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1月初美国在伊拉克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苏莱曼尼以来，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的较量从未中断。2021年上半年，尤其是6月底以来，一方面是伊拉克亲伊朗武装组织对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和其他目标发动袭击，甚至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也在近日遭到火箭弹袭击；另一方面是美军为了报复亲伊朗民兵组织对驻伊美军基地的袭击，对这些民兵组织发动空袭。这种情况恰恰是伊朗、伊拉克、美国三方关系复杂性的体现。本文试图对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分析伊朗、伊拉克和美国三方关系的复杂性。

今年8月23日是伊拉克建国一百周年，但估计伊拉克人民肯定没有心情去纪念建国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伊拉克从摆脱殖民统治立国后，经历了1921年费萨尔受英国操控建立君主制国家，以及1958年军官革命推翻君主制后的数次政变，直至1968年阿拉伯复兴党掌权，此后伊拉克曾经在国内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过历史性辉煌，成为中东地区强国。但1978年野心勃勃的萨达姆掌权后，伊拉克便走向了一条不归路，随后发生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把这个国家带向了深渊。

在伊拉克一百年的对外关系中，在全球层面深受英国、苏联和美国等大国的操控和宰割，而在地区层面则与强邻伊朗明争暗斗了近百年，直至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后才有所减弱。在此过程中，伊拉克与伊朗除了在特定时期为缓解腹背受敌处境短暂缓和外，双方的斗争涉及领土争端、民族宗教矛盾、意识形态矛盾等各个领域，尤其是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给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创伤，甚至埋下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覆灭的种子。正是美国和地区国家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支持使其地区霸权主义不断膨胀，成为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诱因；正是两伊战争时期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才有了后来美国的武器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甚至成为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

两伊战争对于伊朗也同样沉重。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上也是霍梅尼“输出革命”的产物，并使伊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八年两伊战争几乎占据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政治生涯的全部，最终他不得不在1989年像接受“毒酒”一样接受停火协议，不久后便带着“输出革命”未果的遗憾撒手人寰。

在两伊战争和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两伊在美国的“双重遏制”战略下惨淡经营。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情况则使伊朗、伊拉克和美国三个大小冤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一、从帝国争霸到民族国家的领土之争

在中世纪晚期，中东地区主要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控制，而两大帝国争霸留下的领土纷争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为伊朗和伊拉克所继承，进而使两个国家从交往之初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围绕阿拉伯河划界的争端。

在奥斯曼帝国苏丹萨利姆一世（1516—1520年）时期，不断向东扩张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王朝便围绕经济富庶、战略地位重要的伊拉克的地区展开拉锯战。双方曾经于1612年和1639年签订《伊斯坦布尔协定》和《祖哈布条约》，但由于这些协定多是根据战争时期力量此消彼长进行的安排，其规定也十分模糊，因此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又会发生争端，而巴格达也数次在双方之间易手。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波斯帝国多次以赴麦加和伊拉克卡尔巴拉和纳杰夫朝觐的波斯人遇害和遭到羞辱为由，向奥斯曼帝国开战，双方分别于1823年和1847年两次签署《埃尔祖鲁姆条约》，条约是在当时争夺伊朗的英国和俄罗斯的调停下签署的。1847年的第二个《埃尔祖鲁姆条约》对领土的划分较前相对明确，但它留下的最大问题是阿拉伯河的边界问题。

《埃尔祖鲁姆条约》规定奥斯曼承认波斯在阿拉伯河有自由航行的权利，并对阿拉伯河东岸拥有主权。但是，条约所附的《备忘录》中关于阿拉伯河主权问题却含糊其辞，尤其是如下声明令波斯无法接受：“波斯无权以任何借口对阿拉伯河西岸地区，或属于奥斯曼的东岸领土提出要求。”意即奥斯曼不仅对整条阿拉伯河，甚至对东岸领土也拥有主权。

事实上，关于阿拉伯河划界的模糊规定，是英国和俄罗斯别有用心的安排，其用意在于通过制造波斯与奥斯曼之间的矛盾干涉两国内政。波斯政府以没有授权其代表在《备忘录》上签字为由宣布条约无效。此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在英俄的协调下继续谈判，1913年波斯、奥斯曼与英、俄签订《君士坦丁堡协议》，对1847年及以后条约、协议所确立的边界加以详细描述；关于阿拉伯河地区，规定除某些指定区域外，整条河直到东岸浅水线归奥斯曼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伊拉克在经历英国短暂的委任统治后于1921年独立，并继承了奥斯曼与波斯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和协议。而波斯也在礼萨·汗领导下于1925年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并于1935年更名为伊朗。这标志着两个国家都已经走向民族国家。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留下的领土争端尤其是阿拉伯河划界争议，使两伊关系充满了持久的张力——伊朗力图改变现状，而伊拉克主张保持现状。

