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冲突：对安全与合作优先项的重新定义”。人们只要看一下某天的头条新闻就知道这个议题有多么紧迫，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正在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提高在安全性和稳定性上的合作又是何等重要。

多重因素导致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安全的概念。这包括欧洲出现的新的不确定性、亚洲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北非、中东和中亚正上演的残酷军民冲突。每个地区都在经历新威胁，都有对重新界定安全概念的需要。

暴力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的新作用、对非对称战争的再次重视，这些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国家安全方面合作的每种形式、思考我们对付这些威胁所使用的手段、思考我们培训的方式。

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以及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之间的联系，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安全力量的角色，以及军事与民事行动联动的必要性。这还迫使我们在所谓军事革新（RMA）的局限之外进行思考、教育和培训。

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来自失败国家、社会冲突、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其特点是社会性与军事性的交织，这需要在国家安全合作方面更宽广的方式和手段。我们需要在军事革新所侧重的传统战争之外进行思考和行动，并对国家及跨境非国家行为体的新角色做出回应，应对军民联动的革新。

1991年，美国、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联合部队对进入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发动攻击。期间，参战的主力部队受到空对地传统力量的打击，并在国家行为体间形成了长期的停火。此后，许多分析人士将这次冲突汇中的新打击方式称为“军事革命”。

现在来看，这次“革命”似乎就是强调传统打击力量在作战中的联合。强调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压制敌方防空力量，然后进行深度打击，并发动空对地攻击战、快速机动作战。侧重高强度24小时对冲、超前情报及定位、以及建立在安全通信与数字支持基础上的几乎实时的决策环。隐形装备成为现实，这显示了某项技术的单兵突进就可以改变战争形势。

伊朗-伊拉克战争（两伊战争）已经显示出，在现代战争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成为可能。但是在战争中，伊拉克也想开发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使得核扩散成为军事革命中的现实因素。

十多年后，“军事革命”似乎仍主导着21世纪的冲突。2003年，美国带领下的又一支联合部队进入伊拉克，以解决被渲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该部队再次依靠对地方防空力量的压制、快速高强度的持续机动作战及空对地攻击。

从大战略上来看，美欧似乎已经成为全球军事力量中的决定性力量。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主。俄罗斯也许成为未来的合作者，而中国还没有成为能与美国匹敌的大国。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互联网与社会网络似乎导致更高层次的全球共同体革命。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稳步增长似乎正刺激一定程度“全球主义”的形成。

一年后，萨达姆的倒台将伊拉克推向了宗教及民族派系互殴的内战中。其中，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新形式的反抗武装，都使得“军事革命”的应对方式捉襟见肘。

同一演化进程要求我们通过合作处理军民革命（RCMA）。上世纪90年代末，极端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陡然兴起，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结合成更具威胁性的恐怖主义，集不对称战争、叛乱和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于一体。其他挑战也在改变着世界。

本次会议无意否定1991年和2003年在安全性和作战方面出现的进步，但威胁也在继续，包括新形式的经济战、网络战、领土主张、国际贸易壁垒和移民障碍，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等。军队的专业性和教育应适应这些变化。

这种“军民革命”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用新武器打意识形态战。但这种程度的打击只是镇压，不能根除。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队必须有民间的合作伙伴，并采取“整体政府”的办法，来处理极端宗教主义和发生在世界上更广泛的动乱。这需安全性更加灵活和更具适应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另外，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变成威胁。国家安全部队应做好准备，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并阻止境外势力对其支援。

中东和中亚的国内战争要求他们在公民和国家层面上寻求跨国合作。外部军事力量在帮助建立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仍然是不确定的。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表明了建立更有意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并强调需要新方法来构建这样的伙伴关系，同时反思训练方式和援助行动。

战略规划，军事分析和教育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适当的战略沟通，适应性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冲突，内部分歧和非对称战争。它们企图通过宣传打击军事力量和国家的作用。各国需重新定义安全和优先领域合作。

（作者：Anthony H. Cordesman，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