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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土耳其式民主危机重重
发布时间: 2017-05-15 浏览次数:

427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修宪公投正式结果,宪法修正案以51.41%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土耳其将从议会制国家转为总统制国家。总统的权力将会大大增强,不仅可以直接任命副总统、内阁部长、最高司法机关“法官和检察官最高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而且有权不经议会批准直接颁布法令,甚至解散议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还可以继续担任政党主席。

如无意外,从2019年新宪法修正案实施开始,总统埃尔多安将赢得2019年总统选举,再度连任两个任期共10年,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直至2029年。如果从他2003年出任土耳其总理算起,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将长达26年,这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曾被西方誉为标准民主制(实行一院制)的国家,正在经受民主危机的严峻考验。

2016715日晚,土耳其军人发动军事政变,与以往四次军事政变不同的是,此次政变失败,土耳其政府很快便完全控制了局面。此次政变距离上次政变已有将近20年,而军队直接诉诸武力颠覆文官政府的事件,也已经有30多年未发生。民主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常常发人深省,而政变后的善后清洗工作更是耐人寻味。

据新华社统计,这场未遂政变造成至少246人死亡、2185人受伤。目前,土耳其当局已拘捕13000名涉嫌参与或支持未遂政变的人士,其中大多来自军队、警方和司法机关;已有超过5万名来自议会、总理府、司法机构、警察局、教育部、国防部和高校机构的人士遭停职审查。

不管2016年军事政变究竟是不是埃尔多安的昔日盟友居伦所为,毋庸置疑的是,它必定会给土耳其政坛带来巨大影响。可以预测的是,此次政变的失败,必将给民选政府加大对军队的控制提供新的契机;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历史,可能会就此终结。然而,尽管实现了西方认为的文武关系民主化,这是否就意味着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呢?

土耳其的民主化与东亚的日本、韩国几乎同时起步。由于历史传统、奉行模式不同,国际社会称其为“土耳其模式”。现代土耳其的民主政治以西方为师,又受本国的历史、宗教因素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民主模式。总体而言,同西式民主类似。土耳其以宪政主义为框架,以议会共和制为政体,实行普选制、多党制等制度,保证民主政治的运行。

但是,土耳其式民主又呈现出有别于西方标准民主模式的不同特点:以世俗化原则为基础,但伊斯兰政党执政;以西方宪政为基本框架,但带有军人干政和强人政治的色彩;实行议会制,但又结合本国情况扩大了总统权力。由此可见,民主制改变了土耳其军方与政府、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使得伊斯兰政党能够通过民主程序上台执政,但是民主制的不完善,又为政党的非正常下台埋下伏笔。

换言之,由于土耳其的议会民主制具备了一定的民主特征,正义与发展党等新生政党才得以竞选上台执政,也正是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才导致军方屡屡干政,推翻民选政府。这种“军事民主”说明了土耳其民主的局限性和军方的影响力。

正义与发展党2001年由埃尔多安创建,次年赢得大选蝉联执政至今。它打着伊斯兰政党的旗号,走的却是世俗国家之路。这表明即使是极具宗教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十数载,也没有改变国家的世俗主义性质;世俗主义在土耳其已经扎下根基,就连全球最大的伊斯兰运动——“居伦运动”的领导者居伦也崇尚世俗主义。

今日土耳其的法律、教育依然牢固地建立在世俗原则之上,是伊斯兰传统与民主现代化相调和的有力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队捍卫国家世俗化发展方向的使命已经完成;如今军队需要捍卫的是民主,旗帜鲜明反对民主的敌人——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

事实上,当前土耳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威权主义倾向。埃尔盖内孔案和大锤案中存在大量违反法定审理程序的问题,主审法官也被指是居伦主义者,反映宪法中三权分立的原则遭到侵害。此外,土耳其宪法中党派参政10%得票率的当选门槛要求,既不利于党外竞争,也不利于党内竞争,导致政党领袖具有很大影响力,诱发强人政治的危险。

埃尔多安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强人。他主导的2010年宪法修正案,扩大了总统在宪法法院任命法官的权力,及赋予总统参与法官检察官高级委员会选举的权力。

他还多次提议,试图通过修改宪法把该国政治体制,由沿袭了近百年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以进一步扩大总统权力。此次政变又给启动修宪进程制造了舆论。值得警惕的是,埃尔多安现在已经成为土耳其总统,如果他的主张成为现实,将拥有影响司法独立的权力,势必形成权力垄断、产生威权主义的危险,甚至滑向追求个人独裁的深渊。

2013年塔克西姆盖齐公园抗议中,埃尔多安称抗议是世俗主义少数派企图恢复特权,并且剥夺多数土耳其人民的信仰自由权利。这种论调无疑会加剧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不信任感,进一步造成社会碎片化。当社会运动被贴上“教俗之争”的标签,政府还以此为借口动员民众时,宗教事实上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也是土耳其式民主的一大隐忧。

此前,加入欧盟一直是推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外部动力。而当屡次被欧盟拒之门外时,土耳其国内产生了欧盟怀疑论,特别是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土耳其不再热衷于加入欧盟。缺少外部动力的土耳其,在已经削弱军方力量的同时,是否还会推进政治民主化,已不得而知。这一切都表明,土耳其的民主之路还有诸多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土耳其以往的军事政变,更多地维护了国家世俗化原则,是对民主发展的有益探索;军方在政变成功后还权于民选政府,依然继续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但此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却有可能导致偏离民主的轨迹。

表面上看,这次未遂政变是“民主”获胜,民选政府战胜军方力量;实则是土耳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关系着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能否延续。因为当前土耳其式民主的最大敌人不是军方,而是集权,尤其是416日修宪公投以2.8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作者:徐国冲,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霍龙霞,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