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国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 ）和阿拉伯世界大思想家阿富汗尼(Al-Afghani, 1839-1897)在1883年进行了一次书面交流，这其中共包括三篇文章，均收录在Ernest Renan, L’Islam et la science, Paris, L’Archange Minotaure, 2003。本译文为第一篇，是勒南在索邦大学的演讲全文。这场书面交流影响深远。今天西方学界、政界、传媒界的讨论范围，依然不出东西方两位思想家一百多年前对话所铺垫的主线。无论偏见、高见，两位饱学之士的观点都有值得我们批判和吸收的地方。
女士们、先生们：
我早就多次留意过这个会场的热烈气氛，所以才敢班门弄斧，跟在座各位谈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这个话题布满幽径，倘若真想弄个水落石出，那就必须得扎扎实实地分析。而历史上频频出现的误读，几乎都源自我们界定民族和种族时所使用的术语不够准确。我们提到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时，总是认定这些术语可以描述某个一成不变的群体，没考虑到军事扩张、宗教传播、语言渗透以及各种潮流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影响。
历史的真相，并不是粗线条类别就可以解释完整的。拿我们法国人为例，从语言上看，我们算是罗马人；从文明上看，我们可以说是希腊人；从宗教上看，我们又是犹太人。一开始重中之重的种族，却受到希腊人的文明、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征服、基督教、伊斯兰教、文艺复兴、哲学、革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断地减少其份量。如此一来，人类大家庭里的不同种族，就好比经过捣碎的原材料，注定是或多或少类似的一团。现在，我就要和大家谈一个常见的误用，谈谈“阿拉伯科学”、“阿拉伯哲学”、“阿拉伯艺术”、“伊斯兰科学”、“伊斯兰文明”等术语背后的含糊之处。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当然的一些观念大多来自一些错误的判断。有时，甚至来自一些严重的曲解。
但凡关心时事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今天穆斯林国家的落后境地，看到伊斯兰统摄之下的国力倒退，看到那些把伊斯兰视作他们整个文化和教育体系的民族在智力上的无所作为。但凡去过近东或非洲的人，都会讶异于虔诚穆斯林思维的闭塞，讶异于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讶异于他们对科学完全提不起兴趣，讶异于他们无心学习或接触新观念。从十岁、十二岁接触宗教之际算起，一个还挺清醒的孩子，整个人突然就变得狂热起来，以自己信奉绝对真理为荣，仿佛有种居高临下的自得。这种自大，恰是穆斯林最严重的毛病。他们行礼上看起来的朴素，让他们生出了对其他宗教的不屑。穆斯林认定真主会使他们致富，会让能者掌权，却不考虑个人自身的修为与努力。穆斯林对教育、科学等一切构成欧洲精神的特质没什么好感。宗教信仰导致的这种闭塞，强烈到足以消去皈依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柏柏尔人、苏丹人、切尔克斯人、阿富汗人、马来人、埃及人、努比亚人成为穆斯林后，就不再是原先的种族，而被统称为穆斯林。在这里，只有波斯能算得上一个例外。波斯懂得保有自身的灵脉，因为它在伊斯兰教里占有独特的位置。往深里看，与其说波斯人是穆斯林，还不如说他们是什叶派。
