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土耳其6月7日选举的短期政治结果现在仍悬而未定，因此，准确预测此次选举对土耳其的国家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还为时过早。（译者注：在6月7日举行的土耳其第25届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得票率跌破50%，面临需要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的局面，共和人民党仍然不上不下，而新崛起的人民民主党得票率超过10%，进入议会）然而以下事实却是明晰的：土耳其正发党将不再能够单方面控制国家的外交进程。

即便如此，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内容——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给华盛顿造成巨大困扰——可能仍继续存在，至少如果在过去几个月中正发党的对手的竞选言论可资借鉴的话。虽然在过去的数年中反对者在批评埃尔多安外交政策的失败时反应迅速，但埃尔多安早年成功背后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在土耳其选民中仍享有广泛支持。特别是其政府对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邻国的同情，与一个早于正发党出现——也很可能较之更为长久——并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反帝模式若合符节，经常成为与美国之间冲突的来源。

反殖民

在上周的选举之前，库尔德政治家德米尔塔什（Selahattin Demirtas）——他的具有进步性和自由主义色彩的选战宣传出人意料地震动了土耳其政坛——公开挑战了埃尔多安：“让我们一起到埃及去，呆在那里，直到他们撤回穆尔西的死刑判决。”“快些！”他继续说道，“让我们一起去加沙。”德米尔塔什暗示说，如果埃尔多安对其关于穆斯林团结的言论是严肃认真的，且并非仅仅是想赢取选票，那么他们可以一起加入，成为加沙和埃及抵抗运动的领导者。更早些时候，土耳其主要的世俗反对党领袖凯末尔·科勒齐达奥卢(Kemal Kilicdaroglu)已经陈述了他自己的外交政策设想。他呼吁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但是同时也指出要加强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之间的联系。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他的陈述使人们回忆起“睦邻无事”政策（“zero-problems-with neighbors” policy）。以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专家身份出任总理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自2003年始就施行这项政策，直到正发党的政策为了回应阿拉伯之春而采取更具分裂性的方针。

对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存在很多可能的解释。一些解释集中在其相对其他政党十分独特的意识形态因素——伊斯兰教，各种形式的新奥斯曼主义（neo- Ottomanism），以及达武奥特卢的学术理论。其他解释则更多考虑了实用主义因素，这些实用主义因素指出了各政治派别的连贯性——土耳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安全感，以及更为明显的自信。但是在土耳其的区域政策背后也存在一个更深的历史连续性的来源：土耳其长期以来的反帝国主义对这个国家如何看待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从一战到当下，每当阿拉伯人呈现为帝国霸权的长期受害者、且带有敌意，土耳其的公共舆论就对之寄予极大的同情；而每当阿拉伯人与土耳其的帝国敌人合作时则相反。结果，阿拉伯人只有在与强大的外部力量产生关系时才变得重要——首先是英国，之后是苏联，现在则是美国。

最近的盖利博卢（Gallipoli）百年庆典（译者注：盖利博卢半岛是达达尼尔海峡西侧即欧洲一侧的半岛。1915年，奥斯曼帝国守军在此地苦战8个月，以阵亡近9万人的代价，挫败了英法澳新四国联军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企图）如同一个提示，它提醒人们：现代土耳其产生于反抗曾经威胁吞并奥斯曼帝国的欧洲殖民势力的斗争之中。阿塔图尔克在军事上打败了西方——这一点是奥斯曼人没能做到的——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公众对他接下来的西化改革的支持，如同历史上的那样。虽然阿塔图尔克和追随他的土耳其官员在把英国和法国驱逐出安纳托利亚和塑造一个新的国家上最终成功了，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欧洲对阿拉伯语中东的征服并没有被颠覆。

