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议会选举的结果显示，正发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都通过10%的议会门槛，因而造成了“悬置议会”的局面，这也给土耳其政府的顺利组阁带来了一定挑战。
7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中土关系因土耳其反华示威遭受冲击之际，埃尔多安此次访华备受关注。而学者也将目光再一次投向土耳其政坛。在6月7日进行的土耳其议会选举中，目前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以下简称“正发党”）获得40.87%的选票，取得全部550个议会议席中的258个，共和人民党（CHP）获得132个议席，民族行动党（MHP）获得80个议席，人民民主党（HDP）获得80个议席。由于未能达到全部议席半数的276个，正义与发展党将无法单独组阁，这也标志着该党连续13年一党单独执政的历史走向终结。为了更好地了解此次选举的背景和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土耳其政党格局的现状及其历史演变进行归纳和总结。
从一党制到多党制
土耳其的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在当前的土耳其社会权力结构中，政党是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政党进入权力中心都需经过选举才可，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土耳其与其他的中东国家有了制度上的区别。不过，土耳其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不断经历反复和歧路，时至今日仍然处于民主化的整固阶段。
在一党制时代（1923—1945），土耳其政治基本上处于凯末尔及其领导的共和人民党的控制之下。不过，作为凯末尔主义者进行民众动员以及传播改革理念和思想的工具，共和人民党并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而是仍然处于国家统治之下。虽然凯末尔为了疏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分别在1924年和1930年做了两次民主化的尝试，但由于担心反对党会赢得民意并进而终结共和人民党的政治权力，因而在短暂的实验后就迅速取缔了反对党。因此，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政治体制是法国的共和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威权主义的集合体。
二战之后，民众和部分政治家开始对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有所不满，加上外部又面临苏联的威胁，因此，出于平息国内不满情绪和寻求西方援助的需要，时任共和人民党主席伊斯麦特·伊诺努总统决定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1945年11月1日，伊诺努在大国会议会中做如下发言：
“原则上，共和国时期一直都在维护民主特征的存在。独裁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不符合土耳其民族的特性，也是对她的伤害。我们唯一的缺陷是没有其他政党来面对执政党。执掌权力者曾经对这样的尝试进行过鼓励，但不幸的是，由于国家出现的反动力量，两次这样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国家需要在自由和民主的正常氛围下建立另一个政党。”
伊诺努还进一步鼓励共和人民党党内持不同意见者不在党内建立派系，最好是公开活动。在此番表态下，1946年1月7日，以杰拉勒·巴亚尔（Celal Bayar）为首的反对者建立了民主党（DP），希望两党能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进行公开的、文明的竞争。事实上，巴亚尔在建党之初也表示对共和人民党的尊重。例如，巴亚尔在民主党的党纲提交政府批准之前就先交到了伊诺努手中，而后者也只在国家的世俗主义性质、外交政策和基础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保留意见。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开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46年5月10日，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共和人民党在召开的大会上也对党纲做了相关修改：决定对以阶级利益为基础建立社团和政党的禁令进行解除；党主席不再是终身制，改为经由选举产生；由于反对党的建立因而决定取消独立团体；决定在1946年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不给民主党充足的应对时间。
在1946年7月21日的选举中，共和人民党赢得396个席位，民主党赢得62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7个席位。由于当时的投票是公开的，而计票则是秘密进行的，因此民主党认为这次选举充满了舞弊嫌疑，之后更是不断为选举过程的民主化而大声疾呼。虽然此次选举充满了争议，但仍然在土耳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由此进入了从1946年至1950年的过渡时期，并且沿着一种温和的道路前行。
在过渡期间，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之间罅隙不断，而伊诺努再次扮演了民主的调节者和稳定者的角色。1947年7月12日，伊诺努发表了著名的“7·12宣言”，再次确认了反对党的合法性。他在宣言中说道：“任何使用合法手段而非革命手段的反对者都应与当权的政党享有同样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作为国家领袖的我对于两个政党同样负责……政府需要承担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政府的公正态度也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保障……不需害怕当权的政党，反对党将会在安全的环境中运作。政府将会满足反对党一切法律授权的要求，广大公民也会对政府权力掌握在某个政党手中保持信心和镇定。因此，障碍只是心理上的，为了将之克服，我愿意要求反对党的领导者和政府的领导者开展真正的合作。”此份宣言成为了土耳其民主过程的转折点。
