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奥巴马与中东：优化美国的地位

奥巴马的政策是否将代表美国对中东立场的变革时刻，抑或是暂时偏离正轨，尚有待观察。奥巴马的继承者，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将可能竭力修正他的所谓在干预方面的失败。美国外交政策当权派中的大多数人宁愿希望看到美国军队重新出现在这个地区，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以，下一位总统几乎笃定将急于划清他或她自己与奥巴马之间的界线，但只会发现，中东地区的结构性现实证明，奥巴马的愿景是合理的。

就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中东战略，批评者经常抱怨称，奥巴马缺乏战略眼光。这一看法几乎是完全错误的。奥巴马上台时就坚信，削减美国在中东的庞大军事及政治投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安全利益。占领伊拉克，加上反恐战争过度，已令美国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优化”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意味着不仅要缩减其有形的存在，还要在外交上保持克制，退居二线，迫使其盟友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奥巴马一直遵循这一战略，在其任期内果断优先加以实施，并坚决抵制偏离这一战略的举措。在华盛顿或者一个必须得有美国军事力量强行介入的地区，这并非那种非常讨人喜欢的战略。但该战略明晰而连贯，推动奥巴马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重大举措，这些问题包括：伊朗核武器计划、恐怖主义、巴以冲突以及伊拉克战争。他认为这些问题已上升到危害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层面。

但尽管奥巴马拥有分析问题时的敏锐，其政策实施却时常陷入困局。奥巴马行政分支一直未能兑现他在那些鼓动人心的讲话中所许下的承诺。它努力想要将其政策有效传递给中东民众，却一直未能解释其中明显的伪善性。它保持不偏不倚和不干预姿态的做法已激怒各方铁杆拥护者，这些人想要的是美国的无条件支持而非一个诚实的中间人。

从以色列拒绝停止定居点建设到埃及军事政变，再到伊拉克军事当局遭遇后来自称为“伊斯兰国”的军事力量时四分五裂，在诸多政策失败后，奥巴马行政分支进行了艰难的调整。它也未能约束或者安抚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后来的举动削弱了多项美国外交政策动议，尽管这是无伤大雅的。中东独裁者先前早已茁壮成长，这要归功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以及对伊朗和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s）的共同憎恨，并且，他们不希望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有可能哪怕是暂时性地支持民众的民主参与诉求，与德黑兰进行外交接洽或者对伊斯兰主义运动（Islamist movements）采取政治包容的态度。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与共和党有着愈发密切的盟友关系，但即便他领导下的以色列，也不大想与巴勒斯坦人进行美国主导下的和平谈判，或是去与伊朗接洽。

最终结果是，在奥巴马成功的问题分析与其失败的操作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尽管如此，奥巴马行政分支还是把握住了塑造中东地区发展方向的最重大事项。它避免了美国在叙利亚做出任何重大军事承诺并令美军从伊拉克脱身，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并支持了阿拉伯世界的起义。在其他诸如推进埃及民主化、寻求巴以和平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它有正确的理论，但未能付诸实施。在中东，改变失败的地区秩序并优化美国的存在从来不是易事，而当下一任总统为该地区的持续内爆焦头烂额之时，他或她可能将对奥巴马报以新的尊重。

未实现的愿景

奥巴马入主白宫时就决心重新平衡美国对中东的承诺。面对充满敌意的以色列政府和四分五裂的巴勒斯坦当局，作为中间人一再促成巴以和平的努力看上去就像是天方夜谭，但不论成功抑或失败，或许都将最终令美国如释重负：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巴以冲突已耗费多到令人惊骇的美国外交时间和注意力。同样的，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或将令美国非但不需要借助战争就能瓦解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而且最终得以将外交重心转移到中东地区内外的其他问题上，而在过去十多年里，那些问题一直居于次要地位。

美国在伊拉克的惨败深刻塑造了奥巴马行政分支的世界观。它将入侵伊拉克正确地视作一次灾难性误判，这一误判为人道主义灾难、内战、致命的新形式圣战风潮（jihadism）以及伊朗作为地区力量的进一步壮大打开了方便之门。奥巴马看到，2007年美国在伊拉克增兵虽然减少了暴力，却未能解决根本性的政治危机。如今，与2007年一样清楚明了的是，没有政治和解，军事上的成功或将是无关紧要的，并且，总有一些对更多军队、更多武器和更多承诺的需求或将永远难以满足。即便小布什行政分支没有留给奥巴马一份与要求美军最终全部撤离伊拉克的驻军地位协定，即便伊拉克政府不曾希望美军撤离，奥巴马仍不会有兴趣在伊拉克保留大量美军。