为了缓和上述这番针对伊斯兰的狠话，为了避免一些大而化之的判断，很多人都认为这种落后状态只是暂时的。为了让自己对未来有信心，这些人会诉诸历史：今天走下坡路的伊斯兰文明，在以前可是冠绝全球。它有许多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好几个世纪以来，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导师。那为什么曾经有过的不能重来呢？这就是我在这场讨论里要细谈的一点：真的有过一种伊斯兰科学？或者说，至少有过一种为伊斯兰所接受、认可的科学？
我们大可以举出佐证这种看法的史实。无疑，从公元775年到十三世纪中，在差不多五百年间，伊斯兰世界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这段时期，凭其文化上的繁荣，伊斯兰世界要优于基督教世界。不过，我们要仔细地分析这段史实，免得引申出不恰当的推论。我们应以每个世纪为时间轴，来梳理东方取得暂时领先的种种因素。而这种持续好一段时期的领先，很快就变成一种非常典型的落后。
在伊斯兰诞生的头一个世纪里，哲学和科学根本不曾存在。阿拉伯半岛上长达数个世纪的宗教纷争，在闪族一神教的众多形式里不太彻底地孕育出了伊斯兰。那时的伊斯兰，无关我们今天所称作的理性和科学。奉伊斯兰之名四处扩张的阿拉伯骑士，可谓是第一批世界斗士。但无论如何，他们哲思不足。十三世纪的阿拉伯思想家阿布•法拉杰（Abu Faraj）在回顾阿拉伯民族特性时，就这么写道：“这个民族赖以自豪的学问，是有关语言的学问，是对词章的驾驭，是对诗句的雕琢，对散文的布局。至于哲学，安拉可没有让他们掌握多少，也没让他们具备这方面的潜质。”这样一番话，可谓一针见血！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是所有人中最不会陷入玄思冥想的。而虔诚的阿拉伯人则满足于创世论中对万物的解释：造物主直接统治世界，以一个个先知向人们传递启示。而且，只要伊斯兰由阿拉伯人来代表，也就是在前四任哈里发统治下，一般的思想活动便无立锥之地。欧麦尔并不像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放火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然而，他开的风气却对当时世界的思想研究、精神活动造成了破坏性的实际影响。
到了750年，一切都变了。波斯人的阿拔斯王朝，比伍麦叶王朝更占上风，伊斯兰的重镇，便转移到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带。然而，这一带还留存有萨珊王朝的印记，这可是东方有史以来最灿烂的文明之一，并在霍斯劳一世（编者注：伊朗萨珊王朝最伟大的国王）在位时达到顶峰。那时波斯的工艺已繁荣了好几个世纪，而霍斯劳一世更是添上了思想的鲜花。被逐出君士坦丁堡的哲学，在波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而且，霍斯劳还组织翻译印度的典籍。当时人口众多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挑起了科学与希腊哲学的重担。医学，全靠他们来发展。而他们当中的神职人员，往往通晓逻辑学或几何学。在频频援引萨珊故事的波斯史诗里，就曾经有过鲁斯特姆（Rustam）为了建桥而唤来神职人员指导工程一说。
在一百多年间，伊斯兰给波斯的一击，彻底中断了波斯原有的发展。然而，阿拔斯王朝的到来又似乎恢复了霍斯劳时期的盛世。阿拔斯王朝的诞生就是源自由波斯人带领的波斯军队所发起的革命。这个王朝的开创者阿布•阿拔斯和真正的缔造者曼苏尔（Mansour）的身边总是聚集一批波斯人，尤其是曼苏尔。从某种程度而言，可谓是萨珊王朝的再现。哈里发身边的近臣、谋士多是来自古波斯巴米赛德家族（Barmecides），这些人头脑开明，忠于古波斯的祭拜传统，直到后来才皈依伊斯兰，而且没有笃信。聂斯托利派的人很快就赢得了这些没有盲从宗教的哈里发的赏识。凭着某种特权，他们成了哈里发的第一批医生。像哈兰这个长期不信教的城市，便在整个人类精神史上占据关键位置：它保留了所有的古希腊科学传统，而且还产生了许多不可能脱胎自启示宗教的饱学之士，尤其是天文学家。
