个国家主导的经济体。一些免税基金会控制着30%的经济，后者还是政治赞助的主要来源。

解除制裁并让伊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将为全球金融和伊朗的石油与天然气部门所急需的外国投资打开大门，从而大大加强伊朗经济。伊朗的石油生产已从1980年的每天600万桶下跌到如今的每天250万桶。

伊朗高层意见中的不和谐状况说明伊朗有着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虽然最高领袖掌握最终话语权，但伊朗是一个“专制民主”国家。它的总统候选人和伊斯兰议会要接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筛选。该委员会拥有12名法官，其中一半是最高领袖任命的，另一半由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并由伊斯兰议会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是对立法机构的一种制衡，它判定哪些法律同宪法相符。还有一个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以便为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的争端提供仲裁。

对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这6大国来说，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它们与之谈判的伊朗人不是活跃于本地区的那些伊朗人，也不是最高领袖。

此外，对伊朗来说，会谈不仅仅关乎核协议。对伊朗来说，这还与民族认同有关——一个因为焕发新的经济活力而得以加强的政权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还是继续它的扩张主义？

随着核谈判结束，世界对伊朗表面下正在进行的政治角力没有多少了解。对6大国来说，最重要的将是透明度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能监督伊朗的燃料循环活动，并能及时发现欺诈行为。伊朗政治体系是否或如何取得足够共识，以便最高领袖签署一项核协议，这对伊朗领导人来说都是不确定的。

（编译：朱捷）

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