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起汽车炸弹事件，导致15人遇难，其中包括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一名负责安全警卫的工作人员。位于半岛皇宫酒店高层的中国大使馆办公区与宿舍损毁严重。袭击事件发生后，索马里“青年党”自称对此负责并表示，这是该组织对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索马里政府军近期行动的报复。

如果此说属实，这表明中国驻外大使馆与他人分享办公大楼的风险正在上升。即使此类攻击不是直接针对中方，但任何针对同中国外交人员分享办公大楼的他国人员的攻击，也必然自动对中方人员构成关联威胁。即使是我国的单独馆舍，也不排除招引恐怖组织为报复本国政府或其他政治原因而将中国使馆当作攻击目标。

可以说，在大外交时代，我国对驻外工作人员的安全保护正在面临新挑战。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外利益保护，或是提供海外领事服务，而是提供这种服务的政府人员自身的安全正在受到严重威胁。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对待？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合作的日益深化，国人和中企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去年我国出国出境人员已达1.1亿人，我国对外双边贸易总量更达4万亿美元。与此大外交相伴，不仅是中外国际交流合作的加强，还有裸露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这些风险，既有中国财产在海外面临损失，更有中国公民与政府人员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根据变化中的形势与威胁，我国政府不断做出应对。近十多年来，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拓展，中国政府对海外公民的领事保护不断提高。对于在海外高风险地区，我方已在东道国同意的情况下，派出安保人员携带武器保护我国外交人员。

中国的大外交在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在延伸，中国的海外大安保也要与时俱进，这主要应该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是单方面的。我国驻外机构的反恐物理保护需要继续提升，尤其是在失稳地区的外交馆舍之安保条件需大幅改善。在符合国际法规并征得东道国政府同意下，我国需加强相关安保人力与技防投入。向海外外交机构派出中国武警的做法，更需常态化、标准化、高质化、法制化。只有我国驻外工作人员感到更加安全，他们的国内家人才会感到更加安心，更多优秀人才更有可能选择从事这一职业，国家才更有可能有效推动对外交流合作。

其次是双边化。中方就驻外机构的安保问题需同驻在国政府开展更多的安保合作，就中方人员配置、技术能力、情报分享等问题与东道国进行更多沟通与制度协作，从而减少中方外交机构与人员受到伤害之可能。改善这方面的工作，应是我国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必要部分。对此，我国可借鉴国际社会现有经验与实践，与东道国相关部门形成积极合作。这种合作，就其定义而言必定是双向的，相关国家的在华派驻机构也将对等获得中方提供的安保合作升级。

再次是多边化。中国保护自己在海外的外交人员与馆舍，既是中国自己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挑战。对外，中国海外大安保需与所在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甚至联合国安理会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广泛合作，借助地区与多边的力量，在制度、法律和能力上合作铸造大外交大安保体系，不仅中国的安保力量要走出去，中国还要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新理念，贡献新资源，为国际社会提供区域反恐联防的新实践。

（作者：沈丁立，复旦大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