这个获得重生的波斯，定都巴格达。在当时，王朝征服者在扩大领土时所带去的阿拉伯语，没有被取代。而伊斯兰教的地位，也还不至于飘摇。不过，一言以蔽之，这个新文明的精神品质是杂糅的。在这里，基督徒胜过了帕西人，行政，尤其是警务，都由基督徒把持。而和我们欧洲加洛林同时代的有一批杰出的哈里发，如曼苏尔、哈伦•拉希德（Haroun Rachid）、马蒙（Mamoun），这些姑且称作为穆斯林。看上去，他们充当宗教首领，或者用一个在座各位熟悉的词，他们近似于教宗。然而，他们的内心却在别处！他们对什么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尤其喜欢外面的世界，甚至是异教徒的玩意儿。他们探索印度、古波斯，并且尤其喜欢古希腊。固然，在某些时候，宫廷里虔诚的穆斯林对此颇为不满，进而哈里发也顺着信众的意思，把这些异教徒或自由思想家处死。可过了一阵，开明的风气再次吹起。哈里发便想到了之前的文人智者、有趣之士，于是，被虔诚穆斯林抵触的无拘束的生活，便又恢复原样。
以上便是我对巴格达所代表的文明的解释。这样一种文明，很是引人入胜。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想象的翅膀。恰是多亏了那些对宗教不太笃信的哈里发，这些生动、出人意料的故事，严谨而不死板，正襟危坐又不乏插科打诨。在巴格达，就连常遭人身威胁的名士也在宫廷里受到礼待。在这些哈里发时而开明、时而严峻的统治下，自由思想发展开来。那时候伊斯兰中的“穆台凯里蒙”(Mutakalimun)，即“辩论者”，便常常从理性角度讨论所有的宗教。下面，我们不妨借一位虔诚穆斯林的记录，看看这些辩论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念一段翻译成法语的译文：
一位突尼斯凯鲁万的学者请教一位虔诚的安达卢西亚神学家。这位神学家曾游历巴格达，因此就被问到是否在巴格达旁听过穆台凯里蒙的辩论。安达卢西亚神学家回答道：“有啊，我旁听过两次。不过，我以后都不会再去了。”学者很不解，想知道所以然。安达卢西亚神学家继续说：“听我说完后，你自有定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发现不光所有穆斯林，不管哪支哪派，而且就连不信伊斯兰教的，信拜火教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犹太人，基督徒，统统都有出席！总之，出席的有诸多不信教的人！每一派都有其代表，极力为自家立场辩护。每当某一派的代表入场时，全场都会起立致敬。而且只要发言者不坐下，大家也不会先坐。整个辩论大堂很快就坐满了人。其中一个不信教的人发话，‘大家聚在一堂，为的就是理性探讨问题，想必诸位都知道辩论的规矩。你们穆斯林不能搬出《古兰经》或圣训来说事，因为我们这些人两者都不信。我们在场的人，个个都只能援引理性的论据来辩论’。你知道吗，居然全场的人都为这番话鼓掌！看了这番场景，我以后都不会再来这儿了！后来有人又邀请我旁听他们的辩论，我前去可发现还是这个样！”
我们要看到：当严格的宗教正统稍微有点松懈，哲学与科学的思潮就会随之而来。当时叙利亚信仰基督教的医学家，承接着自古希腊以来最后的学派，他们全力投入到亚里士多德学派、数学、医学，以及天文学的研习中。哈里发吩咐他们把能够找得到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盖伦等人的巨著翻译成阿拉伯文。而像铿迭（Al-Kindi）这样聪明的人，更是开始思考起人类永恒的难题。那时，大家就在阿拉伯文中借古希腊文，这些人被直接称为“哲学家”。也正是那个时候起，“哲学家”这个外来词便被视作伊斯兰以外的事物。于是，“哲学家”这个称呼在穆斯林里头就有了贬义，有点像源自中古波斯文的“异端”，又有点像后来我们法文里的“共济会”，总之就是常会招致杀身之祸。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时期是伊斯兰理性主义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像“心诚兄弟会”这样的哲学社团便着手出版有关智慧和思想的著作。而法拉比（Al-Farabi）和伊本•西纳（Ibn Sina）两位伟人，更是前无古人的思想全才！尤其是在当时的波斯，天文学和几何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而炼金术看似步伐缓慢，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居然发明了蒸馏术，甚至可能还可以制造粉末。紧贴着东方的步伐，西面的安达卢西亚也在这些领域大步推进。那里的犹太人有着积极的贡献。而像伊本•巴哲（Ibn Bajja）、伊本•图菲利（Ibn Tufail）、伊本•鲁世德（Ibn Roshd）这些人，更是在十二世纪把哲学拔高到了之前几个世纪都未曾有过的高度。