从伊拉克撤军在一开始就是优先事项，得到了周密实施，并且就其本身来说是成功的。没有一定数量的美国士兵派驻，可能持久影响到伊拉克。当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驻扎在伊拉克时，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无视美国的指导，而就算马利基背后有残余部队存在，他还是会继续追求个人的权力。也并不存在任何严肃的可能性，令美国在2010年原本可以强行让伊拉克人民接受一个伊亚德·阿拉维（Ayad Allawi）领导的政府，这被视为一个错失的机会。伊拉克随后的失败、重新爆发的内战以及“伊斯兰国”壮大，均不是美国撤军造成的，而是马利基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搞派系斗争及腐败统治造成的。撤军选在了正确的时机：假如奥巴马当时没有撤军，摩苏尔的沦陷几乎肯定会将成千上万的美军再度牵扯进来，为捍卫同样一个失败国家再打一场同样徒劳的战争。（伊亚德·阿拉维曾于2004年6月至2005年5月间担任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在2010年3月举行的伊拉克议会大选中，各派力量均未获得组阁政党应获得的最低席位，获得议席最多的两大政治派系分别由阿拉维与时任总理努里·马利基领导，双方均认为自己应该担任总理。之后，伊拉克陷入半年以上的政治僵局和动荡之中。2010年11月，在美国斡旋下，伊拉克各派力量达成妥协，马利基得以开始其第二个总理任期，至2014年9月。摩苏尔是伊拉克北部城市，2014年6月被“伊斯兰国”占领。——编注）

除了摆脱旧的战争，奥巴马还抵制了要令美国卷入新战争的举措。2011年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随后在利比亚引发混乱，这证实了奥巴马的直觉：军事干预绝少能达到预期效果，再多美国的军事承诺也无法顺利化解该地区的冲突。尽管有强大的压力要求他采取不同的做法，除了据报道向反叛团体提供过暗中支持之外，奥巴马多年以来一直让美国远离叙利亚的泥潭。何以如此？原因在这里。这是一个无比明智的决定，奉行干预主义路线的政策团体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

伊朗问题的优先性

奥巴马与伊朗的核外交可作为成功构思并且实施的外交政策的经典案例：列出优先事项、分配好资源、获得成果。奥巴马团队保持着P5+1（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以及美国，外加德国）这种脆弱的统一，目的是要达成一个满足所有各方最关键需求、有力限制伊朗核计划并分阶段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协议。于掣肘重重的背景下，伊朗核协议传达了一代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希望。

伊朗核协议问题一直以来都非常简单明了。伊朗研发核武器，对美国、区域和全球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然而，无论是以色列单方行动抑或是美国主导的联合行动，从来没有一个可行的军事选项来遏制该国的核抱负。制裁措施可能会伤害伊朗的经济，并对其领导层造成压力，但制裁措施本身不可能让伊朗政权垮台或者迫使其屈服。即使在2009年“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抗议高潮期间，希望自下而上实现伊朗政权更迭仍只是一个幻想。

剩下的只有外交途径，主要问题在于，两股互不信任的力量能否达成一项或将满足他们那些难以安抚的盟友和国内批评者要求的协议。奥巴马行政分支找到了一石多鸟的办法，与伊朗达成了一项满足各方核心需求的协议。

对是否能够有效监督伊朗遵守协定，以及一旦伊朗违约对其恢复制裁是否可行，协议的许多批评者都深表忧虑。然而，更深层次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该协议是承认伊朗地区霸权的前奏。这些批评者担心，核协议将令伊朗利用制裁的解除和外交上的开放实现地区抱负，合法化其地区霸权地位，代价是损害传统上由美国支持的地区秩序。因此，他们一直试图把关注点仅仅锁定在核领域，并且公开发出信号指，美国意图继续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反击伊朗的抱负。

