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等议题。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加入北约无望的情况下，泽连斯基多次向欧盟提出火线“入盟”要求，并获得了欧盟的积极回应，同时还获得了欧盟巨额军事援助。当然，由于乌克兰问题高度敏感以及欧盟组织性质和组织程序高度复杂，乌克兰“入盟”绝非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乌克兰和欧盟之间的积极互动也有借此造势、彰显西方大力支持乌克兰的宣传战性质。
即便如此，欧盟对乌克兰入盟申请的反应还是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长期寻求入盟未果的土耳其，强烈要求欧盟“一视同仁”，并引起了欧盟的被动回应，欧盟与土耳其围绕土入盟的对话在搁置三年之后，在乌克兰危机的复杂背景下得以重启。3月2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来访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会谈时表示，土耳其要求欧盟重启土耳其最终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谈判。他指出：“我们期望欧盟迅速开放成员资格谈判的各个章节，并开始关于关税同盟的谈判，不要屈服于玩世不恭的算计。”这无疑是在对3月23日召开的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布鲁塞尔峰会喊话和施压。
但是，鉴于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纠葛，土耳其“入盟”的夙愿仍将无法实现，而且当今世界、欧洲、土耳其自身形势急剧变化，特别是俄乌冲突对欧亚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都使土耳其的入盟梦变得更加渺茫。
一、乌克兰申请火线“入盟”触动土耳其的敏感神经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泽连斯基立即向欧盟领导人表达了入盟的要求。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2月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称乌克兰是“我们（欧盟）中的一员”。2月28日，泽连斯基签署了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在3月1日的欧洲议会全会上，泽连斯基应邀发表在线演讲，再次呼吁欧盟同意接纳乌克兰入盟。
但是，欧盟对乌克兰申请入盟的反应可谓在言语上积极，行动上却异常谨慎。不过这并不妨碍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巨额军事援助。3月21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各国外长已经达成一致，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军事援助。目前，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总计10亿欧元的援助。博雷利4月8日还表示，欧盟有望近期向乌克兰再援助5亿欧元。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外交十分活跃。土耳其总体上在俄罗斯与美欧之间保持平衡的同时，不断斡旋俄乌冲突。埃尔多安不仅与俄罗斯、美国、乌克兰、欧洲等各方领导人保持密切互动，还试图极力促成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谈。但是，面对欧盟有可能让乌克兰火线“入盟”，而最早表达加入欧盟意愿至今将近60年、却始终被挡在欧盟大门外的土耳其，对欧盟的“双重标准”做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埃尔多安公开呼吁，欧盟必须得“像对待乌克兰那样对待土耳其”，要一视同仁。
土耳其的压力也得到了欧盟的回应。3月17日，土耳其和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承诺加强长期停滞不前的关系。这是2018年12月19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双方高级别会议以来的首次会议。欧盟-土耳其委员会联合主席、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议员埃姆拉·卡拉耶尔在会上直陈对欧盟的不满。卡拉耶尔指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是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支柱。不幸的是，自从谈判开始以来，它就被一些成员国高度政治化，被用来维护他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希望欧盟作为一个可靠的国际角色，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上支持土耳其。”
鉴于土耳其申请入盟以来漫长曲折而又沮丧的结果，欧盟-土耳其委员会联合主席、德国政治家拉戈丁斯基的“外交辞令”恐怕根本无法赢得土耳其的信任。他指出：“无论我们的意见有何分歧，也无论面临何种挑战，我们都将继续努力，我们将继续搭建桥梁。土耳其现在仍然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仍然是欧盟的候选国，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拉戈丁斯基所强调的需要欧盟与土耳其共同面对的问题又是实实在在的。他指出：“我们希望加强在气候变化、卫生、移民、反恐和经济方面的对话。”
历史地看，每当欧洲对土耳其的战略需求增强，欧盟就会以承诺加快入盟来换取土耳其的合作，但事实表明，土耳其与欧盟在很多“功能性领域”（欧盟本身就起步于在具体领域通过让渡国家主权进行合作，如最初的“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的合作，如难民、反恐等，并未对土耳其入盟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难民危机中，欧盟与土耳其曾围绕叙利亚难民问题进行密切合作，欧盟承诺以加快土耳其入盟作为回报，但终因各种复杂因素掣肘和双方的相互指责而不了了之。
