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已经结束25年。25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反恐战争，再到今天“后反恐战争”的反恐时代。这一切的开端，似乎都可以从海湾战争中找到端倪。

而在这25年间，海湾战争的发起者——美国，经历了帝国的辉煌巅峰，也遭遇了本世纪在反恐战争中的一系列挫折。如果仅就中东这一局部而言，这25年来的经历，对于美国更像是一场蹉跌。

海湾战争打破中东“政治平衡”

海湾战争发生于冷战末期。此前，中东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秩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处于“冷和平”状态；一批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对峙状态；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原本是阿拉伯国家用以对抗伊朗的前线。为期八年的两伊战争极大消耗了伊朗的国力，并且缓冲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对外扩大影响力的锐气。在此时的中东，虽然也有各种不稳定因素，但其却被国内政治中常见的威权主义、国际政治中常见的力量平衡等因素压制。至于后来的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在当时的中东远未形成气候。

但是，萨达姆的误判，成为这种“生态平衡”弱化并解体的直接导火索。他之所以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无疑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等大国不会介入此事——但事实恰恰相反。

在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集合北约及中东盟国，摧枯拉朽般摧垮了伊拉克这一当时中东主要军事强国的武装力量。美军也借此一扫越南战争后的颓势，被人视为是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指挥有力的军队，绝对当得起冷战后的“单极”地位。

在此次战争中，那一代在冷战中成长的美国政军决策者们，体现出了精明的战略规划和计算能力：

一方面，在打击侵略者、解放科威特的旗帜下，结成最大范围的国际同盟，形成“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之势。这使得其战争目标不仅在谋求“打赢”，还在谋求战争结束后的“大势”，谋求美国战后在中东影响力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保持“战略节制”，不做无用功。以当时美国为首的联军之实力，要攻下巴格达亦不成问题。但是，美国并没有做这样的无用功，而只是“适可而止”，在解放科威特后即全身而退，将自身伤亡和损失降至最低程度。经历此战后，作为“威胁”的萨达姆已不复存在，而美国则避免过度透支力量，并赢得了相当范围内的正面形象。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同年，苏联解体，原先由苏联支持的一批中东国家也纷纷转向。这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海湾战争”红利。这些红利绝不仅仅体现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还体现于金融、经济等诸多方面。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互联网经济繁荣，就有来自中东石油美元的支撑。

但这其中唯一的问题是：对于后冷战时代的中东，美国似乎仍然沉迷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地缘政治思路，并未意识到稳定“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更未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社会并不发达的地区，一旦传统治理秩序遭到破坏，又有极端思想的传播与渗透，就可能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

基于传统思路，在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在中东主要是在扩张自身政经影响力——加强对主要国家政界的影响、控制更多石油储量、***火并培训军官……一切看上去并无问题。

但今天回头看，恰恰在此时，中东地区的极端思想和极端势力开始大幅抬头。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冷战结束导致美苏不再有竞争压力，双方都减少了对当地的投入，使得一批原本依靠大国支撑的政权纷纷垮台，造成基层治理普遍失序，甚至出现失败国家——如“黑鹰坠落”事件后的索马里。在冷战结束、多个国家政权垮台的背景下，中东原本在高度内部及外部压力下维持的“生态平衡”逐渐弱化并最终解体。

如果当年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能够在中东投入一定资源，用于维持当地传统的基层治理，并逐步推进社会民生建设，也许可以避免极端势力大扩张的局面。但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角度来看，一旦竞争对手消失，这种投入就是没有必要的。

如此一来，中东地区就像逐渐积累能量的炸药桶，极端势力在当地逐步扩张，终于得以外溢甚至爆发。这就有了后来的“9·11”事件。

后“9·11”，美国地位为何下降？

如果对比1991年海湾战争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找到很多异同。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在2003年，美国为首的联军攻占了巴格达，彻底推翻萨达姆，并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新政权。

其实，如果讲“天时地利人和”，对美国而言，2003年显然远不如1991年：从“天时”上看，此次动武的时机不佳——1991年，是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在先，而2003年，美英仅仅找出了牵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借口；从“地利”上看，由于伊拉克战争时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两国不提供方便，美军仅能从弹丸之地的科威特发起进攻；而从“人和”上说，2003年以美英两国为主的联军，显然无法与1991年的“盛况”相比。

在各种条件均更为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依仗武器装备的代差、对萨达姆政权的长期封锁、信息战与情报战的绝对优势等因素获得了战场胜利。但随后的事情表明，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真正威胁确实并不清楚——他们解散了萨达姆政府控制的政府军，解散了伊拉克原有的阿拉伯复兴党组织和政府机构。美国人可能以为，要创立一个能够有效治理的国家政权，就如同摧毁它那样简单。

这成为此后形势的转折点：由于基层秩序彻底败坏，在反抗组织兴起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极端势力的蛊惑。同时，库尔德人、什叶派与逊尼派三家之间的争夺，也让极端势力的扩张有机可乘。

这些显然不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初衷，但却是确实的结果。

2001年和2003年分别发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曾经有一种设想，那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改变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权，其后就是叙利亚和伊朗，最终借此打通从地中海到阿富汗东界的广阔地区，形成美国在中东能够深度控制的大片地区。但是，这显然仍是一种地缘政治思维，只看到了军事、能源、地理，未考虑到宗教、文化、社会等复杂的深层次因素。

其结果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和军力。原本拥有装备代差优势的美军被迫长期执行“治安战”任务，大批精良而又昂贵的装备被用于消耗性的低烈度战斗——数万美元的导弹攻击一幢土坯房，每小时飞行成本上万美元的战斗机被用于追踪疑似恐怖分子，美军的士气也降低到近年来的最低值。这与1991年后的全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美国而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形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对手们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有很大局限性；美国在中东地区能够投入的资源有限；美国国内对于在中东地区投入资源的意愿也相对有限。

奥巴马担任总统后，试图逐步终结两场战争，但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伊拉克，都很难完全实现“退出”。这种另类的“欲罢不能”，也让美国进退维谷。

叙利亚乱局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在中东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叙利亚当前动乱的开端，恰恰仍是美国出于“输出民主”和“地缘政治”的传统思维所致。

美国如何续盘中东棋局？

综上可知，从海湾战争以来的25年间，美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将一个相对稳定并维持“生态平衡”的中东，变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基层治理全面失序、各类力量纠缠冲突的中东。而这一过程带来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美国原本是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在设计中东棋局，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遏制甚至消除伊朗在中东的影响。但本世纪以来的这些年来，伊朗恰恰成为地缘政治的大赢家。在2015年核协议签署后，伊朗已经有望全面回归国际社会，并成为中东少有的强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数千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军事力量。

25年前，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还可能“对冲”伊朗的影响，但今天，伊拉克政府已经明显成为伊朗的地区伙伴；十几年前，埃及还被认为是地区最有希望和最强大的国家，但如今却被“革命”折腾得元气大伤；而就在也门内战之前，沙特阿拉伯还被认为拥有地区最强的军队，但在干预也门内战的过程中，沙特军队的弱点却暴露无遗。

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国之所以与伊朗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举——海湾战争结束25年后，美国自身国力已经不复当年，在中东可依靠的盟友也同样不复当年。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自身的政策错误。

中东是美国传统的主要战略方向，也是美国不可能放弃的地区。在当前局面下，美国会如何续下这盘棋，值得人们思考。对美国而言，这其中的重点问题也许有三：如何平衡美伊、美沙与美以关系？如何处理地缘政治目标与反恐目标之间的优先次序？如何对冲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作者：宋晓军）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