限制该协议政治变革方面影响的努力，从短期来看可能会成功。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到伊朗自身，为向国内和国际支持者展示它们并未屈服，所有中东事务参与者都将可能在叙利亚和也门这样的舞台上升级其对抗行为。然而，从长期来看，这项成功的协议在持续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将有可能确立共享的利益，并开始形成共同的利害关系。那可以为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开展更有效的活动铺平道路，尽管是在明确的限制之内。奥巴马对伊朗政权的本质或不断发生的地区冲突的深度不抱幻想。认为美国将与德黑兰再结盟，主要是右翼批评家虚构出来的。对奥巴马而言，最终的结果并非是向德黑兰倾斜，而是构造出一个稳定的地区力量平衡，也即一种不需要美国永久部署大量资源的地区平衡。

无畏的希望

对于奥巴马来说，阿拉伯世界爆发的诸多起义召唤出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有害结构的诱人前景。2011年的5月19日的奥巴马演讲是其行政分支发表的有关中东问题最精彩的演讲之一。他将阿拉伯世界发生的起义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并令美国向要求变革的抗议者看齐。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把美国视为首要盟友的专制者来讲，这一举动确实令人困惑。这一演讲中的战略愿景以及是道德上是非分明的态度是非常完美的。奥巴马看到了阿拉伯民众的强烈愿望，他们在承受独裁统治之苦的同时，推动诸多政权和民众一道走向民主而非暴力。他支持那些起义，并寻求将它们导向建立民主制度，在这方面奥巴马做对了。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地支持该地区的那些起义，亦未能善用它们释放出的那些政治战争，但美国还有可能做些什么呢？总是不清楚。

突尼斯起义发生在美国注意力的空白区，埃及起义则直击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核心地带。2011年头几个月，数百万阿拉伯人走上街头时绝少在最终目标上有一致意见。团结他们走到一起的是打破现有政治秩序的强烈愿望，即打破一个华盛顿深深牵涉其中的政治秩序。然而奥马巴以谨慎乐观的眼光审视那些席卷该地区的抗议，将它们框定在渐进改良和道德转变的愿景中，而渐进改良和道德转变早已极其清晰地贯穿于他的国内政治构想。这是一个了不起、从历史上看值得钦佩的立场，尤其是鉴于抗议活动对美国支持的政权构成了威胁。

当然，支持起义是一场赌博，奥巴马冒了真正的风险试图实现一个愿景，而这一愿景至少在短期内已经失败。奥巴马认识到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无法安然无恙，并帮助促成了埃及的和平转变。恰恰是在伊斯兰主义者赢得了2011年和2012年的大部分选举并且政府统治垮台之时，他支持了埃及的选举和民主制度。支持将穆斯林兄弟会纳入民主体制的这场赌博原本可以具有变革性意义。假如穆斯林兄弟会在失去民望后遭遇的是选举败绩而不是在2013年7月被军事政变推翻，今天埃及和中东的局面或许会好很多。奥巴马行政分支就反兄弟会的抗议活动和发生政变的危险有过公开警告，随后上台的政权专制且动荡不定，证明了那些公开警告的正确性。

但奥巴马行政分支在推动其阿拉伯之春的愿景实现过程中并未一以贯之，在被迫做出选择时，为满足其更广阔的优化战略之需，它通常是选择权宜之计而牺牲变革。巴林残暴镇压民众的抗议活动而它罕有发声，因为它担心那样做会疏远它的海湾盟友。它允许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转变过程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反民主的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在支持不论是军方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后革命时代的领导者，与批评他们的错误之间，它殚精竭虑，试图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它眼睁睁看着战争结束后的利比亚分崩离析，陷入无政府和暴力肆虐的混乱之中。

奥巴马准确读出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变革潜力，但他没能勾画出将其引向正确道路的方案。这一失败，部分是因为源头力量的释放，部分是因为一些美国盟友扮演了破坏性角色，它们卖力动作，只为挫败任何朝向民主的努力。认为奥巴马行政分支没有提供必要的资源以支持突尼斯和埃及政治上的转变，这种抱怨既真实又离题。美国乐意向埃及人提供的金钱数量并不足以严肃影响埃及人的算计，特别是，当时一般认定的美国盟友如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为推动截然相反的政策而投入多出很多的资金。埃及人以为他们正在打一场事关他们国家身份的生死之战，对奥巴马的建议毫无兴趣，尤其是，当时埃及媒体正在不断地攻击、污蔑和歪曲奥巴马的任何举动。

