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巴黎杜马高咖啡馆里，三个法国人和我围坐而谈。我们一起谈及许多话题，如：法国当今的文化状况以及在趋向和认同方面的混乱；转向右翼的左翼作家；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分青红皂白、近乎憎恨的批评。我们还谈及当今的阿拉伯人，谈及在现今这一历史阶段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到如今的伊拉克，正受到各种形式的攻击，包括直接入侵、“另一种形式的殖民”、武器核查等形式的攻击。

这三个人是我个人的朋友，也是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事业的朋友。他们中一位是诗人，一位是小说家，一位是思想家。我将谈话中的观点和想法概述如下。

二

诗人：

在我看来，从客观上而言，当代阿拉伯人在地区乃至全世界发挥独特历史作用的条件都已具备。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他们的过去和传统，人力资源，战略位置，物质财富，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文明的开放特征，历史上表现出的对和平共处的爱好，在互补、多元、人道主义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的友好合作，等等。

凭借这些重要条件，阿拉伯人有能力发挥其作用。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发挥作用，甚至为什么不朝这个方向努力？是什么阻碍了他们？是外部权力还是内部权力？抑或二者兼有？或者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

三

小说家：

原则上，你说得没错。但拥有这些条件就够了吗？无论你说的这些条件有多么崇高、丰富和多种多样，仅仅拥有它并不足以发挥作用。不管什么条件都不是关键因素。只有人——有自由、有远见、有志向的人，才是关键因素。根据我对阿拉伯人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的了解，包括移民现象的了解，我遗憾地说，这样的“人”并不存在，或者在我看来如此。当然，我不认为自己的见识已十分完备。

那么，问题不是仅仅拥有条件，而是缺乏有能力利用这些条件实现进步和发展的“人”。

对我而言，当务之急是追问阿拉伯人：为什么，为什么在你们的国家不存在这样的“人”？

四

思想家：

根据我对理论的阅读和实践的见闻，我认为，仔细审视当今阿拉伯的政治、经济及其与他者的关系，会发现阿拉伯人不再将自己视为统一的文化或政治实体（尽管我们外人是这么看的），而认为自己是不同的“阶层”、“团体”和“利益”。我们感受不到他们对自己的现在、将来以及与他者的关系有共同的看法。

我认为，分裂已成为阿拉伯局势的最主要特征，尽管在表面和言语修辞上看似“和谐”。这种分裂几乎是纵深的，超越了多样和多元的限度，变成国家和身份的分裂。

我担心，这种分裂会成为历史上阿拉伯人面对外来他者时曾有过的类似分裂的延续。譬如，在蒙古人入侵时，在拜占庭的战争中，在对阿多尼斯和我们而言都象征着文明的安达卢西亚时期，在十字军入侵时，在奥斯曼殖民统治时期，这种分裂都体现为僵化、崩塌和瓦解。

今天，面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计划，阿拉伯人惊慌失措；而与此同时，以色列政治对巴勒斯坦的侵略，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作为阿拉伯人外部的朋友或者“外国友人”，我们无法解释的是：像欧洲国家这样拥有不同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国家，都实现了内部团结、开放与和谐，而拥有诸多一致性、相似性甚至统一性的阿拉伯国家，却相形见绌，四分五裂。

更为奇怪的是，这种分裂正在演变成为阿拉伯人与自我、现实和命运之间的障碍物，成为他们与实践和责任之间的障碍物。这种障碍物也演变成一种特殊的“语言”，能赦免自己的一切罪过，而归咎于他者——外国人、敌人和殖民者。这样，他们把自己藏匿起来，不再思考他们过去和现在亲手做过哪些破坏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事情。所以，过错永远在于外来的他者，而自我则貌似清白无辜，蒙冤受屈。

停止审视自我，几乎已成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

然而，看不清自我的人如何看清他者？

既看不清自我、也看不清他者的人，如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建设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停止审视自我意味着自我放弃和阻止他人：不仅自我放弃求知，客观上还阻止他人获取知识。根据我们的所知所闻，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审查机构是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阻止他人获取知识就是扼杀知识，那么对扼杀知识习以为常，就会导致对杀害人习以为常——因为确切而言，人就是知识；还会导致对人的缺失习以为常。

我也许说得太多了，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阿拉伯人要把自我对自我藏匿起来？

五

诗人：

我想回到阿拉伯人应该发挥作用这一话题。尽管存在各种问题，我们刚才也谈论了许多，可是，在国际格局失衡的此时此刻，阿拉伯人如果与一些欧洲国家合作，可以在重建国际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至少可以形成另一极，制约当今的单极霸权——美国，这么做，符合国际法和人权原则，也有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

六

谈话结束时，诗人坚持问我：

“当你读到发生在阿拉伯土地上、与阿拉伯人有关的各种消息时，有什么感受？”

我回答道（请读者原谅，因为我承诺过只是转述朋友们的谈话）：

“我感到：发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和阿拉伯人有关的一切，已经构成在二十一世纪实现巨大变革的基本条件，即便不是首要条件。”

2002年11月28日

《黑域》，贝鲁特萨基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版见于阿多尼斯《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注：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比尔，笔名阿多尼斯，叙利亚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

他出生于拉塔基亚一个阿拉维派农民家庭，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诗歌。1947年，在第一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的支持下，他获得了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的机会，1954年他毕业于该校哲学专业。在此前后，他开始使用“阿多尼斯”笔名写作。

1955年，他因为曾参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的活动而被判入狱6个月。出狱后他迁居黎巴嫩贝鲁特，此后他放弃了泛叙利亚主义思想，转而成为泛阿拉伯主义者，逐渐脱离政治。

1960年，他前往法国巴黎留学，1970年回到黎巴嫩，在黎巴嫩大学教授阿拉伯文学。1973年，他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描写阿拉伯思想史的《稳定与变化》（四卷）。1980年后，他为了避开黎巴嫩内战的战火而移民巴黎，现在他是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