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伊朗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不仅是外界探知伊朗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窥探器”，更是全面检验伊朗民心向背的重要“指南针”。在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且身体不佳，美国特朗普总统政府对于伊朗跃跃欲试，想要与中东盟国共同“遏制”之时，此次伊朗总统大选也就显得尤为关键和引人注目。

伊朗总统大选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总统职务确实在伊朗国内有着很高的政治能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伊朗未来的政治走势。实际上从1979年至今，伊朗总统人选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伊朗未来四年内政治态势。比如强硬派内贾德上台，就预示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并且不会在经济制裁面前低头；而历史上哈塔米等温和派上台，则伊朗开始着力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并且寻求外部投资来改善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在当前特殊的时间背景下，伊朗总统职务的归属，也意味着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可能的“归属”。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只经历了一次最高精神领袖的更替，这也就是1989年哈梅内伊接替霍梅尼成为最高精神领袖。而当时哈梅内伊就是伊朗总统，因此伊朗总统的归属，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未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有力竞争者。尤其是在当前哈梅内伊身患前列腺癌且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伊朗总统选举，也就成为了伊朗各个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场所。

此次伊朗总统选举，从很大程度上就是伊朗现任总统鲁哈尼与保守派候选人、伊朗著名的里扎伊玛目圣陵监护人、前司法部副部长伊布拉欣·莱希之间的对决。鲁哈尼本人过去四年最大的政治“功绩”就是与国际社会签署了“伊朗核协议”，部分打破了外界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这也象征着伊朗国内大部分民众期待“开放”“发展”的愿望。

鲁哈尼也在伊朗国内面临诸多批评，一方面，他在过去四年任期内，没有能够很好的推动国内政治开放，政治异见人士仍然被“监禁”，这使得不少年轻人对于鲁哈尼并不满意；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签订之后，美国并没有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这让伊朗国内强硬派抓住了把柄，而鲁哈尼寄希望于吸引外资拉动经济的初衷也无法实现，也成为了伊朗民众诟病的议题。

相较于鲁哈尼，莱希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本人受到来自于伊朗保守派和强硬派的力挺。在2013年伊朗总统大选前，当时强硬派和保守派内部分歧严重，最终出现了多个候选人共同参选的情况，导致选票分散，最终败给了参选人数少但是相对统一的温和派。因此在此次选举之前，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和保守派大体上形成了共识，力挺莱希为主要候选人，希望能够获得国内民众支持。

此外，莱希本人也受到哈梅内伊的信任，长期在司法界、情报界以及在宗教界任职的经历，也有利于与哈梅内伊私交的培养。莱希本人的“圣裔”身份，以及家族中显赫的宗教背景，都是鲁哈尼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在民众选举中，莱希最大的问题是自己长期在司法界任职。在伊朗历史上，司法界出身的候选人，往往最终总统大选得票率都相当低，这一点是否会在莱希身上灵验，仍有待观察；而莱希本人的宗教背景，也被不少向往自由化的年轻人所反感。

从当前看，伊朗大选中尽管有着诸多敏感议题，如伊朗对外政策、美伊关系等等，其实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伊朗经历了多年经济制裁，国内经济发展乏力，加上国内贪腐现象严重，使得经济发展问题更为迫切。当前伊朗国内什叶派很高，将近30%的19-30岁青年人找不到工作，经济通胀压力仍然存在，贫富差距悬殊（莱希在第一次伊朗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中就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各个候选人如何应对伊朗经济问题，才是未来伊朗大选决胜的关键点。

伊朗总统大选，往往涉及到伊朗国内独特的“教法官监国”政体。从表面上看，伊朗所实行的“教法官监国”体制，很类似于古希腊所倡导的“哲学王”统领国家的设想。伊朗“教法官监国”体制，一方面从现实来说，来源于近代以来伊朗所经历的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历史上什叶派与逊尼派政治思想迥异的发展历程。在近代政治历程方面，伊朗什叶派教法官（乌莱玛）们在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朗国内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比如在1905年的伊朗“立宪革命”进程中，乌莱玛们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促成了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了伊朗现代国家的“国教”，进而影响到了近代以来伊朗民族身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前，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什叶派伊玛目的影子。

