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3岁小男孩艾兰·库尔迪（Aylan Kurdi）随父母向希腊偷渡、溺毙陈尸土耳其沙滩照片从9月3日以来一直冲击着很多人的心灵，将欧盟遭遇的难民问题又一次推向风口浪尖。

从最近的舆论来看，这张照片表面上显示的是西欧部分发达国家不人道，不顾难民的苦难。事实真是如此吗？

难民登陆的意大利、希腊以及匈牙利，已经有足够的难民营让他们摆脱战争威胁、暂时过上安定的生活。然而，不少难民不愿意待在这些难民营，坚持要去英国、法国和德国，甚至不顾违反当地法律，砸毁公共设施、破坏铁路运行。当地媒体和政府出于人道，对此没有苛责。

此外，难民问题大规模爆发前，地中海难民已经是一条回报巨大的非法移民产业链。据《凤凰周刊》特约作者任丹妮观察了解，偷渡者会通过中间人找到提供走私船的“蛇头”，登船的起步价高达1000美元。每艘船至少会搭载200人，一周收入就能达到百万美元。丰厚的回报使“偷渡地中海”成为了一项收益颇丰的“生意”，市场辐射至利比亚、突尼斯、土耳其。

在利益和对未来优越生活的憧憬面前，不少非法移民和难民的边界开始模糊；而欧洲社会在政治道义的压力面前，却背负了道德与现实的双重压力。

为什么欧洲社会如此两难？我们先回到历史中，以20世纪发生在法国的两次大难民潮以及一次北非的移民潮为例进行思考。

历史上法国的难民潮和移民潮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在1939年1月16日加泰罗尼亚战役后到当年3月，有46万左右的难民突然涌进法国，当时的波尔多和图卢兹等城市挤满了难民，法国政府在21个本土省修建了200余个难民营，并且根据难民的等级分别安置。虽然当时的难民营条件非常艰苦，但法国通过劳动自养等形式，有效地管理了难民。这些难民后来流向墨西哥、美国、苏联，部分也返回西班牙，部分就留在法国，成为法国公民。其中一位难民的孙女，成为了现在的巴黎市市长安娜·伊达尔戈。

法国从1975年开始接受柬埔寨从红色高棉统治时逃出的难民，1981年又开始安置越南战争逃出的越南和老挝难民以及部分中国华侨，其中最大的难民集中居住区在巴黎第13区。法国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高层公寓安置难民，这些难民在这里落地生根，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骚动，反而成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社区，大量艺术家也在这里生活。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里已经成为巴黎最大的东南亚和华人社区，街区生活繁华，成了法国人感受东亚文化以及美食的集中去处。

不同于这两个例子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因为战争、经济招工等性质来到法国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移民，最初以难民、外劳的形式登陆法国，受当时法国左翼运动之惠，大部分留在了法国，集中居住在阿尔萨斯、洛林、里尔以及巴黎等传统工业区以及几个大型安置区。之后，他们的家属也以家庭团聚的形式来到了法国。到1975年，来自非洲地区（主要是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已占法国所有移民的28%。

这些移民成为法国公民以后，经历了法国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法国社会保障充裕，并未形成社会问题。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法国一些企业随着产业升级换代，迁至其他国家以后，这些工业区开始衰落，这些移民社群和传统社群的摩擦和冲突开始出现，一直升级至2005年巴黎郊区的大骚乱。现在马格里布移民社群居住的主要地区——巴黎北郊的93省，已经成为“不安全”的代名词。

北非移民在欧洲社会的社会融合不那么顺利，让大家对最近的这一轮新来的难民持谨慎态度。而2001年以来一些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形象，也让大家对穆斯林移民社群的一些人产生了刻板印象。

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接收难民不一定是经济能力的问题。

西欧传统社会的谨慎态度和社会发展有关。不是有没有经济实力补助难民，而是有没有这么大的社会空间容纳外来人口。这里说的社会空间，包括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就业。

从历次的难民危机来看，逃往欧洲发达国家的难民，返乡比例并不高。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的难民，大多数会借各种机会，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现在若按照现有穆斯林人群在西欧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大量难民对西欧传统社会带来的影响将会非常大。

在跟欧洲移民研究同行讨论该问题时，我问他们，为何西欧不修改法律，降低难民的预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遵照《国际难民公约》的最低标准对社会组织提供资助，由社会组织进行临时的道义救助？他们的回答是，现有的移民法是基于社会团结而制定的，加上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他们的救助下限只能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上限要高。

欧洲已经有温和的舆论提出，这些难民不选择待在第一登陆国诸如土耳其、匈牙利等避难，专门挑选德国、瑞典等难民福利较好的国家，这是借国际舆论的同情，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经济移民。若不修改相关的难民安置法律，按照目前的社会福利以及难民预期，以及模糊的难民管理体制，会给欧洲社会带来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欧洲社会，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仍是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心态接收难民，而不是欢迎难民永久落地。

难民危机成为“为难欧洲的危机”

从这些现实来看，形式上或者媒体眼中的“难（nàn）民危机”，实质上已经成为为难欧洲人民的“难（nán）民危机”。不同于个别媒体对欧洲“是口口声声民主人权、实质是不负责任”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指责，我们除了要知道是谁造成的危机以外，还要理解是谁应该真正负起责任。

叙利亚作为一个西亚国家，地理位置重要，俄罗斯和美国暗中角力。这次难民问题已成为联合国的危机。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模糊和欧盟尚未建立统一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成为此次难民问题复杂化的直接原因。难民公约是公约数，只规定了道义的责任，具体问题是各国自行协调。公约中对难民本身对接受国的义务并没有详细的规定。

到目前为止，除了难民署的常规行动以外，鲜见联合国高层次的政治表态和军事行动。

对于欧盟来说，自成立以来，虽然遇到几次难民危机，但这次问题的复杂化和严重程度是超过以往。如上所言，由于欧盟仍没有统一的移民和难民政策，目前仍靠政治手段调和难民移民问题。德国法国作为欧盟最主要的两个大国，自然承担起大国责任。但法国由于国内社会本身面临的穆斯林移民社群问题，政府的计划遇到非常多的阻力，目前也只有穆斯林移民社群历史问题不严重的德国扛着大旗。

英国自持岛国的天然地理优势和不愿意分担欧盟责任的心态逃避责任。如果我们单纯从难民接收这个问题来看，到9月3日为止，英国只接受了5千名难民，目前也只宣布未来5年接收2万名叙利亚难民。要知道，英吉利海底隧道在法国这头的不少难民，是奔着英国而去的。英国除了用警察阻止难民登陆以外，额外单独支付了一笔资金给法国政府，要求法国政府替英国守住隧道口。

中东石油富国去哪里了？海湾国家与叙利亚等国同处伊斯兰世界， 2012年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成立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和阿拉伯国家联盟（LAS）迅速承认了该组织的合法性。这次则没有任何声音和行动，导致叙利亚难民舍近求远。

从以上情势来看，短期之内很难叙利亚难民问题得到解决。而人民除了涌向西欧之外，还有难民也想回到故土。当天主教义工Nikki Gamer遇见叙利亚难民时，有难民说：“若明日战事消停，就算是走路我也要走回家。”

（作者：陈振铎）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