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截至2014年，全国总人口有2900万，其中普什图族占40%，塔吉克族占25%，哈扎拉族占19%。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土库曼、俾路支、乌孜别克等20多个非主体民族。阿富汗是一个典型的由跨境民族组成的国家，其主体民族普什图族、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以及其他民族多属于跨境民族。阿富汗跨境民族人口比例之高、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跨境民族问题不仅影响着阿富汗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还在周围的地缘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阿富汗跨境民族及相关问题表现形式

1.阿富汗的跨境民族

一是普什图族。普什图族是跨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族。普什图族至今仍然保存着世界上最大的部落组织，部落人口达到3000万之多，其中有40%、60%分别分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自阿富汗建国以来，普什图族一直都是该国的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占据关键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古代到近代，阿富汗曾多次遭到其他种族的入侵，英国殖民者划定的“杜兰线”导致一半以上的普什图族成为了巴基斯坦的国民，这也是普什图族的主体部分在巴基斯坦的直接原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也给阿富汗的民族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前苏联入侵之前，普什图族人口占阿富汗人口总数的51%，数量上较其他民族占有明显的优势。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620多万阿富汗人沦为难民，在这些难民中，普什图族人有520多万。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国内的民族结构再次发生急剧的变化，普什图族大量沦为难民逃往国外，使得普什图族在阿富汗国内的地位明显下降。

二是塔吉克族。塔吉克族跨居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在阿富汗是第二大民族，人口总数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25%左右。塔吉克族主要分布于阿富汗的北部和西部的农村，另外在喀布尔、赫拉特等城市居民中，塔吉克族也占有很大的比例。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大多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少部分属于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此外，生活在山区的塔吉克人还保留有信仰袄教的传统。塔吉克族人由于在阿富汗的精英阶层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拥有大量的财富，同时又曾主导过“北方联盟”与塔利班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三是哈扎拉族。哈扎拉族是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在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贾特山区。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乌鲁兹甘、古尔等三个省份，哈扎拉族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受普什图扩张主义的影响，哈扎拉族被赶到阿富汗贫瘠的中部山区居住。19世纪中后期，由于中央政府横征暴敛，哈扎拉人奋起反抗。拉赫曼国王率10万大军镇压了此次反抗，许多哈扎拉人被卖为奴，或是举家移居他乡，哈扎拉族和普什图族的历史矛盾由此产生。历史上，哈扎拉族在阿富汗国内一度是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经济发展的落后导致其在政治上的话语权也不被重视。如今，迁入到城市的大多数哈扎拉人依然是城市中的低收入者，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他们许多权利无法实现。

四是乌孜别克族。乌孜别克族是阿富汗境内最大的突厥语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教法派，人口大约有287万，是阿富汗境内人口较多的非主体民族之一，聚居在阿富汗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地区，包括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萨曼甘、巴尔赫和法利亚布省。乌孜别克族自7世纪中期开始，就建立了自治伯克郡，并经常同七河流域的乌孜别克族统治者结为联盟。18世纪中叶以后，阿富汗王国开始对部分乌孜别克人产生影响。19世纪以来，随着沙皇俄国对中亚的征服，乌孜别克族和中亚其他民族开始逃离原来的聚居地。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食物短缺和沙皇政府的压迫，迫使大量乌孜别克人逃往阿富汗。1916年沙皇政府对浩罕起义的残酷镇压，使更多的乌孜别克人逃往阿富汗避难。根据前苏联的确切报导，后来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又返回自己的故乡，而有一部分人则定居在阿富汗北方地区。

2.阿富汗跨境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

一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普什图尼斯坦是普什图人的祖居之地，也被称为“帕坦地区”，意为“普什图人的家园”。该地区大致包括今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和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囊括了从印度河到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广阔区域。历史上，普什图尼斯坦是印度的门户，也是南亚与中亚及中东交往的陆路枢纽，在地缘政治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直到15世纪以后，普什图人才向北扩张至阿富汗。尽管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同根同源，他们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阿富汗的普什图人与波斯交往甚密。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被称为“帕坦人”或“帕克同人”。帕坦人扼守中亚与南亚的商路、交通要冲（开伯尔山口），在政治文化上沿着家族、村庄和部落的界限发生分裂，只认同所属的传统社会组织——部落。由于帕坦人分属于许多各不相同的部落，不同部落之间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此外，帕坦人更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与自由发展，反对外部干涉与控制。