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鉴于土耳其的地缘优势，欧洲对土耳其的需求明显增强，这也是土耳其把入盟问题提出来敲打欧洲的原因所在。但就历史而言，土耳其入盟恐怕还要继续进行漫长甚至是没有尽头的“马拉松”，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土耳其与欧盟，以及欧盟成员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复杂博弈，更有难以逾越的文明鸿沟。
二、土耳其申请入盟：漫长而痛苦的历史
客观而言，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历史几乎与欧盟本身的历史同样长。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8年，1959年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的联系国。1963年9月，土耳其与欧共体签署联系国协议。1987年，在推行自由主义和经济市场化颇有建树的图尔古特·厄扎尔任土耳其总理期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以求获得完全成员资格。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愿望更加强烈。1995年，土耳其与欧盟达成建立有限关税联盟的协定，土耳其将根据欧洲议会的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进而为最终成为欧盟候选国创造条件。在1999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土耳其被正式确定为欧盟候选国。但欧盟委员会以土耳其“政治标准不合格”为由，拒绝启动入盟谈判，直到2005 年10月，欧盟才启动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但在入盟需要谈判的35 项议程中，目前已启动的议程仅有一半，完成谈判的议程微乎其微。
在2005年土耳其入盟谈判启动之际，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都明确表达了他们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并建议建立“特殊伙伴关系”（a privileged partnership）作为替代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欧盟预计土耳其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其国内配套改革，这与土耳其要求迅速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期望存在巨大反差。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对欧洲最终是否会吸收土耳其加入欧盟产生了严重质疑。
2008年，在更多欧盟成员国陷入欧洲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之际，在危机中保持不俗发展业绩的土耳其更加自信，土耳其甚至“骄傲而自命不凡地宣称将不需要欧盟的规范权力”（欧洲最为自豪的外交成就是其制定地区和国际规范的能力）。此后，土耳其与欧盟的入盟谈判时断时续，尽管相继启动了一些具体议程的谈判，但均无进展。
2013年，土耳其当局驱逐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塔克西姆盖齐公园静坐抗议的参与者，引发了土耳其300多万人反政府示威活动，土耳其政府的弹压行为遭到了欧洲各国和欧洲议会的严厉批评。此外，土耳其与德国、荷兰关系恶化、土耳其在入盟谈判中拒绝承认2004年加入欧盟的塞浦路斯的地位，都恶化了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
但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特别是叙利亚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给欧洲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使欧盟和土耳其在难民、反恐等领域的合作需求急剧上升。2013年12月16日，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难民重新接纳协议。作为交换条件，欧盟答应土耳其简化土耳其人进入欧盟的签证程序，并重启土耳其入盟谈判。但是，欧盟与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的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式的合作，在现实实践中，欧盟对成员国约束力有限，导致土耳其签证自由化真正实现遥遥无期，加速入盟的政治愿景渺茫，从而使欧盟与土耳其产生了一系列分歧。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土耳其国内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威权特征的强化和2018年以集权为特征的总统制的实行，都遭到了欧洲的批评，土耳其入盟前景更加渺茫。欧洲议会2016年11月24日呼吁暂时冻结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与此同时，德国和土耳其关系危机再度凸显，其中包括土耳其在当年未遂政变后拘留了至少12名德国公民。2017年10月，德国敦促欧盟减少划拨给土耳其的45亿欧元的入盟前资金支持，这笔资金计划用于支持土耳其2014年至2020年的法治、公民社会、民主和治理。