然而，麻烦尚在落实之外。奥巴马看待阿拉伯世界起义的态度既有远见但又支离破碎。奥巴马行政分支同情抗议者的强烈愿望，并希望鼓励迈向民主的转变，但其殚精竭虑所要把握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饱受攻击的旧秩序正是一个美国支持的地区秩序，由美国的相关盟友护卫；最重要的是，这一秩序保证了他们自己的当权。奥巴马希望将美国置于历史的正确一面，这一面或许已诉诸美国的价值观，但严重挑战了美国的利益。当迈向民主的转变失败，以威权主义的收缩或者国家崩溃告终，奥巴马行政分支除了减少损失和不情愿地接受新现实之外，几乎没有后退的选择。

战争：已战与未战

奥巴马总是希望将美国从现有的战争中解脱出来，并避免被卷入新的战争中去。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成功了。要从不曾发生过的事情中收获好评是困难的，但要想象目前美国在多个阿拉伯国家进行重要的镇压叛乱作战，实在是太容易了。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只保留了相对数量微不足道的军队，发挥顾问和支援任务；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美军的存在甚至更有限。就其本身而言，那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对伊斯兰国展开空中行动之前，奥巴马只有一次在利比亚偏离了他避免军事干预的准则。在利比亚进行的那次人道主义干预，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有正当理由。假如美国不曾采取行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规模流血冲突将随后发生，而全世界都将围观并谴责西方未能保护平民。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没有表露出乐意妥协的真正信号，他可能会在一场旷日持久、令人难挨的叛乱中苟全性命，继续执政。那可能对当时阿拉伯世界中生死攸关的起义造成毁灭性打击，鼓动其他遭到挑战的领导人升级动用军事力量。

因此，美国动用空中力量和间接军事援助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的举动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并加速了一位尤其声名狼藉的独裁者走向垮台。然而，利比亚随后的陷落为质疑干预的人士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并理当推动人们对在这个地区发起军事行动的价值进行更深刻的反思。甚至是庄严崇高的干预，也可能无意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些灾难性后果带来了更广泛的教训。相较于那些更广泛的教训，有关方面对2012年9月发生在班加西的袭击事件进行的偏袒性调查只是一个小插曲。干预至少鼓舞了叙利亚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人升级他们的武装斗争，寄希望于引来美国主导的类似军事行动，但结果是悲剧性的。干预主义者不顾一切地拼命要将美国的作战行动和后来的结果加以区分，他们在伊拉克变为惨败之地之后也是这样干的，但这只是徒劳。（班加西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2012年9月11日，驻班加西的美国领事馆遭到利比亚武装人员袭击，造成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4名美国人身亡。袭击发生后，共和党指责白宫方面未能为美国驻外机构提供足够的保护，同时在事件发生后故意掩盖真相。2014年5月，国会众议院决定调查白宫在事发后的应对措施是否妥当。2014年11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得出结论称，在班加西事件中，中央情报局和军方应对得当，有关白宫阻挠军方救援的传言不实。——编注）

奥巴马行政分支支持沙特在也门作战的意图更令人生疑。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相信沙特作战的理由，甚至更少有人相信这场战争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实际上，美国一直在也门问题上安抚沙特人，以防止因他们在伊朗核谈判中搅局，从而令数百万也门人陷入无端受难的境地。

今天，中东的强权政治被代理人战争和干预所主导。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政府陷入混乱状态或崩溃，已让那些国家面目全非，成了地区势力发动政治冲突的公开竞技场。伊朗动员起了什叶派网络和民兵组织，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将形形色色教派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网络发动了起来。随之而来的代理战争极具毁灭性，开辟了与更独立、更强有力的非国家背景行动者如“伊斯兰国”建立联络的通道。美国明智地回避公开参与到这场游戏中，但在这些新的战场上，因其未能阻止其盟友或对手糟糕到极点的表现，美国就只剩下有限的选择。没有人打赢过代理人战争，这些战争已造成极大的人道灾难，并加剧了国家失败和激进化这个核心问题。