在某个层面上，许多土耳其人认为阿拉伯人“罪有应得”。许多阿拉伯人曾与英国合作反抗土耳其统治, 对于这一点，从一战中崭露头角的土耳其领导者痛苦地感到被背叛了。但是当这些相同的领导者看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反抗英国和法国失败（有时是由曾经忠诚地效力于土耳其军队的阿拉伯官员领导的），他们的同情心同样是真诚的。当土耳其还很脆弱、欧洲力量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中东时，土耳其的区域政策——其动力来自愤怒、同情或其他的什么——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相反，安卡拉将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交努力集中在欧洲大国上——在走向二战的混乱的几十年中，这些欧洲大国的行动将主宰世界的命运。事实上，此时期土耳其在中东的一个正式外交承诺是1937年与伊拉克、阿富汗、伊朗签订的一个条约，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作为“向世界的其余部分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这四个独立的中东国家将反对欧洲某一国将四个国家单独分离开的任何努力”。

不确定的桥梁

二战后，英国与法国力量的衰退和更高程度的阿拉伯独立很快迫使土耳其针对这一区域实行一项更加系统而综合的政策。此时，时间的流逝已经软化了对阿拉伯人的背叛的愤怒，明显的反英和亲阿拉伯感情得以浮出水面。土耳其政治精英——包括1950年国家选举之前的和之后的——依然被曾经参加过一战的人主导，而且，这场战争所催生的同志情谊依旧明显。直到1950年代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亲苏联，反阿拉伯的成见才再次出现在土耳其政治话语之中。

在冷战前期，美国曾努力控制其欧洲盟友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紧张，以锻造一个反击苏联在中东的影响的联合战线。土耳其完全支持美国的努力，但是土耳其人的同情心经常同华盛顿的计划相冲突。例如，一个由英国将军统帅阿拉伯、美国和土耳其军队同苏联作战的可能性遭到了强烈反对。土耳其外交官说，阿拉伯人决不会同意这一点，土耳其人民同样如此。美国大使乔治·沃兹沃思（George Wadsworth）起草了一个手写备忘录，概述了为什么土耳其人“不喜欢”英国。他写道，英国人在二战中的表现“没有被忘记”，然而土耳其人相信英国“对中东仍然有帝国主义野心”，而且将土耳其和其他国家视为“殖民地”。与此同时，土耳其漫画家在流行杂志Akbaba上继续将阿拉伯人描绘成欧洲帝国的暴行之下沉默的受难者。有时，当注意力转移到欧洲的虚伪——这种虚伪被一幅法国人往贴有“人权”标签的文件上撒尿的漫画简洁地表现出来——上时，阿拉伯人干脆消失掉了。

在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官也将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例如，早在1948年，美国大使馆甚至对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表示关切，这份报告称土耳其军官正在辞职，以便作为志愿者与阿拉伯人并肩战斗。土耳其外交部长后来告诉美国大使，以色列的产生是一个“错误”。与他们对阿拉伯人充满同情的描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土耳其漫画家很愿意将战争作为一个反复讲反犹主义笑话的机会：例如，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把一枚硬币钉到靶心上以鼓励新兵进行打靶训练。

虽然如此，在1950年代及之后，美国和土耳其外交官喜欢谈论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扮演的桥梁角色。但是双方使用“桥梁”这个口头禅的方式有很大差异。当盎格鲁-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关系浮现时，如苏伊士危机前的几年，美国（有自己的反帝传统）和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都发现他们自己被困在了中间，急不可待地要打个圆场、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苏联上来。土耳其外交官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推动美国容纳阿拉伯人的顾虑而弥合鸿沟，然而美国希望安卡拉可以帮助阿拉伯人看到与英国合作的令人遗憾的必要性。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有时土耳其似乎把桥梁搭在了错误的一边。就像华盛顿驳回了2010年安卡拉试图与伊朗进行核谈判的努力，认为这太过软弱，而在1952年盎格鲁-波斯石油争端中，安卡拉也没能说服华盛顿帮助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edegh）(译者注：摩萨台于1951年出任伊朗民选首相后，将伊朗石油业国有化，引起原先掌控该国石油业的英国的强烈不满。1953年，摩萨台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推翻)。

