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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
发布时间: 2017-08-02 浏览次数:

近期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接连取得重要进展。在战场上,长期盘踞的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最终被伊拉克政府军攻陷;在领导层,“伊斯兰国”最高领导人阿布·巴卡尔·阿尔·巴格达迪生死不明。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区的不断萎缩,以及最高领袖“哈里发”的变更动荡,很可能意味着“伊斯兰国”遭受到了致命打击。

“伊斯兰国”的独特性

作为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重要代表,“伊斯兰国”在当前所遭遇的打击,被很多分析人员同其他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来比较,比如加沙地区的哈马斯、阿富汗的塔利班、黎巴嫩的真主党甚至是基地组织(卡伊达)等。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这些极端组织也经历了外部力量的严厉打击,比如哈马斯从2002年至今,领导层一直受到以色列的定点清除威胁,甚至迫使其领导机构“政治局”不得不先后躲避在中东其他国家如叙利亚、土耳其、卡塔尔和埃及等;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更是被赶到了阿富汗南部地区,丢失了对主要城市的控制,包括其奥萨马·本·拉登和穆罕默德·奥马尔等领导人,也都先后被击毙或者病逝。

但是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仍然能够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形成威胁。比如哈马斯仍然能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及埃及的封锁下,掌控加沙地区的政治局面,其领导层也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从国外对加沙地区的组织机构发号施令。

而奥马尔的逝世以及随后频繁的领导人被击毙,塔利班不仅没有被彻底清除,反而在近些年不断发动反攻,继续控制阿富汗南部和中部广大地域,对阿富汗其他地区继续施加威胁;基地组织在被迫藏匿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以及组织领导人奥萨马被击毙之后,其组织架构在扎瓦赫里的带领下仍然保持完整,海外分支机构如在也门蓬勃发展的“半岛分支”、在北非不断壮大的“马格里卜分支”等,更是成为了地区和国际社会新的安全威胁。

因此,从过去的极端组织发展历程看,极端组织领导人被击毙,以及控制地区的萎缩,并没有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形成太大的威胁。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韧性,使得很多观点倾向于认为“伊斯兰国”能够挺过当前的危机,在未来通过新的形式继续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施加威胁。

经历了控制地区的缩小,这些极端组织却并没有消失,至今仍然活跃。因此很多分析倾向于根据这些极端组织的经验,认为未来“伊斯兰国”的影响力仍将持续,对于国际社会的危害不会减少。但是如果我们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内部分析,就会发现哈里发变更和摩苏尔被收复,对于“伊斯兰国”的未来发展,会产生决定性的打击。 

哈里发的重要性

“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话语体系中,其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对于伊斯兰创立早期政治结构和领导人物的效仿。巴格达迪在2014年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自己则是哈里发。哈里发原意为代理人,意指真主在人间的代理者。

尽管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出现了无数个哈里发,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穆斯林精英来说,伊斯兰创立早期,尤其是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其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是伊斯兰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一方面这一时期伊斯兰处于强盛的扩张时期,且先知和四大哈里发的言行被视为后世穆斯林的榜样;另一方面,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内部还未出现大的分裂(并不是没有),教派、民族、地域等后来割裂伊斯兰世界的因素,在当时还没有显现,能够被几乎所有穆斯林视为共同的历史追忆。

因此,包括“伊斯兰国”组织也在模仿伊斯兰黄金时期,比如巴格达迪自称来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而斩首俘虏和平民,就是在复古早期伊斯兰征服者处决异教徒(但是具体形式仍然有很大差异)。这些都是为了彰显“伊斯兰国”复兴伊斯兰黄金时期的决心,以此作为“伊斯兰国”合法性来源。

在此背景下,哈里发巴格达迪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唯一性和最高性(事实上则极少实现)也就非常突出。从法理上讲,应当是伊斯兰世界所有穆斯林的政治和宗教最高领袖。施行哈里发制度,则意味着在其直接管辖的地区内,实施完整且严格的伊斯兰法。而这对于很多对当前世界失望的穆斯林青年来说,诱惑力极大。

很多极端分子认为只有通过“激进的”“伊斯兰化”,才能一次性解决政治腐败、社会发展、道德沦丧等问题,因此对于“伊斯兰国”报以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伊斯兰赋予穆斯林的“伊斯兰大同世界”(乌玛)情怀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而近些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叙利亚内战持续等事件,让很多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正在世界各地“受欺负”。

因此当一个力图恢复“伊斯兰黄金时期”的政治实体突然出现,努力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和施行“伊斯兰法”的“伊斯兰国”,这对于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说,魅力不可抵挡。

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

尽管有声音认为,未来的“伊斯兰国”可以在网络上成立虚拟的哈里发国,以此继续恐怖主义活动,但是网络虚拟模式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吸引力,将远远低于线下实践的哈里发国家的魅力。

传统上伊斯兰尤其是逊尼派的核心区域,大体上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也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一区域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富庶之地,更是其他地区诸多不同伊斯兰思想和流派的重要源头。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伊斯兰学者都是在经历了这些地区的“游历”和“学习”之后,返回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北非和中非等所在地区,成为当地重要的伊斯兰学者。

而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更是历史上阿巴斯帝国的首都,是很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心中的“宝地”,占有这些地区,才能真正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领袖。所以“伊斯兰国”直至2014年占领伊拉克北部重镇、有着贯通东西之城美誉的摩苏尔之后,才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显示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极端思想中的重要性。

摩苏尔收复战和巴格达迪生死不明,极大的打击了“伊斯兰国”的号召力。一方面,巴格达迪生死不明,意味着“伊斯兰国”核心领导层的不确定性。尽管在伊斯兰早期历史上通过“大议事会”等形式,能够公推新的哈里发人选,但是这种选举在历史上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极易导致内部分裂。

在当前“伊斯兰国”现实中,哈里发人选的重新确定,必然会产生“伊斯兰国”组织内部分裂。另一方面即使新的哈里发能够被选举出来,未来的哈里发只能前往投奔“利比亚分支”“西奈分支”或者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呼罗珊分支”等伊斯兰世界相对的边缘区域,实际上已经与伊斯兰历史上传统的地方的领导人埃米尔、苏丹无异。这也就意味着“伊斯兰国”恐怕不再具有来自于统领全世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权威,是对“伊斯兰国”组织威信的重大打击。

尽管很多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将建立哈里发和“伊斯兰国家”作为目标,但是“伊斯兰国”却将哈里发和“伊斯兰国家”作为了实现建立“伊斯兰大同世界”目标的途径。

因此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摩苏尔,以及“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生死不明,将极大的削弱“伊斯兰国”在伊斯兰极端组织内部的合法性,将会从根本上重创“伊斯兰国”组织未来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韧性,使得很多观点倾向于认为“伊斯兰国”能够挺过当前的危机,在未来通过新的形式继续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施加威胁。

(作者: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