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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土耳其修宪后的内外挑战
发布时间: 2017-04-28 浏览次数: 294

土耳其宪法修改之后,首先总统的权力无疑大大扩充,总理一职将被取消,未来将设置一至两名副总统。总统将同时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以不经议会批准发出法令,并有权任命副总统、部长等高官,拥有颁布法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权力。

因此尽管埃尔多安已经担任总统多年,仍可以在新宪法施行的2019年将自己的总统履历“清零”,在2019年后继续担任两任共十年总统,直至2029年。

有限的政治意义

从客观上看,此次宪法修正案,只不过是使得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业已掌握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合法化”而已。从2002年上台执政至今,埃尔多安和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在土耳其国内政治舞台上独霸十多年,期间传统上制衡土耳其行政力量的军队、议会、司法、警察、宗教等团体,都先后被埃尔多安击败和整肃。埃尔多安已经成为了土耳其国内的权力中心,而此次宪法修正公投,只不过是将其权力,在客观上合法化而已。

此次修宪,与其说是一次性修改土耳其1982年宪法,倒不如说是将过去三十多年断断续续的修宪之路,来了一个一次性的终结。当前仍然实行的土耳其宪法,是在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之后,由土耳其军队颁布实施的。从1987年开始,土耳其1982年宪法先后被修改了17次,而1982年宪法中177个条款中已有131条被修改。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力图修改的内容,大多在于摆脱司法和军队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扩大执政党对于司法权力的控制。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了在过去十多年中,正义与发展党权势日益稳固的现实。

对于土耳其来说,相较于此次修宪,意义更大的宪法修正案讨论发生在2010年。当时通过宪法修正案,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通过动员加入欧盟的舆论,在宪法修正案中大力引入“欧盟标准”,得以通过“掺沙子”的方式,加强对宪法法院的控制,削弱了检察官委员会这一传统上频繁干政的司法机构的权限,更是通过限制军事法院的管理权限,将军人的违法行为转至民事法院的方式,来摆脱土耳其司法和军队对于行政权力的干预。

2010年土耳其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正义与发展党得以在随后推动针对政变军人的调查,严重的打击了土耳其军队干政倾向。而对于土耳其司法机构的约束,则帮助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2013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中,有效地躲避了来自于司法机构的腐败调查,在政坛上保持不败之地。

国内的三个难题

土耳其的修宪政治和新制宪进程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进程。在修宪过程中,国内各种思潮、观念、行为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图景。修宪政治成为土耳其各种政治行为体博弈的舞台,从政治传统和现实来说,任何政府都必须面对国内的三个政治变量对于行政权力的影响,这三个变量分别是库尔德问题、伊斯兰政治力量和军人干政。

库尔德问题是正义与发展党长期面临的考验。上台之初,出于摆脱国内军队和司法权力束缚的考虑,埃尔多安希望能够通过温和对话的方式,同库尔德群体达成一定的联盟。在实际层面,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不断向库尔德群体示好,比如允许在电台播放库尔德语的节目和在私立学校教授库尔德语。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耳其军队一直是通过武力和暴力手段,来清除东南部的库尔德人独立武装,因此库尔德人也视埃尔多安为重要的政治盟友。但是随着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谈判陷入僵局,尤其是国内库尔德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以及境外叙利亚库尔德军事政治团体的崛起,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库尔德人群中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下降,埃尔多安转而力图争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与库尔德人群体关系恶化。

如今当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开始将“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标签,贴在库尔德群体内部之时,库尔德问题必然将会长期影响土耳其国内政治稳定。

其次,随着近些年国内伊斯兰政治力量回潮,作为一个带有伊斯兰正当标签的正义与发展党,如何在极端伊斯兰和世俗化之间秉持“中庸”,将会极大地考验埃尔多安的政治智慧。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许多学者为维护西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而抛出中东例外论和伊斯兰例外论的观点。

尽管不少伊斯兰学者都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包含了如今西方的民主、法制、自由等元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政治力量主导的国家,宗教和世俗、穆斯林和少数群体如何和谐共处,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此,建构真正的民主政治,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对于未来的土耳其,难以规避的是如何重新界定军队在国家中的位置。现代土耳其国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由军队建立的国家。一方面现代土耳其国家重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强环立之下,是军队重新拯救了土耳其;另一方面,土耳其第一代领导人、国父凯末尔,框定了现代土耳其国家的疆域、身份和内外理念。

尽管随后数十年,土耳其军队频繁干政,并且终于在20167月军事政变未遂后,被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彻底击败,但是如何在新的政治制度下,平衡发展强大军力,与遏制国内军队干政可能之间的矛盾,是未来土耳其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外交难题仍存

新宪法制度下,土耳其仍然面临外交难题。一方面,无论在叙利亚还是伊拉克,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都可以被视作国内政治倾向的延续。在“泛伊斯兰”“泛土库曼”思想的影响下,土耳其近些年来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在国内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下,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工人党分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力量壮大,更担心近期跃跃欲试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可能出现的独立倾向。在周边国家外交中,如何张弛有度,将是未来埃尔多安这个“大总统”需要考虑的重要难题。

另一方面,“大总统”时代,埃尔多安还要小心处理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尽管近些年与欧盟关系风波不断,尤其是随着公投的临近,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欧盟之间隔空对骂,但是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产品出口、油气出口,仍然需要来自欧洲的市场;此外,解决库尔德问题,土耳其仍然需要得到欧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而在安全防务方面,作为北约国家,土耳其更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

但是,受到2016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影响,强势的埃尔多安还希望清算葛兰分子和政变军人,尤其是希望恢复死刑判决;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更趋强硬,进而威胁到与希腊和欧盟国家的关系;在库尔德问题上,埃尔多安仍然坚持在反恐的名义下的强势打击,势必进一步恶化与欧盟的关系。

随着欧洲恐怖袭击不断,一个带有伊斯兰倾向的总统制国家,土耳其很可能更多地介入到欧洲社会内部风波之中。因此土耳其与欧盟之前的关系,很可能会在“大总统”时代,面临诸多挑战。

宪法修正案公投的通过,标志着土耳其政治新时代的到来,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业已稳固的政治权力,也将会借此进一步合法化。但是未来在“大总统”制度下的土耳其,更将面临诸多的内外部挑战,这必将考验着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治精英的政治智慧。

尽管随后数十年,土耳其军队频繁干政,并且终于在20167月未遂军事政变后,被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彻底击败,但是如何在新的政治制度下,平衡发展强大军力,与遏制国内军队干政可能之间的矛盾,将是未来土耳其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作者: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