奥巴马任期内的决定性事件将可能是叙利亚，这里的流血冲突、激进化和地区动荡将在未来数十年困扰中东。奥巴马在支持叙利亚叛乱的同时拒绝军事卷入，没有什么政策比这一决定遭到了更加广泛的批评。面对叙利亚政权的无情杀戮和日常恶行，人们的愤怒是易于理解的。但现实的棘手在于，没有任何一项广受支持的干预提议将可能改善现状，对这一点奥巴马心知肚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为维持其统治选择诉诸军事镇压，而其反对者选择拿起武器，将一次和平起义演变成了一场叛乱。几乎从那一刻起，叙利亚就注定要陷入可怕的内战当中。美国军队原本可以或多或少地介入那场随后发生的内战，但任何程度的美国军事干预都可能无法解决叙利亚问题。甚至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可能以失败告终，占领伊拉克的徒劳无功极其痛苦地展示了这一点。

支持干预叙利亚的人士通常坚称他们不需要美军踏上这片土地。但奥巴马行政分支敏锐意识到了那种甚至一次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可能随后引发的事态升级压力，因为美国进行有限干预的主张毫无道理。阿萨德不会一看到北约的轰炸机就打算逃离，而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已展示了制空权的局限性。设立禁飞区或许能迅速遏制阿萨德的空中力量，但不大会保护反叛者不受迫击炮或地面行动的伤害。为反叛者提供防空武器原本可在战术上造成一定影响，但也可能对民用航空构成威胁。美国军方原本必须防卫任何它所宣称的安全区，而单靠空中力量是无法实现这一点。

为反对派提供武器装备是最受欢迎的提议，美国也时断时续地寻求这么做，但这始终是最不可能成功的选项。叙利亚反对派从一开始就四分五裂，令人不抱希望，并随着战争的无情推进而变得愈发激进化。早至2012年，大量金钱和武器就从海湾国家和土耳其流向反对派组织，美国的秘密行动也在进行当中。但美国几乎找不到行动有效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可接受的组织来放心地加以装备。为反对派提供武器装备原本就无法令美国控制这些团体，而且势必造成美国支持激进圣战者的后果。叛乱分子要的就是叛乱，而随着叙利亚的起义蜕变成一场叛乱，它已变得愈发激进化和残忍。

阿萨德获得的外国资助与反叛者获得的不论什么支持大致都不相上下。结果是，对叙利亚反叛力量不断增加的外部援助仅仅是形成了一种更具毁灭性的均势，而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战略僵局当中，天平会向每一方都发生轻微的波动。获得外力撑腰的反对派总是会变得更不情愿妥协，获得外力撑腰的阿萨德也是如此。一方未赢得彻底胜利，这种均势状态就不可能强行推动谈判。

面对这一切，奥巴马行政分支抵制了愈演愈烈的干预企图，相反，他竭力聚拢盟友，塑造谈判的条件，并减轻人道灾难。这是明智的做法。2013年8月和9月间被终止的轰炸威胁是其最糟糕的失策，也证明了被拉下水是多么容易：奥巴马为使用化学武器画定的红线早就多半是讨好民众的说辞，目的是赋予他强硬的姿态，可一旦清楚说出口，舍弃的代价就变得昂贵了。奥巴马转身离开，并为退让付出了声誉上的代价，这么做足够明智，但也说明轰炸行动是多么近在咫尺。（2013年8月下旬，叙利亚反对派指控叙利亚政府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上千人死亡。之后，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高层一再表示要对叙利亚采取包括导弹攻击在内的军事打击。2013年9月末，联合国安理会以一致赞成的结果通过了授权对叙利亚存在的化学武器进行核查和销毁的决议草案。——编注）

进化中的伊斯兰主义

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打算通过空中无人机打击、与当地盟友合作、培育更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团体，以更轻微介入的方式击溃基地组织。他了解伊斯兰主义者内部政治的细微差别，并找准时机区分了伊斯兰主义的主流与基地组织，同时阻止事态演变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在其首个任期，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基地组织在整个地区失去了政治和组织基础，高潮是2011年5月的本·拉丹之死。阿拉伯世界爆发诸多起义之后，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的主流群体进入到政治进程中，在突尼斯和埃及赢得了选举。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的演讲中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西方和伊斯兰已受困于一场不可避免的竞争。这次演讲事实上开启了他反对伊斯兰暴力恐怖主义的战略，从伊拉克撤军以及拒绝进行更加原始暴虐的反恐战争也是如此。穆巴拉克垮台之后，奥巴马表示乐意和穆斯林兄弟会携手，这背离了美国数十年来的政策，也是奥巴马传递的最有力信号：无论谁赢，美国相信的是民主。到2012年初，奥巴马关于伊斯兰主义的政策一直被证明是成功的。