当然，区别在于，1950年代土耳其通常被证明最终是愿意与美国和英国紧密团结的。例如，一个美国外交官在描述土耳其在盎格鲁-波斯石油争端中的立场时说，如果俄国已经准备好夺取伊朗的石油，那么西方的干预对土耳其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稍作思虑后，他划掉了“可以接受的”而改为“西方的干预将会是‘合意的’”。简言之，在冷战期间，土耳其的反苏联恐惧经常使得西方的干预变得“合意”。苏联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英帝国主义而成为土耳其的首要顾虑。结果，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再以反帝国主义的面貌出现，而成为一个居心叵测的、土耳其的帝国敌人的合作者。

当时的流行漫画再次清晰地说明了这个转变。漫画家们开始援用他们所知的反阿拉伯偏见的各种形式，而不是批评欧洲的虚伪；在将阿拉伯领导人（如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描绘为苏联傀儡时，这种恶意达到了巅峰。阿拉伯国家及其领导人通常被表现为隶属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马、攻击犬、蒙面的妇女、骆驼、笼中鸟、跳舞的发条玩偶。1956年有这样一幅十分生动的漫画：英国和苏联在街道两边相对而坐，坐在各自妓院的门口；在英国窗户中的女人是以色列，在俄国窗户中的女人则是埃及。阿拉伯人现在因他们与苏联的关系而遭到谴责，正如他们在一战中支持英国而被诟病一样。以色列——当时土耳其正致力于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则好像突然变成了正义的一方。毫不奇怪，当土耳其和以色列在1980年代重新加强军事合作时，如其作为世俗力量而反共产主义那样，土耳其军队很容易认为巴解组织——如同它自己的敌人库尔德工人党——是苏联统治的代理人。讽刺的是，对1990年代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反对也帮助巩固了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赢得了阿萨德在土耳其左翼中持续至今的一定程度的同情。

回归基本

后来就是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单边主导的出现。土耳其的反帝国主义，终于开始直接针对以色列和美国。将华盛顿视为帝国势力的观点，与土耳其最直言的左翼和伊斯兰教徒所共有的反帝民族主义相共鸣。这仍然形塑着许多土耳其选民看待此区域问题和政治的方式。对美国政策的合法批评和有害的反美阴谋论、恶毒的反犹主义以及可以理解的针对以色列政策的愤怒，都——各个方面的分量有待确定——导向了将阿拉伯人视为受害者的观念。

正发党早先的成功建立在该党的这样一种认识上：与本区域中其他各方保持良好关系，要求本区域中的每一方都能彼此之间保持良好关系。例如，如果安卡拉成功促进了美国与伊朗或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友好关系，它将显示并增强自身作为一个调解者的力量。这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耳其公共舆论的发展，解决了这些冲突，安卡拉的平衡将得到缓解，未来与西方的合作也会得到促进。不幸的是，当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失败后，正发党失去了领导公共舆论的兴趣；而且随着阿拉伯之春后区域分化的加深，正发党也放弃了发挥调解者作用的希望。

许多人已经把埃尔多安对国内政治越来越好战的态度和土耳其日益严重的孤立境地放在一起比较。通过上周的选举而显露出来的反埃尔多安势力的反弹，延伸到了近来的特别是与他有关的正发党政策，如高调支持反阿萨德，以及叙利亚的伊斯兰叛乱。但除了更大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外，土耳其对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看法不太可能发生大的改变。华盛顿和安卡拉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如何加强合作以推进在中东地区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念——即使他们看待本区域的一些观念可能存在分歧。

去年，埃尔多安对现代历史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们”有一番猛烈抨击，他声称正是这些人给叙利亚埋下了骚乱的种子。埃尔多安对一个主要以成功地杀害土耳其士兵而著称的历史人物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这似乎让某些美国观察家感到惊讶甚至不安。但愿在选举受挫后埃尔多安能够少一些偏执的、反西方的长篇大论。但是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土耳其选出一个与他们一样热爱劳伦斯的领导人上。

（编译：张振，乔治城大学土耳其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来源：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