另一方面，“教法官监国”体制在什叶派思想史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伊朗什叶派主流地位的巩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元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及其推行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的政策。随后的数百年间，伊朗什叶派教士在国内司法、教育、文化、社会乃至行政领域，逐渐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尽管什叶派和逊尼派同属于伊斯兰教，并且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无论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士都或多或少拥有独立于政治世俗权力的宗教自主权，尤其是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慈善、教法等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体系。

但是在对待世俗世界关系上，什叶派（尤其是伊朗什叶派）有着不同于逊尼派教士的、对于政治权力更多的介入。这与什叶派在伊朗的发展轨迹，尤其是16世纪之后与逊尼派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所处环境不尽相同有关，什叶派教士相较于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教士，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从根本上讲，什叶派信奉的“末日伊玛目回归”，尽管带有浓厚的弥赛亚色彩，但也暗示着什叶派教士自身的“使命感”，在某些方面始终否定现实政治权力的“最高权威”，因而能够通过相对自主的宗教力量来影响世俗权力。因此伊朗什叶派教士“监管”世俗权力，形成了独特的“教法官监国”体制。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伊斯兰”元素在伊朗国内的比重不断增大。比如在行政领域，所有政府官员需要参加伊斯兰教考试，测试是否效忠国家；在立法系统，伊朗在建立了国民议会的同时，还成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简称“宪监会”），“使伊斯兰议会通过的决议不与伊斯兰法规和宪法相违背”；在司法方面，伊斯兰教法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合法性来源，1982年伊朗最高司法委员会废除了1907年以来“非伊斯兰”法律法规，使得伊斯兰教法成为了伊朗司法的唯一合法性来源。

伊朗1979年革命后的国家建设，其很大程度上有两种相互“角力”的政治力量，一种是希望“回归”什叶派教士心中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源于人们的“无知”和外部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因此需要更加大力的推行伊斯兰教，加强自我封锁，这也就暗示着伊朗必须更加“独立自主”，继续大力推动伊朗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革命”，也就是霍梅尼所说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即使在面临美国经济制裁，哈梅内伊也提出过发动“经济圣战”来对抗封锁。

但是另一方面，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档案处理、人民管理等等专业问题，伊朗和其他诸多“后革命时期”的国家一样，需要诸多专业技术干部。而且热情满满的口号，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高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伊朗从政治权力设置上，就体现出了“革命-专业”这样的平衡设置。

从十二伊玛目派逻辑上，最高精神领袖是“隐遁伊玛目”和世间的“代理人”，因此其权力也就需要“人民”来冠名。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受到“专家委员会”的选举和约束，“专家委员会”成员都是学识满满的伊斯兰教士，由伊朗人民选举产生，在这里，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力和人民权力形成了统一。在最高精神领袖之下，则有作为国家立法来源的“议会”和行使行政权力的“总统”和“政府”。但是这些机构受到了来自“宪法监督委员会”、“国家利益委员会”（负责协调宪法监督委员会和议会之间关系）以及“司法总监”（司法最高长官）的制约，而这些机构的领导人，都受到来自于最高精神领袖的直接任命（或者部分任命），也就是说，最高权力来源于人民，由最高精神领袖代表，而最后归于最高精神领袖。

伊朗大选即将来临，但也受到了外部干扰，尤其是特朗普将会在总统大选日当天开始自己的中东之旅。如果特朗普在出发前，就美国-伊朗关系或者美国中东政策发表相对敏感的讲话，那很可能会帮助伊朗国内强硬派和保守派获得选票。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了伊朗大选之中。

伊朗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其结果无疑将会对未来伊朗政坛乃至整个海湾中东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于伊朗人民来说，切身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经济实惠，才是最为关心的问题。能够带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是伊朗当前民众心中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作者：王晋）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