以上勾勒的这些思想史脉络，便是我们常说的阿拉伯哲学，尽管阿拉伯文是当时的书写语言，但其实，这段思想史更应说是属于希腊-萨珊王朝的。更准确地来看，应该说是希腊化的，因为最多产的“种子”就来自古希腊，它是学问和严肃思想的唯一源泉。而叙利亚和巴格达一带优于拉丁世界的原因，其实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善于吸收希腊传统。而那时，在巴格达、哈兰找到一个欧几里得、一个托勒密或者一个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比在巴黎要容易的多。哎，各位想想，要是拜占庭把希腊的瑰宝保留至今，这会比今天他们文教不存的窘况要好多少啊！要是八九世纪就已经有了贝卡里翁（Bassilius Bessarion）和拉斯卡伊（Lascaris），该有多好！这样一来，我们就没必要费尽周折，专门绕叙利亚、巴格达、科尔多瓦、托雷多一圈才把希腊的学问学到手了！人类精神的火种行将在一个民族手中熄灭时，另一个民族便会将其续燃。冥冥之中可堪玩味的却是，当年在叙利亚、哈兰为人所不齿的那些哲学家，居然后来在另一个地方大放光彩。正因为有了这些阿拉伯文的希腊哲学与科学译本，欧洲才拿到这把开启才华的古典钥匙。
事实上，伊本•鲁世德这个最后一位阿拉伯哲学家在摩洛哥凄然离世时，欧洲已经从昏睡中醒来。我们法国的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已经奏出了理性主义的序曲。欧洲找到了它的才思，掀起一番动人心魄的跃进。而这跃进的最后一击，便是人类精神的彻底解放。当时在这里，在我们索邦大学所坐落的小山上，已经具备了探索人类精神的新触觉。所欠的，就是书和古典资源。如此观之，似乎直接到君士坦丁堡图书馆索要翻阅原典，比借助用一门不太能传递希腊思想意蕴的语言而作的译本，要更为妥当。但很可惜，宗教上的讨论却把希腊世界和拉丁世界截然对立起来。1204年野蛮的十字军东征，也加剧了这种对立。而且，我们一直都没有懂古希腊文的人。我们还要再等上个三百年才有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ques Lefèvre d'Étaples）或布德（Budé）这样的人。
我们欧洲人没有希腊正典，只好到安达卢西亚取经。当时的希腊正典，多保存在拜占庭的图书馆里。而安达卢西亚的希腊学问，翻译得其实并不好。我们没必要提那位不知是否真的到过穆斯林地区游历的杰尔伯（Gerbert d’Aurillac）。但不管如何，从十一世纪开始，非洲人君士坦丁（Constantin l’Africain）得益于其受到过的穆斯林教育，无疑是该时代在学问上的佼佼者。从1130年到1450年，由雷蒙主教资助的翻译学院在托莱多非常活跃。这个学院把阿拉伯文最重要的知识典籍翻译成了拉丁文。从一开始被介绍起，阿拉伯文典籍中的亚里士多德便马上吸引住了巴黎大学的文人圈。欧洲长达四五个世纪的落后，终于有了转机，因为在那以前，欧洲不得不仰赖于穆斯林世界的学问。大概从1275年开始的思想史，我们要记住两个大走向：一是穆斯林世界陷入思想活动的低谷；二是西方世界切切实实地走上了探索真理的坦途。直到现在，还没人能细心丈量这两大走向的落差。