1747年，普什图人阿赫马德·.沙赫建立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杜兰尼王朝，第一次把普什图尼斯坦纳入阿富汗的版图。但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帕坦人仍旧保持着强大的自治组织，处在事实上的自治状态。19世纪以后，杜兰尼王朝开始走向衰落，阿富汗也逐渐失去了对普什图尼斯坦的控制。此时，英、俄两大帝国开始在南亚与中亚进行大肆扩张，阿富汗及普什图尼斯坦地区成为两大帝国在中亚地区的缓冲地带。英国通过在普什图尼斯坦建立要塞、收买帕坦人部落首领等方式，逐步将该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世纪后期，俄国基本完成了对中亚地区的殖民征服，从而对英印政府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英国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即通过入侵阿富汗、兼并普什图尼斯坦等手段将印度防御的边界向中亚腹地深入。1893年，英印政府委派外交部长杜兰德率团赴阿富汗进行边界问题谈判。在强权的压力下，阿富汗被迫接受了《杜兰协定》。该《协定》规定，将瓦罕走廊至波斯约2400公里的“杜兰线”作为阿富汗东南部与英属印度（即后来的巴基斯坦）的边界。《杜兰协定》将“杜兰线”以南本属阿富汗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划归英属印度，从此普什图人成为了跨境民族，阿富汗也永久地失去了这片通往海洋的土地。

《杜兰协定》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1893年，阿富汗虽然被迫接受了《杜兰协定》并承认“杜兰线”是阿富汗的边界，但却否认其是阿富汗与印度的边界，这为以后普什图尼斯坦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埋下了隐患。英国不顾普什图人的历史联系和民族分布，将《杜兰协定》强加于阿富汗，致使数百万普什图人脱离了阿富汗的统治，打破了普什图人统一与独立发展的轨迹。从此之后，帕坦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英国以及后来的巴基斯坦都难以对帕坦地区的社会实现整合与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杜兰协定》在“杜兰线”性质上的模棱两可，也为后来阿巴领土问题争端埋下了隐患。

二是阿富汗非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阿富汗境内共有12个人口较多的跨境民族。其主体民族普什图族是本国最大的民族，在国家的发展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其他各非主体民族，均具有脱离本国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们对于本民族的忠诚始终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本民族利益的获得与保护。阿富汗非主体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和民族迁徙的走廊，以多民族、多部落、多语言为显著特点，各民族和部落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民族彼此之间不仅缺乏融合，而且往往历史积怨较深，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也根深蒂固。1747年阿赫马德·沙赫建立杜兰尼王朝之后，普什图族一直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出身于普什图族的历代统治者不仅没有照顾到非主体民族的利益，反而实施倾向于普什图族的政治、经济政策，加剧了非主体民族的不满。偶尔采取的“各民族共享其利”的措施也往往徒有虚名，严重伤害了非主体民族的民族感情。这些都导致了普什图族和非普什图族的矛盾作为阿富汗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存在着。

其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阿富汗内战，加剧了非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倾向。1989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普什图族和非普什图族爆发了长达10年的内战。塔利班势力主要由普什图族人组成，而北方联盟则成为了非普什图族人利益的代表。马苏德武装依靠邻国塔吉克斯坦的支持建立了以塔吉克族为主的军事力量，杜斯塔姆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下组成了由乌孜别克族为主的军队。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和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使各民族互不信任，而且各派都想从军事上打倒其他派别从而独揽大权。在阿富汗境内，跨境民族与国外同族人的关系之密切程度要远胜于其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一旦某一民族的利益在阿富汗受到侵害，其国外的同族人必定会伸出援手。

最后，由于如今的阿富汗陷入战后的泥潭无法自拔，经济落后，政局动荡，民生凋敝，阿富汗周边的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明显优越于阿富汗，这对阿富汗境内的跨境民族、尤其是本民族利益不受重视的非主体民族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他们向国界另一方的同族人靠拢并急切地与之结成“盟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非主体民族与国外同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就使阿富汗境内的非主体跨境民族具有更大的背离阿富汗的可能性。阿富汗政府一方面要对付时刻在制造麻烦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另一方面还要抽出相当的精力来安抚边境跨境民族的情绪，可谓困境重重。　　

二、阿富汗跨境民族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阿富汗东可连接东亚，南可扼守印巴，北可直连中亚五国，西则纵深亚欧大陆腹地。极具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使阿富汗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一举一动也会影响到整个中亚和南亚地区。前述阿富汗的一系列跨境民族问题，不仅影响着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其一旦被别有用心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利用，将对整个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政治秩序造成极大的挑战。

首先，“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不仅是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和民族问题，如今已成为影响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巴基斯坦加入美国“反恐战争”的行列之中，它已经成为塔利班武装组织锁定攻击的目标。此外，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土库曼斯坦伊斯兰党在内的许多中亚伊斯兰主义运动或组织，或多或少都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势力往往通过毒品走私筹集资金，对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威胁。

其次，非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也是影响中亚和南亚地区稳定的重大因素之一。当今世界，民族分离主义是国际政治秩序面临的一大挑战，无论是在西方大国还是东方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这一问题。阿富汗周边的中亚、南亚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一定比例的跨境民族，阿富汗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会对整个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并且，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具有“传染性”的，而且这种“传染性”所造成的破坏是不可预估的。因此，阿富汗周边的其他国家也要防范这一问题的继续恶化，配合阿富汗解决跨境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能推波助澜。

最后，阿富汗跨境民族问题的存在，为毒品问题、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滋长的温床。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影响到周边地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作者：熊坤新、平维彬）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