在1950年5月14日的选举中，民主党赢得了53.3%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408个议席，共和人民党仅获得了14.2%的选票，拥有议席69个，土耳其的政治权力和平转移到了反对党手中。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进入了“曼德雷斯时代”，连续赢得选举，成功地进行一党单独执政。直到1960年5月27日第一次军事政变的爆发，民主党才走向终结。
多元化政治格局形成
1960年的军事政变结束了土耳其两党制的政治实验。不过，随着20世纪50年代社会经济和教育的转型给予社会力量更多的权利，加上1961年宪法的颁布，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由于政变之后选举遵循的是没有选举门槛的比例代表制原则，因而使得一些拥有极端意识形态的小党派也有机会进入议会。但这种多样性也给政治制度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导致政治制度出现分裂的局面，使得一些政党即便获得较高的选票也有可能无法占据绝对多数地位，从而阻碍了民主决策的效率。
通过取缔民主党并将该党的领导人施以刑罚，1960年的政变为共和人民党在次年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开辟了道路。之后，在新的选举规则下，共和人民党获得的选票数也仅仅只能组成三次较弱的联合政府。在1965年的选举中，传承民主党衣钵的正义党（AP）获得了52%的选票，再次组成绝对多数党政府。然而，这个较为稳定的一党执政时期也只是维持了短暂的时间，直到1971年3月12日爆发第二次军事政变为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政党开始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作为“民族观念运动”的领导者，内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先后建立了一系列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MNP，1970年）、民族救赎党（MSP，1972年）、繁荣党（RP，1983年）、美德党（VP，1997年）、幸福党（SP，2001年）。1973年，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民族救赎党与共和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标志着政治伊斯兰正式获得了合法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斯兰政党达到权力的顶峰，但随即遭到世俗主义力量的打击，政治伊斯兰运动也走向衰落和分裂。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爆发了第三次军事政变，再度切断了民主化进程。此次政变后，军政府取缔了所有的政党，并且规定以往政党的领导人10年之内不能进入政坛，使得在20世纪70年代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苏莱曼·德米雷尔、比伦特·埃杰维特、阿尔帕斯兰·图尔凯斯、内杰梅丁·埃尔巴坎等都没有了用武之地。三年后，军政府决定将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但是只允许新组建的三个政党参加选举，分别是民族民主党（MDP）、大众党（HP）和祖国党（ANAP）。虽然军方支持前两个政党，但最后的选举结果则是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魻zal）领导的祖国党获得胜利，由此开启了“厄扎尔时代”。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党的政治立场来看，土耳其形成了中右政党、中左政党、保守民族主义政党以及伊斯兰政党的政治格局。
第一，中右政党一般占据执政党的位置，大多赞成市场经济，主张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并且赞成政教分离，但表现得并不是非常强硬。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六七十年代的正义党都属于中右政党。然而到了80年代，中右政党分裂为由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和德米雷尔领导的真道党（DYP），随着这两位领导人分别在1989年和1993年离开政党成为土耳其总统后，祖国党由梅苏特·耶尔马兹掌管，真道党则由坦苏·奇莱尔接管。90年代随着经济的衰落、通货膨胀的加剧、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斗争的严峻，两个中右政党无力解决社会问题，因而无法赢得人民的选票，民众转而支持埃尔巴坎领导的伊斯兰政党，最终将埃尔巴坎推向了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亲伊斯兰的总理。
第二，中左政党一般占据反对党的位置，大多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支持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严格推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政策等。其中，共和人民党是中左政党的代表，其左翼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杰维特当政时表现得较为明显。然而，自多党制以来，共和人民党再也没有赢得足够的选票而单独一党执政，其原因就在于它代表着既得利益者，即官僚、军队、城市中产阶级等权势阶层的利益，与普通人民的诉求有较大的差距。