2018年3月26日，欧盟经过内部磋商后确认土耳其入盟进程将继续存在。但是，2019年9月30日欧洲议会批准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正式暂停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理由是土耳其不尊重正义和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
因此，从2018年以来，土耳其入盟尽管在法律意义上依然存在，但事实上已经处于休眠状态。直至最近由于乌克兰要求“火线入盟”引发土耳其批评欧盟“双标”，才以另类方式刺激了濒临“植物人状态”的土耳其入盟进程，但入盟进程能否被全面激活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其希望显然仍十分渺茫。
三、羁绊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几个现实问题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自建立之初就把通过脱亚入欧实现现代化和西方化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但土耳其文化基因中的泛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使土耳其始终存在多元身份认同的纠结。尤其是土耳其本身作为“东方问题”的产物，却始终把西方化、欧洲化作为政治和社会追求，其经历的社会和文化阵痛自然可想而知。
更进一步说，在土耳其与西方漫长的历史交往中，权力和文明的此消彼长使得西方和土耳其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文明鸿沟。限于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进一步分析，仅就当前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中突出的现实问题略作分析。
（一）难民和签证自由化问题
长期以来，经过土耳其进入欧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一直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从2002年开始，欧盟就试图与土耳其谈判签署“重新接纳”（readmission）协议，即通过土耳其遣送非法进入欧盟的第三国公民。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难民问题急剧恶化促使欧盟与土耳其加快谈判。经过协商，欧盟与土耳其最终于2013年12月签署了重新接纳协议（Readmission Agreement），该协议包括重新接纳难民的对象、程序等内容。根据该协议，土耳其将在协议通过三年后开始接收通过土耳其非法进入欧盟的第三国国民（主要是指叙利亚难民）。如果土耳其能够成功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将为土耳其公民提供签证便利，并加速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2015年，面对难民危机的巨大压力，欧盟表示如果土耳其执行2013年的重新接纳协议，欧盟将迅速对土耳其提供重大财政援助。此外，双方都同意重新启动入盟谈判。为了推动难民重新接纳协议的实施，欧盟与土耳其分别于2016年3月7日和3月18日签订了“欧盟-土耳其声明”和“欧盟-土耳其协议”，进一步加强欧土双方在难民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制定了欧盟-土耳其联合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土耳其向处在临时保护下的叙利亚人开放国内劳动力市场，对进入土耳其的叙利亚人和其他进入土耳其的第三国国民允许申请签证，并加强边境控制和信息共享工作；欧盟承诺在土耳其设立30亿美元的难民基金，到2018年底再提供额外的30亿欧元；推进签证自由化，并开启入盟进程的新议程谈判；双方还承诺，在加强欧盟-北约合作的框架内，进一步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等措施。
欧盟-土耳其联合行动计划对管控难民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据有关材料，从海上抵达希腊的难民人数很快从2016年2月的6.7万人大幅下降到了同年5月的约1700人。到2017年11月，每月入境人数下降到不到200人。
但是，土耳其与欧盟双方在难民合作过程中不仅围绕资金、难民遣返速度等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具体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公民进入欧盟的签证自由化、入盟谈判等土耳其最为关心的问题毫无进展。其原因异常复杂，既有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土欧关系恶化的因素，也有欧盟与成员国权力关系和程序复杂等因素，导致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对彼此的不满不断上升。
由此可见，欧盟与土耳其围绕难民问题的合作不仅本身存在机制不畅并深受双方内政影响等问题，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特别是土耳其的核心关切未能实现，使土耳其有可能以难民问题不断向欧盟发难，甚至拒绝接受欧盟成员国发出的重新接纳请求，使重新接纳协议失灵，从而使欧盟与土耳其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国际合作陷入困境。
（二）反恐问题
“阿拉伯之春”以来特别是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产生以来，反恐既是土耳其与欧盟合作的重要领域，但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第一，极端“圣战”组织如“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招募的欧洲裔恐怖分子通过土耳其进出叙利亚和伊拉克，对欧洲安全构成挑战。欧洲认为土耳其对此负有责任，而土耳其则指责欧洲缺乏与土耳其进行合作的诚意和有效机制。
