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极端信息”思想病毒的传播可谓无孔不入，单靠封堵防不胜防，最有效的方式是从青少年抓起，建立“阻断和免疫”机制。

国外通过对暴恐行为的综合分析，认为“建立‘极端思想’防火墙最好的时间是在14-25岁之间”。一般而言，处于该年龄段的青少年，正好处于传统家庭教育，尤其是穆斯林宗教传统习俗和学校科学教育的多重矛盾之中，其思想尚不成熟，行为方式鲁莽冲动，判断能力和辨识能力有待加强，如果受到蛊惑和诱导，极易引发叛离情绪和行为，是极端思想的易感人群。

如果通过“批判性宗教实践”等“反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建立起青少年心理疏导的有效模式，使原本是“极端化”潜在高危群体逐渐转变为具有防范意识和防范策略的第一道防火墙。

从沙特阿拉伯、丹麦、英国等国家“反极端思想”干预的实践经验来看，国外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开展防御工作：一是充分利用社区力量，例如荷兰政府通过采取社区教育，帮助年轻人了解极端化的危害，进行去极端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二是通过学校的宗教再教育，例如采取“极端对话”的教育形式及家庭支持计划，减少青少年对极端思想的好奇心，降低极端思想在青少年中的易感性;三是对部分暴露出极端化思想的年轻人，开展“包容项目”使之重回学校。这些实践的共同点在于采取多种手段提前建立青少年对极端思想的防火墙，从而干预极端行为发生的可能。

从我国的具体实践看，目前新疆已经开展了“每课三分钟”教育活动，通过教授政治思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团结等内容，讲述极端主义的危害，力图开展去极端化工作。但是，“每课三分钟”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内容的系统性不强，生动性灵活性不足，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性，课时也有限，难于取得预期效果。

结合国外实践和国内探索，笔者建议，应充分利用好学校教育这一主阵地，在老师的引导下，启发和教授青少年学生的科学精神，逐步培养“怀疑相关信息的来源”和“查证相关信息内容准确性”的能力。还可以借鉴国外广泛采用的“极端对话”模式。通过播放一系列反映前极端分子和极端行为受害者亲身经历的网络互动式的教学资源和多语种影视和即时信息，让学生对极端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直接认识。

其次，在日常教学之外通过筛选和组织，让学生接触一些“不具有传染性”的敏感题目，通过辩论、演练等形式，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接触到极端思想时，能够自主、批判性地辨别各类宗教信息，提高抵御能力。必须注意的是，开展“反极端思想”的教育课程，不能简单灌输，而应该是从培养批判精神入手，提高他们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网络宗教内容“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在推进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的“去极端化”探索中，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产生“副作用”，引发甚至激活某几个潜在极端分子的极端思想。不过，由于整个过程在学校中开展，这一“副作用”将处于可控范围，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有利于我们及时发现青少年的异常反应。

（作者：张少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