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沙特国王萨勒曼结束中国之行的第二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始访华。中东国家频频来华，让中国再次站到了国际关系舞台的中心。

其实内塔尼亚胡访华的消息，早在3月初就已经被传出，但是正式的消息直到国内“两会”结束才公布。而在内塔尼亚胡访问之前，包括以色列国内教育、经贸、创新等多个领域的人士，都已经提前一周甚至半个月启程前往中国，期待通过内塔尼亚胡的访问，来帮助寻找与中国合作的良机。

尽管双方建交只有短短的25年，但作为世界历史上延绵不绝的两个文明古国，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北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定居在开封的古犹太人（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古犹太人出现于更早的朝代），而随后的一千多年中，开封的古犹太人享受到了中国社会开放和民族和睦的红利，并没有经历类似在欧洲的“排犹”事件，也没有经历在一些古代伊斯兰国家“二等公民”那样的尴尬身份。

而进入19世纪之后，伴随着中国和西方交往的加深，中国和犹太人两个古老民族的交往更趋频繁，中国东北来自于俄罗斯的犹太人、上海来自于欧洲的犹太人，都与中国人和睦共处，得到了来自中国人的保护。尤其是二战中，中国成为了欧洲犹太人海外避难的重要场所，至今仍然是中国-犹太友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以色列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东世界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国的国家，也是非共产主义世界第七个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随后，几经坎坷，中国和以色列终于在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以色列双边关系迈入了新的一页。

从1992年以来，中国以色列双边关系发展迅速，中国-以色列双边贸易额也由1992年的500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14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了以色列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以色列驻华商务代表处的商务代表多达六人，甚至比以色列驻美国商务代表处的编制还多。

尤其是在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以色列双边合作获得了更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色列不仅成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而且还积极与中国开展关于建立“中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大的平台制度建设上，中国-以色列未来双边关系在近些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以色列资本、制造和技术优势相互结合，势头迅猛。作为一个“创新国度”，以色列无处不在的创新理念和犹太人独有的创新意识，也在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中国投资者的目光。在2015年，以色列境内40%的风投资金来自于中国投资人，中国资本在2015年对以色列的直接投资达到了近5亿美元，而要知道以色列只是一个人口约800万的小国，中国迅猛涌入的资本，极大带动了以色列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的数年间，数个中以高科技创新机构相继成立，比如落户广州的中以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基地、落户北京的清华-特拉维夫创新中心、落户常州的中以创新科技园区、落户特拉维夫的光启GCI基金和孵化器等等项目，使得中以两国的科技研发交流更加便利。

此外，以劳工为代表的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筑力量，也获得了在以色列一展身手的机会。中国在过去数年中，先后获得海法港的特许经营权，并且承建了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以及特拉维夫轻轨；相较于传统巴勒斯坦建筑劳工的“恐怖分子嫌疑人”、以色列犹太劳工的“效率低下”，中国劳工“勤奋、高效”且“成本低”，让以色列建筑企业对于中国劳工赞不绝口。而这次内塔尼亚胡访华，更是与中国签订了《中以招募中国工人在以特定行业短期工作协议》，将正式向以色列引入两万名中国建筑工人。

作为中东的重要古国，以色列国内散落着诸多历史名城和文化古迹，同样吸引着中国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在2016年中国赴以色列旅游的人数达到了8万人，较2015年增加了60%；为了方便和吸引中国游客赴以色列旅游，以色列推出了针对中国游客的旅游签证，而且还推出了十年签证，方便中国游客和商务人士多次往返；中国海南航空还在2016年推出了北京往返特拉维夫的航班，而在今年，以色列有望推出特拉维夫往返上海和往返香港的直飞航线，进一步便利中国以色列双边交流和人员往来。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以色列长期以来积极谋求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十分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借助中国资本来增强自己国内的经济活力。但应当看到的是，以色列和中国的合作，更多集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比如此次内塔尼亚胡访华，其团队几乎都是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政府高层，如以色列经济与产业部部长艾里·科恩、环境部长泽埃夫·埃尔金、卫生部长雅科夫·利兹曼等，显示出了犹太人特有的实用性。在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都有意回避。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十分清楚当前巴以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以色列国内右翼政治力量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比如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在不久前访美时，就强调传统巴以问题解决套路“土地换和平原则已经不再适用”；而右翼犹太家园党领导人、以色列教育部长贝内特更是要求兼并约旦河西岸。尤其是在2016年12月联合国通过2334号决议案，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修建犹太定居点之后，内塔尼亚胡甚至威胁将会“中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部分外交联系，显示出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敏感性。

而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在巴以问题上，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和立场，比如在不久前中国与沙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再次明确了“应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的立场。在中国劳工输入以色列问题上，中国也多次表态，绝对不会将中国劳工出现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建设当中。也正是因为中国在巴以问题上不偏不倚的立场，巴勒斯坦驻华大使在今年年初才由衷地表示：“巴勒斯坦对于中国以色列合作，没有嫉妒，只有良好的祝福。”

在一些涉及到中国周边敏感议题，以及中美关系议题上，中国和以色列未来双边关系可能让然会面临挑战。

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以色列国内的主流舆论和学术界，都认为中国是伊朗的“重要支持者”，因此当光明乳业在2015年收购以色列乳品公司TNUVA的消息传出之后，甚至有以色列学者担心这是中国在帮助伊朗“渗透以色列”；再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以色列就一直试图保持中立，甚至以色列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于“南海航行自由”持同情立场；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尽管以色列外交部恪守准则，但是在实际上，以色列国内有不少同情“疆独”“藏独”的声音，笔者的一个在以色列的维吾尔族同学，就在以色列遇到过一些犹太人，抨击中国的新疆政策。

与此同时，尽管以色列驻沪领事馆在2015年发布了《感谢上海》的纪录片，感谢中国人在二战中给予犹太人的保护和帮助，但是在以色列国内，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对于这段历史并不知晓，甚至有一些以色列民间宗教团体，空穴来风地批评中国“迫害中国犹太人”，这些言论，都极大危害和影响了中国以色列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此外，以色列国内学术界和一些政府机构，对待中国和中国人，仍然存留不少偏见。比如在机场安检，除了手持公务护照和外交护照的中国人之外，手持普通护照的中国人，往往会被以色列安检员和海关官员反复盘查，甚至将其中一些中国旅客拉入“安检小黑屋”要求脱衣服裸体检查的比例，远高于欧洲游客；以色列的外籍劳工政策长期以来十分严苛（尤其是对亚洲国家的劳工），甚至被一些左翼团体抨击为“现代社会的奴隶制度”，不少赴以色列打工的中国劳工，在被中国和以色列劳务中介骗取了高额的“中介费”之后，陷入“无工可打”的骗局，却上访无门，最终只能沦落为“黑工”遭到以色列官方的驱逐。

而很多的以色列学术机构，尽管公开场合会在中国参访团面前“大唱中以友好的赞歌”，但是私下里往往会抨击中国，抹黑中国，比如以色列最大的安全研究机构、特拉维夫大学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某位投资人，就当着笔者的面，对中国和中国人自以为是地品头论足。这些“表里不一”的言行，也显示出中国以色列学术民间交往的迫切性。

从1992年中国-以色列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以色列在经贸、科技、研发领域的合作进展迅猛，成绩喜人。但是中国和以色列仍然面临诸多敏感政治议题的挑战，未来双方、尤其是以色列，更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确保中国-犹太两个古老民族的友好往来。

（作者：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