在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围绕伊拉克地区的争夺，更多是两大帝国不断根据实力此消彼长和战争结果修正边界，而随着伊拉克和伊朗相继建立民族国家，双方的冲突走向了更加难以调和的领土争端，这也直接埋下了日后两伊战争的历史伏笔。

从1921年伊拉克独立到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两伊围绕阿拉伯河边界间题的矛盾日趋尖锐。由于阿拉伯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伊朗多次提出按主航道中心线来划定阿拉伯河边界，而阿拉伯河流域被勘明的丰富石油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1937年两国签订《德黑兰条约》，规定阿拉伯河的边界除阿巴丹附近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外（伊朗因此从伊拉克获得一块长约4英里的锚地） 其余部分仍执行1913年的《君士坦丁堡协议划定》。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两伊民族矛盾更趋紧张，双方围绕阿拉伯河划界和石油资源剑拔弩张，甚至多次发生边界冲突（1963年）和外交危机（1969年），直至伊朗于1969宣布废除1937年的《德黑兰条约》，此后双方关系进入边境军事对峙和磨擦不断发生的冷战状态，大国和地区国家的调停均告失败，直至1974年3月才在联合国安理会调停下达成边界停火协议。1975年3月，两伊在欧佩克在阿尔及尔会议期间，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斡旋下达成《阿尔及尔协定》。伊拉克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阿拉伯河边界，而伊朗则允诺停止支持反政府的伊拉克库尔德游击队。

但是好景不长，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的“输出革命”政策导致两伊关系迅速恶化，并导致边界军事冲突。1980年9月伊拉克宣布废除阿尔及尔协定，并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两伊战争全面爆发。

总之，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以及英国、俄罗斯从中操控，使两伊围绕阿拉伯河的领土争端一直构成双方关系紧张的根源，而民族和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斗争则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了双方的矛盾，共同促成了两伊战争的爆发。

二、从民族宗教矛盾到意识形态的复杂斗争

两伊战争构成了伊朗和伊拉克矛盾冲突的巅峰，这场极端残酷的战争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伊朗死亡士兵达64万人，伊拉克伤亡23万人，这无疑是二战后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局部战争之一。这场战争的核心是领土和权力斗争，但在这场战争前后乃至当今仍在潜移默化发挥作用的民族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斗争，同样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这种深入到思想和灵魂层面的斗争则更复杂、更难以调和。

整体上看，伊朗和伊拉克的矛盾斗争关系中交织着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复杂历史纠葛，进而使双方的矛盾成为两种民族和两种教派矛盾交锋的前沿，并使双方的斗争交织着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波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

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创立前，波斯帝国便已经创造了相当辉煌的文明。但是，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却在伊斯兰教崛起的过程中被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人在此过程中选择了被逊尼派正统视为异端的什叶派。在历史上，伊拉克地区对什叶派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等地是什叶派学术中心和宗教圣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什叶派构成了波斯人保持其民族性、避免被阿拉伯人同化的特殊机制。历史上，什叶派在推翻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并建立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伊拉克巴格达又成为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中心所在。而作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王朝，信仰什叶派的波斯人几乎控制了阿拔斯王朝的官僚系统，阿拉伯民族（逊尼派）与波斯民族（什叶派）在帝国内形成了如此奇怪的组合，这甚至成为极端主义（如“伊斯兰国”）仇视波斯人和什叶派的理由所在。

1258年阿拔斯王朝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大军所灭后，阿拉伯民族走向了分裂并在奥斯曼帝国建立后沦为帝国的臣民，直至帝国解体后逐步演变出22个阿拉伯国家，而1501年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又复兴了波斯帝国，并确立什叶派为国教，同时围绕伊拉克地区与奥斯曼帝国展开争夺。

作为波斯帝国继承者的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对波斯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进而增添了波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复杂性。围绕不同时期与伊斯兰教的不同关系，近代以来伊朗民族主义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近代反对英俄帝国主义和恺加王朝的民族民主运动中，什叶派发挥了思想和组织动员作用，使波斯民族主义具有浓郁宗教色彩；在1925—1979年的巴列维王朝时期，波斯民族主义体现为君主制王权下的激进世俗民族主义，具有重视前伊斯兰时期波斯帝国文明和排斥伊斯兰教的特点；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民族主义再度与什叶派主导的伊斯兰主义合而为一，并在“输出革命”、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过程中与伊拉克产生矛盾。

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它是英国于1921在难以维系委任统治后“制造”的民族国家，其领土是奥斯曼帝国巴格达省、巴士拉省和摩苏尔省的组合，其民族主义先天发育不足。在伊拉克被“独立”这种特殊的建国背景下，它更多是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模糊地作为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支撑。1958年伊拉克军官革命推翻君主制，尤其是1968年阿拉伯复兴党在伊拉克掌权后，伊拉克民族主义才日趋清晰，尤其是萨达姆政权对前伊斯兰时期的巴比伦文明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重塑，同时仍然强调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从20世纪20年代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两伊的矛盾主要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波斯民族主义的矛盾，民族主义构成了双方争夺领土和地区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支持。