本来明明是对人类精神有杰出贡献的宝库，结果却沦为无用之物，这真让人唏嘘。这宝库，很快奄奄一息。当阿拉伯的学问在拉丁世界生根发芽的时候，它却在自己的土地上消失殆尽了！当伊本•鲁世德在拉丁欧洲的思想重镇里获得和亚里士多德同样高的声誉时，他的名字在穆斯林世界却不再被提起。大概是1200年以后，一个出名的阿拉伯哲学家都没有！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哲学一直受排挤，但还不至于到被逐出家门的地步。而1200年以后，神学却完全挤占了哲学，哲学完全被取消了。后世史家谈到这段思想史时，最多是提起一段陈年往事，而且还挺难为情。哲学的手稿纷纷被毁，几成绝迹。而天文研究，能派得上用场的也无非是确定专事祷告的时辰。我们可以看到没过多久，突厥人便取得了伊斯兰的统领地位。而除了少数几个像伊本•赫尔敦（Ibn Khaldoun）这样的特例，伊斯兰再也没有出过大思想家。科学和哲学，就这样被扼杀掉了。
我必须向各位申明：我没有贬低刚才所讲的整个阿拉伯学问！整个阿拉伯学问，在人类思想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可我们在一些细节上把它的原创性给拔高了，尤其是在天文学上的发现。但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它说成一无是处。
我们大可以认为：从六世纪古典文明几近熄灭，到十二、十三世纪欧洲重拾慧根这段时期，人类精神活动的传统无疑在伊斯兰扩张的地区延续。我们不妨称之为“阿拉伯时期”。可整个阿拉伯学问，果真能称得上是“阿拉伯”的吗？无他，仅仅是书写语言为阿拉伯文而已。伊斯兰的领土扩张把原来阿拉伯半岛上的语言传播到四面八方。阿拉伯文，就好比我们西方的拉丁文，是承载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工具。而这样的拉丁文，和古典拉丁文毫无瓜葛。说伊本•鲁世德、伊本•西纳、巴塔尼（Al-Battani）是“阿拉伯人”，就有点像说大阿尔伯特、罗吉尔•培根、弗朗索瓦•培根、斯宾诺莎都是拉丁人的后代一样。而且，我们还常犯另一个认识误区。我们总把阿拉伯科学和哲学归到阿拉伯半岛，这就有点像我们把整个基督教拉丁文学、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乃至十七、甚至十八世纪一部分的学问都贴上罗马的标签！而依据的理由无非是：他们都用拉丁文写作。
实际上，在众多所谓“阿拉伯哲学家和思想家”里头，其实只有铿迭是阿拉伯血统，其余的都是波斯人、马维兰纳赫尔人、西班牙人，或者是出生在布哈拉、撒尔马罕、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的人。他们不仅毫无阿拉伯血统，而且全无阿拉伯人的思维特质。他们用阿拉伯文写作，但和我们欧洲中世纪受拉丁文束缚的思想家一样，他们也曾苦于阿拉伯文的桎梏，但最终突破了这些桎梏。充满诗性的阿拉伯文，碰到形而上学问题时就词不达意了。而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又通常没什么好文笔。
总之，整个阿拉伯学问，不算是阿拉伯人的，那么它总归算是伊斯兰的吧？但伊斯兰有为理性探索的思想活动起到推动作用吗？答案很显然是否定。人类精神史上的佳话，几乎都是帕西人、基督徒、犹太人、哈兰人、伊斯玛仪人，还有内心不怎么笃信宗教的穆斯林！而至于那些严格遵守教法的穆斯林，他们可没有为这段精神狂飙做过多少贡献。像那位致力于引入希腊哲学的哈里发——马蒙，便遭宗教长老猛烈抨击。而其治下所碰到的不幸，居然被解读成一种惩罚，一种针对马蒙向异于伊斯兰的学问产生兴趣的惩罚！已经有过多次，为了照顾民情，伊玛目把哲学、天文典籍公开烧毁，或是投入井或池中。当时，推进这些领域的人被称为“异端”。他们会在街上挨揍，住房会被纵火。而掌权的人为了迎合大众，甚至会把这些人处死。
事实上，伊斯兰一直都排挤科学和哲学。结果，科学和哲学都消失了。不过，我们要在伊斯兰史里区分两段时期。第一段，从它诞生之日算起，一直到十二世纪；第二段，从十三世纪起，直到今天。在第一段时期，伊斯兰里头有着众多门派，禀性也很受穆尔太齐学派（Mutazilism）影响。而穆尔太齐学派，有点像我们欧洲后来的基督新教。和第二时期与不懂高雅的鞑靼人、柏柏尔人统治伊斯兰不同，第一段时期不会囿于宗教的框框。但伊斯兰却有逐渐强化其信仰的特性。伊斯兰诞生之初的那批阿拉伯人，没有尽信先知所传递的使命。而在两三个世纪间，不信教的情况却几乎绝迹。随之而来的，便是教法的绝对统治，完全没有区分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的余地。