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修宪公投正式结果，宪法修正案以51.41％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土耳其将从议会制国家转为总统制国家。总统的权力将会大大增强，不仅可以直接任命副总统、内阁部长、最高司法机关“法官和检察官最高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而且有权不经议会批准直接颁布法令，甚至解散议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还可以继续担任政党主席。

如无意外，从2019年新宪法修正案实施开始，总统埃尔多安将赢得2019年总统选举，再度连任两个任期共10年，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直至2029年。如果从他2003年出任土耳其总理算起，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将长达26年，这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曾被西方誉为标准民主制（实行一院制）的国家，正在经受民主危机的严峻考验。

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军人发动军事政变，与以往四次军事政变不同的是，此次政变失败，土耳其政府很快便完全控制了局面。此次政变距离上次政变已有将近20年，而军队直接诉诸武力颠覆文官政府的事件，也已经有30多年未发生。民主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常常发人深省，而政变后的善后清洗工作更是耐人寻味。

据新华社统计，这场未遂政变造成至少246人死亡、2185人受伤。目前，土耳其当局已拘捕1万3000名涉嫌参与或支持未遂政变的人士，其中大多来自军队、警方和司法机关；已有超过5万名来自议会、总理府、司法机构、警察局、教育部、国防部和高校机构的人士遭停职审查。

不管2016年军事政变究竟是不是埃尔多安的昔日盟友居伦所为，毋庸置疑的是，它必定会给土耳其政坛带来巨大影响。可以预测的是，此次政变的失败，必将给民选政府加大对军队的控制提供新的契机；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历史，可能会就此终结。然而，尽管实现了西方认为的文武关系民主化，这是否就意味着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呢？

土耳其的民主化与东亚的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由于历史传统、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其为“土耳其模式”。现代土耳其的民主政治以西方为师，又受本国的历史、宗教因素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民主模式。总体而言，同西式民主类似。土耳其以宪政主义为框架，以议会共和制为政体，实行普选制、多党制等制度，保证民主政治的运行。

但是，土耳其式民主又呈现出有别于西方标准民主模式的不同特点：以世俗化原则为基础，但伊斯兰政党执政；以西方宪政为基本框架，但带有军人干政和强人政治的色彩；实行议会制，但又结合本国情况扩大了总统权力。由此可见，民主制改变了土耳其军方与政府、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使得伊斯兰政党能够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但是民主制的不完善，又为政党的非正常下台埋下伏笔。

换言之，由于土耳其的议会民主制具备了一定的民主特征，正义与发展党等新生政党才得以竞选上台执政，也正是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才导致军方屡屡干政，推翻民选政府。这种“军事民主”说明了土耳其民主的局限性和军方的影响力。

正义与发展党2001年由埃尔多安创建，次年赢得大选蝉联执政至今。它打着伊斯兰政党的旗号，走的却是世俗国家之路。这表明即使是极具宗教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十数载，也没有改变国家的世俗主义性质；世俗主义在土耳其已经扎下根基，就连全球最大的伊斯兰运动——“居伦运动”的领导者居伦也崇尚世俗主义。

今日土耳其的法律、教育依然牢固地建立在世俗原则之上，是伊斯兰传统与民主现代化相调和的有力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队捍卫国家世俗化发展方向的使命已经完成；如今军队需要捍卫的是民主，旗帜鲜明反对民主的敌人——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

事实上，当前土耳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威权主义倾向。埃尔盖内孔案和大锤案中存在大量违反法定审理程序的问题，主审法官也被指是居伦主义者，反映宪法中三权分立的原则遭到侵害。此外，土耳其宪法中党派参政10％得票率的当选门槛要求，既不利于党外竞争，也不利于党内竞争，导致政党领袖具有很大影响力，诱发强人政治的危险。

埃尔多安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强人。他主导的2010年宪法修正案，扩大了总统在宪法法院任命法官的权力，及赋予总统参与法官检察官高级委员会选举的权力。

他还多次提议，试图通过修改宪法把该国政治体制，由沿袭了近百年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以进一步扩大总统权力。此次政变又给启动修宪进程制造了舆论。值得警惕的是，埃尔多安现在已经成为土耳其总统，如果他的主张成为现实，将拥有影响司法独立的权力，势必形成权力垄断、产生威权主义的危险，甚至滑向追求个人独裁的深渊。

在2013年塔克西姆盖齐公园抗议中，埃尔多安称抗议是世俗主义少数派企图恢复特权，并且剥夺多数土耳其人民的信仰自由权利。这种论调无疑会加剧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不信任感，进一步造成社会碎片化。当社会运动被贴上“教俗之争”的标签，政府还以此为借口动员民众时，宗教事实上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也是土耳其式民主的一大隐忧。

此前，加入欧盟一直是推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外部动力。而当屡次被欧盟拒之门外时，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欧盟怀疑论，特别是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土耳其不再热衷于加入欧盟。缺少外部动力的土耳其，在已经削弱军方力量的同时，是否还会推进政治民主化，已不得而知。这一切都表明，土耳其的民主之路还有诸多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土耳其以往的军事政变，更多地维护了国家世俗化原则，是对民主发展的有益探索；军方在政变成功后还权于民选政府，依然继续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但此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却有可能导致偏离民主的轨迹。

表面上看，这次未遂政变是“民主”获胜，民选政府战胜军方力量；实则是土耳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关系着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能否延续。因为当前土耳其式民主的最大敌人不是军方，而是集权，尤其是4月16日修宪公投以2.8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作者：徐国冲，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霍龙霞，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