除了前文所述的阿拉伯河领土争端外，胡齐斯坦问题和库尔德问题是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伊朗胡齐斯坦省是阿拉伯人在伊朗的聚集区，但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一直坚持胡齐斯坦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不断支持胡齐斯坦阿拉伯人反对伊朗政府的斗争；但伊朗坚称该省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两伊境内都居住着大量的库尔德人，两伊分别支持对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库尔德民族问题成为导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关系紧张的又一个因素。

从1979年到1989年霍梅尼去世，两伊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伊朗的伊斯兰主义与伊拉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教派矛盾也更加突出。

霍梅尼一方面主张以和平方式输出革命，但同时又有许多关于通过战争和武装干涉等方式输出革命的主张。两伊战争的性质并非纯粹的宗教战争，但是，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基于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无疑构成了诱发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霍梅尼认为，只有推翻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并在伊拉克建立伊朗式的什叶派政权，才能消除继续向西部海湾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障碍。因此，两伊战争不可避免地与输出革命联系在一起。

为输出革命，伊朗于1981年成立了“输出革命”的组织机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IslamicRevolutionary Council），“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则是专门负责向伊拉克“输出革命”的组织机构。伴随1982～1984年间伊朗在战争中优势的不断扩大，伊朗甚至开始设想战后的伊拉克安排，即通过伊朗和伊拉克的联合建立“什叶派联邦”。

当然，战事发展并没有使伊朗的上述构想变成现实，战争陷入了长期胶着状态。1988年7月，均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伊朗和伊拉克签署了停火协议。霍梅尼无奈地慨叹：“……接受停火对我来说比吞毒更加致命。但是我愿意服从真主的安排。为了满足真主的意志，我宁愿吞下这服毒药。”霍梅尼逝世后，两伊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日趋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孤立，都使伊朗不得不减缓“输出革命”的调门和步伐。

总之，霍梅尼的政治理想是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的世界秩序，而当时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则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由于伊朗输出革命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构成威胁，支持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抵制伊朗便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共同事业。

三、美国霸权盛衰阴影下的两伊之困

从两伊战争结束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伴随海湾战争后美国独霸中东，伊朗和伊拉克均成为美国遏制的对象，即20世纪90年代美国“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战略的一部分。伴随双方国际处境严重恶化，这一时期两伊关系有所改善。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虽逞一时之快颠覆了萨达姆政权，却使自身深陷伊拉克难以自拔，更是因无意间为宿敌伊朗消灭了东西两线的敌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而倍感无奈，同时也使美国难以兼顾从伊拉克撤军和遏制伊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纠集沙特、以色列对抗伊朗的原因所在，也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寻求通过伊核协议约束和平衡伊朗的原因，前者是硬制衡，后者是软制衡，但限制和约束伊朗的目的却是相似的。

萨达姆政权覆灭使伊朗如释重负，但它既不希望伊拉克成为美国控制下对抗伊朗的工具，也不希望伊拉克因美国撤出而陷入分裂和动荡并波及伊朗，这是伊朗悄然对伊拉克政治施加影响的原因所在。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积极对伊拉克的政治重建施加影响，使双方关系迅速回暖。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什叶派主要包括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Ayatollah Ali al-Sistani）、萨德尔运动、达瓦党、伊拉克最高委员会四大力量，伊朗对其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005年7月，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达瓦党（宣教党）人士贾法里（Ibrahim Jaafari），在就任过渡政府总理后对伊朗进行历史性访问；也曾流亡伊朗的达瓦党人士马利基（Jawad al-Maliki）于2005年12月出任伊拉克总理后不久，便于2006年9月和2007年8月两次访问伊朗；2008年3月，内贾德实现对伊拉克的历史性访问，成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伴随两伊关系改善，伊朗与伊拉克的经贸关系和宗教交流也日益频繁。

但是，处于美国和伊朗对抗夹缝中的伊拉克政府处境十分艰难，面对美国留下的经济千疮百孔，宗派冲突、极端势力泛滥的烂摊子，既希望摆脱美国控制但又不得不依赖美国，既无法规避伊朗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加深，又有着不愿意受制于伊朗的深刻的民族主义情绪。

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尽管与伊朗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崇奉伊朗的伊斯兰主义，同时他们作为阿拉伯什叶派，对伊朗什叶派始终存在戒备和防范心理；包括什叶派在内的伊拉克民众对伊朗的影响更是心存抵触，也限制了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过分接近伊朗。此外，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长期对抗的历史尤其是两伊战争留下的历史创伤，也使它们短期内难以建立充分信任。而西方大国和地区大国围绕伊核问题、伊拉克重建的复杂矛盾，也使两伊关系深受外部因素的掣肘。

当前，美国正继续推行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加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的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伊朗和伊拉克也均面临着发展与转型的巨大压力。期待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在下一个百年中能走向和解，实现和平、发展和繁荣。

（作者：刘中民，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