第三，保守民族主义政党以及伊斯兰政党在大多数时期内都是小众党派，需要寻找机会与中右政党建立联合政府。例如，图尔凯斯于1969年建立的民族行动党对于市场经济不感兴趣，主张政教分离，在冷战时期主张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视苏联为敌人，而在冷战后则主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不仅严厉打击库尔德工人党，而且对库尔德的民族认同表示强烈反对。伊斯兰政党则持强烈的反西方、反欧盟的立场，力图以奥斯曼帝国为范例在中东建立一个穆斯林强国，希望逊尼派伊斯兰在政治和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实行“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正义与发展党的一党执政时期
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以黑马姿态跃上土耳其政坛，虽然只获得34%的选票，但由于超过10%议会门槛的政党仅有正发党和共和人民党，因而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控制权，从而开启了一党单独执政的历史。正发党的崛起受益于以下因素：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1999年地震发生后政府的应对不及时；2001年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对于土耳其政党制度失去信心。
为了摆脱与埃尔巴坎领导的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关联，正发党提出了“保守民主”的执政纲领，在社会政策上实行保守主义，在政治制度上推行民主化进程，在外交方向上坚持亲欧盟、亲西方的方略，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改革，力图像20世纪50年代曼德雷斯领导的民主党和80年代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一样获得边缘力量的支持，从而填补90年代中右政党失信于民后的权力真空。
概括而言，从2002年以来政党的政治立场来看，土耳其形成了中右政党、中左政党、保守民族主义政党以及库尔德政党并存的新政治格局，这一特点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传统的伊斯兰政党则受制于正发党的掣肘而逐渐沦为边缘力量，不过其长久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
第一，中右政党的代表变为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正发党。正发党主动推行西方化运动以加入欧盟，积极推进全球化运动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等措施，都赢得了土耳其精英和民众的广泛支持。事实上，凭借正发党政府的持久控制力以及埃尔多安的个人魅力，正发党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右力量、保守主义力量、民族主义力量、贫民和中产阶级以及库尔德民众的大联盟，而且成为唯一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力的执政党。
第二，中左政党的代表仍然是秉持凯末尔主义的共和人民党。从阶层看，该党在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中拥有大量支持者。从地区来看，该党在色雷斯、爱琴海、地中海等旅游业发达、经济发展迅速、思想更为开放的地区有较大的选举基础。从宗教来看，该党是阿列维派的坚定选择，而据估计，阿列维派约占土耳其人口的10%—15%。因此，共和人民党更多地是由左翼分子、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受过教育的女性、沿海的土耳其人、阿列维派组成的联盟。虽然该党在最近十几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但是在库尔德人居多的土耳其南部和东南部的影响力仍然比较有限。
第三，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分别代表了土耳其政治格局中的较弱力量。在党主席德夫莱特·巴赫切利的带领下，民族行动党的得票率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也有一定幅度的攀升，除了在传统的中部地区获得选票外，还开始对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土耳其和土库曼族裔的民众产生吸引力。不过，由于民族行动党对市场经济的重视程度不够，因而在城市中产阶级的争夺上还无法同正发党以及共和人民党相抗衡。与此同时，传统上只拥有“地区”和“族裔”属性的库尔德政党也开始在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部地区展现出竞争力，人民民主党党主席甚至在2014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9.8%的选票。此外，该党所表现出的自由主义倾向也为其向一个全国性政党的转变提供了动力。
2015年议会选举的结果显示，正发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都通过10%的议会门槛，因而造成了“悬置议会”的局面，这也给土耳其政府的顺利组阁带来了一定挑战。虽然正发党的得票率达到41%，但却仍然失去了一党执政的机会。不过，土耳其政治新格局的出现表明主要政党的力量开始有了相对制衡的实力。无论土耳其组成何种联合政府，亦或是提前举行大选，能够长久在土耳其执政的仍将会是代表更多民意的中右派政党。
（作者：杨晨，土耳其海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