这种统治，是一种对不信教的人施行刑法的统治。其强制之甚，恐怕要拿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才能比拟。对人类自由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一套绝对的思想体系覆盖社会的全部方面。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只有两种社会可以与之相比：一是我们看到的穆斯林地区；二是世俗时代的教皇国。而且，我们要清楚，教权只管理很小一个国家，但伊斯兰却覆盖着辽阔的土地，而且还有一种骨子里与进步观相龃龉的思想：国家，建立在一系列启示原则之上；全社会由教法统治。
在欧洲，一些为伊斯兰辩护的所谓开明人士，对其并不了解。伊斯兰，是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的合一，是教法的统治，是束缚人类最沉重的枷锁。我现在再重复一遍：中世纪初期，伊斯兰没有让哲学绝迹，这是因为它力所不能，其原因是由于它当时还未形成体系，没有手腕进行思想打压。比方说，警务由基督徒负责，而他们其实主要是继承了什叶派原有的事务。因此，许多不同的意见就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管控下有了喘息的机会。可当信徒群体逐渐变得狂热起来时，伊斯兰便把一切都排挤掉了。宗教上的严刑峻法和虚情假意成了新常态。伊斯兰还没强大的时候，它很宽容；当它强盛时，就压倒一切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颂扬它没有完全压制的东西。
为伊斯兰唱赞歌，说它给科学和哲学留有余地，这就好比我们把现代科学的发明归功于欧洲这里的神学家！其实，即使有神学家，我们欧洲的现代科学发明还是会大踏步的。和伊斯兰相比，我们西方的神学也相当排斥异见。而唯一的差别在于：西方的神学没有把现代精神连根拔除；而伊斯兰所到之处，该地原有的精神都被清理。而且，在我们西方，行宗教迫害之实的还只是西班牙这个小国。在那里，宗教迫害完全不给科学精神留下空间。我们不妨简单说一句：这个高贵的国家以后会追上来的。而在穆斯林地区，各位想象一下，历史就仿佛是被宗教裁判、菲利普二世和庇护五世一起封杀掉科学精神后的欧洲。
在座的各位，老实说，对那些没有作恶成功的坏人，我不会有什么好感！诚然，宗教可以抚慰弱者的人心，引起穷人的共鸣，这个时候的宗教有其美好的一面。可我们千万不能对其高唱赞歌，颂扬它没有扼杀掉即使有宗教阻碍也会发展的新事物！千万不能感激它为新事物手下留情！受人唾弃之徒，没什么东西值得让我们去继承。我们不该把遭到宗教排挤的东西，硬说成是拜宗教所赐！
可惜，人们恰在这个关键点上把许多飞跃解读成是受了伊斯兰的影响。这些飞跃，不管伊斯兰是否高高在上，或是否与伊斯兰相冲突，也照样发生。幸好，伊斯兰没能挡住这些洪流。对着伊本•西纳、伊本•祖尔（Ibn Zuhr）、伊本•鲁世德的著作唱起伊斯兰的礼赞，这有点像人们对伽利略心中的天主教称赞不已。事实上，神学束缚住了伽利略，但没有完全拖垮他。这并非是我们感激天主教的理由。我在这里不是要贬低任何一种人类在永恒和命运面前寻求慰藉的苦与畏。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有着许多令人称道之处。每次走进清真寺，我内心都有暗涌和颤抖，自问是不是后悔没有皈依伊斯兰教。可是，对人类理性而言，伊斯兰教却没有裨益。它带来的思想闭塞，正好落入自己划定的框框内。而且它还挤占自由思想，虽不比其他宗教更血腥，但却更加有效彻底。它让被征服的领土成了一片自绝于理性精神的荒土。