叙利亚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前往叙利亚加入“圣战”组织和恐怖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从2013年中期的600人增加到2015年初的4000人，同时有不少极端分子回流欧洲并发动进行攻击。2016年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称，土耳其是这些新招募的极端分子的主要过境国，部分原因是欧盟公民不需要签证；此外，美欧舆论多认为正是土耳其当局的视而不见，使得数千名武装分子进入叙利亚，并以难民的身份返回欧洲。
土耳其否认了欧美的指控，而且强调其自身也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同时指出欧洲对土耳其的反恐合作如情报分享缺乏重视，双方反恐合作机制不畅，是欧洲恐怖袭击频发的原因之一。土耳其强调指出，在2015年11月13日、2016年3月22日在巴黎、布鲁塞尔发生的两次大规模恐怖袭击中，土耳其都曾提前向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发出警示信息，但未引起对方重视。据土耳其官员称，欧盟情报机构还在2012年底拒绝了土耳其官员的要求，即提供一份可能进入土耳其的潜在激进分子的“汇总名单”。
当然，欧洲与土耳其在反恐领域还是有不少合作。例如，为了应对外国恐怖分子的挑战，德国与土耳其建立了一个双边特别行动小组。再如，2016年3月，土耳其和欧洲刑警组织签署了一项双边联络协议，以加强合作；同年末，土耳其和欧盟举行了反恐对话。
第二，西方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而土耳其则视其为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在叙利亚的延伸，导致双方分歧不断。
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反恐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是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问题上，双方在原则上并无分歧，因为自2002年以来欧盟一直认定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组织。
但是，在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美欧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部队（YPG），引起了土耳其的强烈不满。自2015年中期以来，土耳其不仅在本土加强了对在其东南部活动猖獗的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力度，而且多次深入叙利亚打击YPG等库尔德武装。这都招致了欧洲的批评，而土耳其政府近年来与库尔德人的和解陷入停滞，也令欧洲多有批评，欧洲左翼人士甚至越来越多地主张解除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禁令，同时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本身就是土耳其入盟的重要考察指标之一。
围绕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对欧洲也颇有不满。土耳其当局不断批评欧洲当局未能控制其国家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活动，对土耳其的引渡请求缺乏合作，反应十分缓慢。德国在1994年宣布库尔德工人党为非法，据称其境内目前仍有14000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这是土耳其对德国激烈批评的焦点问题，而德国方面则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三）围绕“居伦运动”的分歧
土耳其当局认定“居伦运动”为恐怖组织，但迄今为止任何欧盟成员国均未宣布“居伦运动”为非法，并且有不少流亡欧洲的“居伦运动”成员得到欧洲国家庇护，进而引发了双方的争议和外交摩擦。
2016年7月土耳其政变后，“居伦运动”不仅被土耳其政府定性为政变的主谋，而且被界定为恐怖组织。此后“居伦运动”问题也成为欧盟-土耳其关系中重要的争议问题。据土耳其媒体报道称，未遂政变失败后，居伦组织约有4000名成员逃到德国。2016年7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土耳其正式要求引渡81名土耳其公民。但德国却向196名土耳其公民提供了庇护，其中一大部分来自土耳其驻德国的外交官和驻北约军事基地的土耳其军人，他们在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提出了庇护申请。希腊等欧洲国家也驳回了土耳其的引渡请求。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愤怒地表示，根据“居伦运动”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正在进行的活动，这些国家将“被居伦主义者占领”。美国智库的报告指出，在欧盟成员国没有满足土耳其的引渡请求或按照其要求启动调查后，土耳其情报组织曾进入欧洲国家进行绑架，这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和欧盟的紧张关系。
上述问题事实上仅仅是土耳其与欧盟矛盾的冰山一角，双方围绕彼此内政、中东热点问题、东地中海海洋权益争端、能源问题等存在众多矛盾分歧，当然双方也存在众多合作领域。这本身恰恰是双方关系复杂性的体现，也决定了双方合作不会断、入盟难实现的关系常态。
总之，身处欧亚结合部的土耳其在欧亚事务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而又尴尬的角色。一方面，土耳其在西方北约盟友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长期寻求通过加入欧盟融入西方的梦想却渐行渐远。在欧亚事务中，美欧始终无法离开土耳其的支持和配合，但西方又始终无法接纳土耳其；土耳其因受西方刺激在外交行为上多有刺激美欧的任性之举，但又始终无法彻底放弃融入西方的“百年马拉松”。
（作者：刘中民，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