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之际，出现了有关国际秩序的两大预言。其一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该理论最早是1989 年在《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后来又在1992 年的一本专著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它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了对其他所有意识形态对手的全面胜利，甚至预言会出现一个单调乏味的和平、宁静的未来。
另一个理论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该理论最早是1993 年在《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后来又通过1996 年的专著加以论述。亨廷顿极其悲观，预言在美苏对立终结后，将涌现一股新的由文明竞争和仇恨所推动的冲突浪潮。
福山和亨廷顿也许都借用最近发生的事件来声称其理论的正确性。许多人把“伊斯兰国”的出现看作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属实的证据。
另一方面，预见大国对立结束但第三世界将冲突频仍的福山，在去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以及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落》中，声称他的“历史终结论”仍然“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他承认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和公民权利可能遭遇“衰落”，就像美国正在出现的情况那样。
尽管笔者尊重两位学者的智慧，但我认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两大学说已经被证明不仅基本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执迷不悟的。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在证明这两项理论的错误以及使它们失去信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未必是以最容易预测的方式呈现的。
让我们从福山谈起。最早的历史终结论文章指出“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取得了明确的胜利”，并声称“西方、西方理念的胜利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有可能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系统性思潮的彻底沉沦中”。
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因为落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替代思潮———即法西斯主义或和共产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思潮。因此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是一组西方思潮对另一组西方思潮的战胜。
福山还预言世界将实现更大的地缘政治稳定。对他来说，只有“仍然深陷历史桎梏而不能自拔的大国”才会产生和保持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重大意识形态，并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引发“大规模冲突”。冷战后可能作出这样的挑战的候选国家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但是两国都在拥抱西方式的市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拥抱西方的政治开放，从而将会摆脱所谓的历史桎梏。
不过俄罗斯和中国可能预示国际体系中“地缘政治的回归”。那么伊斯兰世界呢？福山不承认伊斯兰文明有可能提供一种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替代。尽管其阵营中没有大国或强国，但伊斯兰文明无疑将会对自由主义构成非传统的强权政治式挑战。
然而历史并不会因为大国的重大思想而开始或结束。伊斯兰世界在人口统计方面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世界上有49 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约占联合国成员国的1／4。世界的16 亿穆斯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其中青少年人口增长显著。
事实上，这些人口统计方面的事实在亨廷顿列出的造成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冲突的理由清单上十分醒目。在这一方程式中再加上中国的13.5 亿人口，将意味着理论上世界人口的大约1／3 仍置身于西方获胜的意识形态之外。
即便像笔者这样的民主忠实信徒，也发现福山关于西方式自由主义民主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替代”以及“我们对于历史终结时将存在什么样的社会不应抱任何怀疑”的说法过于笼统、自大和宿命论。
尽管认为穆斯林国家和社会拥有相同或一致的世界观将是错误的，但以为它们会简单地认同或接纳西方自由主义同样是错误的。这不应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认可混为一谈。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和穆斯林国家并不认可西方自由主义，同样也不支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或其他形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事实上，多个穆斯林国家本身也成为了恐怖组织的打击目标。
近年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新的全球冲突模式得到了人们的拥护，这种冲突模式是对冷战的取代，并指明了美国及西方可以集中和动员其战略反应能力加以抵抗的威胁。它强化了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并且可能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提供了一种含蓄的理由。
不过，与福山的理论一样，亨廷顿的理论没能通过在伊斯兰世界及其他地方的检验。在“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共同支持美国。
当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美国2003 年入侵伊拉克的时候，伊斯兰国家持十分强烈的批评和不合作态度，而这是因为这一侵略无视国际准则，蔑视联合国安理会。
目前，一些最著名的伊斯兰国家与美国联手打击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正如笔者在“9·11”袭击之后指出的，亨廷顿的理论至少低估了国家利益、政权安全和国家主权顺应力对于文明一致性的影响。
对亨廷顿理论来说，更加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实施暴力的目标与受害者绝大多数是穆斯林。
根据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统计，在2004 至2013 年间，所有恐怖袭击的大约一半以及恐怖袭击所造成死亡的大约60%，都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它们都拥有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也都是反恐战争的中心。
美国政府全国反恐中心2011 年的报告估计，“根据可以确定恐怖主义伤亡对象的宗教属性的案例统计，过去5 年中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伤亡有82%至97%发生在穆斯林身上”。
与亨廷顿理论恰恰相反的是，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暴力主要是文明内部的冲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乌克兰。来看一个明显的例子：亨廷顿曾在1996 年的著作中预言，“如果文明是起作用的因素，那么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暴力就不大可能发生”。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作者：阿米塔·阿查里雅夫，美利坚大学教授；翻译：曹卫国）
来源：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