埃及的军事政变和随后发生的穆斯林兄弟会式微、对叙利亚圣战的地区支持以及马利基治下派系纷争的暴政，所有这一切都是圣战风潮以“伊斯兰国”的形式复苏的主要推动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奥巴马行政分支所反对的。埃及和海湾国家强烈的反兄弟会声势败坏了民主参与理念的声誉，这让反民主的阿拉伯政权大大松了一口气，也清除了穆斯林兄弟会长期以来为反对暴力极端主义所提供的保护。“伊斯兰国”受益于穆斯林兄弟会在地区范围内遭遇的挫折，因这样的挫折为它们清除了一个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如奥巴马团队所预料的那样，埃及不断升级的暴力、动荡以及极端主义是这次暴虐反转的直接结果。

叙利亚内战创造出了一个圣战风潮可在衰落多年之后重获魅力的环境。“伊斯兰国”本身部分脱胎于从未被彻底击败的伊拉克叛乱，并在马利基派系纷争不断的暴政下得以兴盛。它在支离破碎、多极化的叙利亚叛乱中兴盛壮大，而由土耳其和海湾国家资助的无数意识形态相近的组织充当了叛乱的主力军。其他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为“伊斯兰国”提供了扩张的二次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对基地组织的成功打击也令“伊斯兰国”获益；击毙本·拉丹在核心地带制造了真空，从而招致来自边缘地带的挑战。

分析家专注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上的特征，时常表现得就好像历史上再没有其他叛乱曾攫取和治理领地，使用影像暴力作为权力工具，并向追随者灌输教义似的。“伊斯兰国”的实力源自其对手的软弱，源自其利用阿拉伯世界诸多起义失败的能力。该组织在发生宗教极化现象和国家政权崩溃的地区壮大兴盛：比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是肯定的，但也出现在千疮百孔的利比亚和政变之后的埃及。它从曾经滋养基地组织叛乱的圣战故事和网络中汲取了养料，其战术愈发包含基地组织曾牵涉其中的那些恐怖袭击类型。它依托于必然性观念，但假如挫折开始累积，它可能会迅速瓦解。但即便“伊斯兰国”崩溃，也可能无助于减少在当下的地区环境中发展势头旺盛的宗派纷争和圣战风潮带来的更大范围的挑战。

优化与劣化

奥巴马行政分支拒绝干预叙利亚，这挑战到人们对美国力量的期待，并已在美国的盟友那里引发了极大的恐慌，破坏了人们所察觉到的那种地区均势，并催生了新的结盟和冲突模式。奥巴马的“伊斯兰国”战略是其看待该地区的眼界更加开阔的例证。奥巴马认识到威胁的存在，但并不加以夸大，而且，他总是权衡采取行动的利弊。这样，对伊拉克政府为打击“伊斯兰国”而提出的援助请求，奥巴马的回应是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进行空中打击、重新引入有限的军事顾问，而不是急于回到那里。

这样的克制将遭到所有行动者的继续抵制，这些行动者的战略由过往的情势塑造。小布什当政期间，以色列几乎不曾面对要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压力，阿拉伯世界的专制者则明白，合作反对恐怖主义和伊朗将转移人们的民主改革诉求。伊拉克总理享受着与美国总统的定期视频会议和用之不竭的美国军事支持。该地区的领导人和精英人士当中，少有人渴望破坏一种极其适合他们的地区秩序，就算有的话也极罕见。以色列和海湾国家最近公开操弄的权力游戏试图从华盛顿榨取更多支持，这反映出它们对自己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半信半疑。

（作者：马克·林奇，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中东政治研究项目主管。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9/10月号，原题：“Obama and the Middle East”。何亮、吕敏译，听桥校。）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