本质上塑造一个穆斯林的那种特质，便是对学问的厌恶，认定一切探索是徒劳无用的看法几近愚蠢，并且根本没有鼓励竞争的学问，而史学更无从谈起，因为但凡涉及到前伊斯兰时代，它就有可能被视为激活某些古老的谬误。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爱资哈尔清真寺教士——法阿•塔赫塔维（Rifaa Tahtawi）的巴黎见闻录了。这位教士回到埃及后认为：欧洲的科学，由于其原则都建立在自然规律上，因此统统都属于异端！我们必须指出，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塔赫塔维有其道理。一套由启示而成的教法，总是和自由探索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探索很可能和启示相左。我要强调：科学所带来的影响，不是驱逐宗教，而是远离神性，远离人们以为发生了的某些事件。理性经验降低了超自然的维度，缩小了它的领域。而超自然，恰恰是一切神学的根基。伊斯兰把科学视为敌人，这与它本身相当一致，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过，这种一致是非常危险的。在扼杀掉科学之际，它其实也毁了自己，陷入落后的境地。
我们持这样一种观点：探索，是一番针对思维惰性、针对不善精巧准确的事务。“安拉是全知万事的”，这是穆斯林之间讨论问题时常用的结语。英国旅行家拉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在前几次去摩苏尔时，很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民风。他请教当地的宗教法官时，得到了以下这番回答。我给各位念一下译文。
“这位朋友，你问我的这些都是无用且有害的。尽管这辈子都在这里度过，我可从没想过要费功夫去点算这里有多少户人家。至于这里人家的驴或者船载着多少货，我真没有功夫去管。而这座城的前身是什么，真主自有分寸。只有他才知道，伊斯兰到来以前这座城的居民是如何灌溉的，要是我们妄想知道这些答案，这可危险了！这位朋友，别去探索那些与你无关的事情。你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已经给你献上良好祝愿了。你就好好待着。在真理面前，你和我说过的所有话都不会出错。
因为，说是一回事，听是另一回事。按照你国家的习俗，你可以爬山涉水，直到你无法再发现别的幸福。我们呢，生于此长于此，从来没想过要离开。这位朋友，你信奉真主就是至上的智慧，别的都比不上！他创造了世界，难道我们要妄图与之比肩、琢磨创世的奥秘？你看，这颗星绕着那颗星转；那颗星，留着长长的尾巴，得花多少年才划过来，又得花多少年才划过去啊！你别操心这些问题了。造物主对它们怎么飞，心里有数！不过，也许你这么和我说：‘你醒醒吧，我比你懂得更多，我看过不少你完全不懂的事物。’假如你觉得这些事物让你变得比我好，我真替你高兴。不过，我感激真主没有让我操心一些不该让我操心的事物。你了解一些我毫不感兴趣的东西。而你见识过的东西，我觉得无关轻重。我问你：学问再多，你会多长一个肚子吗？你眼界再宽，能找到天堂吗？这位朋友啊，假如你要开心，你就念清真言！不要行恶，这样你就既不会怕人也不会担心死亡。因为，你的时刻将会到来。’”
宗教法官的这番话，富有哲理。这就是根本区别：我们觉得他说的话很吸引人，他却觉得我们说的话无聊透顶。对社会来说，这种观念是很有害的。在缺乏科学头脑的两大后果里，教条比迷信也许更会带来负面影响。东方的问题，不是迷信。它的大问题在于一套严格的僵化体系，而且它裹挟了整个社会。人类的目的，并不是在无知中安睡，而是要与谬误、邪恶的搏斗。
科学，是整个社会的灵魂。因为，科学即理性，它创造出了军事、工业上的辉煌。以后，它还会创造出更高级的社会类型。我指的是实现这么一种社会，它的公正，不多不少，恰与万物的本质相配。科学为理性服务。在亚细亚，也曾有过像伊斯兰诞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有过的那种血腥，例如像阿提拉或成吉思汗这样的人。但科学让这些人却步。假如欧麦尔、成吉思汗碰上了火炮，那么他们绝对无法走出原来的荒漠！我们不该在昙花一现的歧路上驻足。人们啰嗦了多少回，嚷着反对火药，然而火药却千真万确地造福了人类文明。我坚信，科学是好的。只有科学才能抵御邪恶，带来进步。我指的是真真正正的进步，这又紧密地牵扯到了对人与自由的尊重。
（翻译：邓皓琛，法国索邦大学政治哲学在读博士）
来源：中东研究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