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利比亚爆发全面内战，人们希望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结束卡扎菲42年独裁统治，以期通过公正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正直的总统，带领他们走出国家治理不善、法治缺位的困境，进而走向自由、富裕、文明的新生活。但事与愿违，从2011年10月国内主要战事结束至今，利比亚一直未能享受些许消停、片刻安宁。不仅经济发展毫无起色、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内各种流血冲突事件更是不时见诸报端。

利比亚地处北非中部，占据南接非洲、北通欧洲的重要地理位置。因盛产优质原油曾经富甲一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高居非洲各国之首。而如今利比亚不仅深陷部族纠纷和军阀混战不断的泥潭，还成为西非、北非极端组织不时“光顾窜访”之地。处于政治转型时期的利比亚，之所以出现国家重建进程波折起伏、变乱不断的状况，主要是受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国民意识缺失、国家观念淡薄。利比亚以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是在外力强制作用下进行区际整合的结果，是由欧洲殖民者根据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居住地域分布，强行揉捏拼凑而成的合众邦国。历史上地理意义上的利比亚地区是尼罗河中下游谷地以西、撒哈拉沙漠北麓以及阿斯特拉山脉以东之间，费赞、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及昔兰尼加三大地貌凹陷区块的泛指统称。由于受到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约束限制，利比亚的行政区划很大程度上由地理分界和历史传承所决定，从而导致三大单元政区自成体系，形成整体趋向同构、局部尽显差别的人文地理特征。卡扎菲时代虽然总体奉行依托西部、拉拢南方，共同“盘剥压榨”东部的统治思路，但他通过强力手段搞居间平衡的策略，基本还能够维系政权的大体平稳有序。而当卡扎菲统治结束后，利比亚原有的宗派势力格局随之瞬间坍塌，新的政治秩序和行政结构却仍然还处在“且行且摸索”的转轨重塑阶段。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决定了利比亚难以冲破和消弭央地权斗、各自为政的藩篱，部落观念深重、国家意识欠缺则进一步加速和催化地域区际之间的固有矛盾。

第二，府院权争、教俗政争、帮派党争堆叠聚合效应。尽管利比亚在国家政治形态上是一个世俗化、城市化进程相对较高的阿拉伯国家，但同样在社会生态层面，宗教思想仍旧对众多党政团体和社群组织有非常强大的精神号召力和组织动员力。因此，自利比亚建立国家以来，其国家发展道路便一直受困于教俗两大势力群体之间的权争派斗。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的伊斯兰政党在战后首次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团。2012年10月，世俗派参选人扎伊丹战胜穆兄会背景的公正与建设党候选人成为总理，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控制了国民议会，随后教俗两派对国家政治主导权的争夺愈演愈烈。按照过渡时期的权力分配，利比亚国民大会既是最高立法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构，内阁政府则作为行政部门来行使管理国家的职权。但在实施过程中，利比亚多届由世俗派组阁的临时政府，不满国会集代议立法和行政于一身的揽权行为，在如何协调处理议会收权和放权问题上的缠斗不断，多次出现上演“府院之争”的剧目。

2014年3月中旬，宗教势力把持的利比亚议会决定免去任职一年之久的世俗派代表扎伊丹总理职务，从而掀起利比亚教、俗政党及其武装派别围绕国家权力的新一波对战。在此期间，先是宗教势力借助占据国会多数的便利罢免世俗派内阁要员，随后世俗势力联合各方派系强力反击并逐渐取得优势，并在2014年6月25日举行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宗教势力则遭受重挫失去独掌议会的资格。7月，利比亚支持世俗力量与宗教派系的两股民兵武装爆发激烈的冲突，并各自分别成立全权代表国家“唯一合法性”的政府和议会，利比亚出现以的黎波里为中心宗教势力支持的“救国政府”和以图卜鲁格为中心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政府，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分庭抗礼的对峙局面，至此利比亚局势已全面失控，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接近绝望崩溃的边缘。尽管在联合国和欧美政府的斡旋下，教俗两派同意结束分裂于2016年1月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但两派势力仍然难以真正做到和平并存、友善共处。

由此不难看出，利比亚处于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渡阶段，之所以出现热点密集排布、矛盾扎推涌现的问题，除有体制转型阵痛导致政局走势复杂多变、纷繁杂乱的原因外，利比亚原有的社会传统和政治结构由于西方外部势力不负责任的干涉而崩坍，其后西方外部势力又对利比亚乱局无法有效规划管制，才是引发时局震荡的关键要因。事实上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承认，在干涉利比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缺乏计划，是总统生涯中作出的最大错误决定；对利比亚国情的估计不足和盟友不够“给力”是造成利比亚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如今的利比亚已像一列失控的火车，似乎在不可逆转地滑向灾难的深渊，未来政局走向也将更加纷繁复杂、变幻不定，其能否实现民众热切期望的从大乱到大治的蜕变仍是很难预料的结果。

（作者：丁工）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