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比恐怖主义形势更加严重的是，遭受恐怖主义祸害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恐怖主义何以生成、泛滥以及如何打击、防范恐怖主义等根本性问题上缺乏共识，存在着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恐怖主义之所以泛滥，与西方主导的军事和政治干预侵略、经济掠夺以及价值观输入等密切相关；另一种观点认为，恐怖主义的泛滥与伊斯兰教存在的“圣战”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应对路径上，前一种观点主张重建或恢复被西方摧毁了的中东、北非国家秩序，而后一种观点则更强调伊斯兰教的“改革”或“改造”。

公允地说，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某些道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观察者的视角、立场或动机方面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两种实际上一致性很强的观点在媒体、官员乃至学者的话语中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种认识上的冲突或对立，极大地影响着国际反恐的有效性。

情况表明，涉及国际反恐，我们需要在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一些西方和伊斯兰国家恐怖主义暴力活动高发，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根源，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干预与军事入侵，这是引发近十几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猖獗的决定性原因。7月15日，在臭名昭著的IS即将覆灭前夕，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刊发了一篇名为《IS只是病症，政府垮塌才是病根》的评论文章。该文章指出，随着IS的崩溃，各界民众、特别是那些处于该极端组织直接统治下的千百万平民表达了深切的喜悦和欣慰之情。与此同时，国际舆论对那些长期危害世界的极端圣战分子和长期存在的宗教（派）冲突表示严重关切和担忧，认为这些极端分子和宗教冲突的存在将继续为IS、基地组织等类似团体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源。然而，作者认为，滋养圣战组织的最关键因素不是极端圣战分子和宗教冲突，而是原本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垮塌——就这一点来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促成这一结果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不存在所谓“IS之后”，因为IS根本不是问题之所在，问题在于国家自身垮塌。

作者指出，“在IS哈里发政权倒台后，我们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不是IS是否、或是以什么形式卷土重来，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能力应对在中东支持建立统一完整的国家政权这一划时代的复杂挑战。美国一直都是当前阿拉伯世界无序、混乱的主要推手——有时是通过直接行动破坏其稳定，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有时则是通过支持其无能、残暴的独裁者，这些人为了权力，不惜洗劫自己的国家，从而引发长时间的政治衰败。”

作者坚定地认为，“只有在那些不再由国家管控的地区，宗派身份、圣战极端主义和黑帮腐败这些现象才会成为主要病灶。虽然IS能够在几十个国家赢得追随者，但只有在国家失败并留下权力真空的地带，IS的暴虐才得以形成气候。”作者以伊拉克和埃及为例说明这一点。前者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而全面失控，直接导致IS的崛起；后者则由于没有遭受入侵和颠覆，即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恐怖暴力活动，但是埃及政府及安全部门依旧强大，一如既往牢牢地控制着局面。

总之，在作者看来，国家秩序的失控是包括IS在内凶狂的主要原因。IS是一场穷凶极恶的政治运动，但真正的威胁并不来源于它自身，而是国家的坍塌——这种坍塌发生在暴力的原教旨主义崛起之前，而非其后。作者最后指出，“今天，我们正忍受着阿拉伯世界国家政权失灵的恶果，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建立有效的国家政权。”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就意识到，“失灵国家对美国的威胁，已经大于好战国家对我们的威胁”。但讽刺的是，美国随后接连造成许多伊斯兰国家“失灵”。

以上共识，人们不仅可以通过一定的学理分析和推演获知，还可以在常识层面加以验证：在“9·11”事件以前，虽然也出现过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暴力活动，但它仅限于一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绝大部分人民并没有切身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9·11”事件、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北非，继而一些西方国家深陷恐怖主义的泥潭。这一点，就连被认为“仇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批评前民主党政府时指出，如果萨达姆和卡扎菲还活着，中东和北非的情况绝不是今天的样子，欧美的恐怖主义形势也不会如此严峻。

在当前国际反恐中需要达成的第二个共识，是对伊斯兰教在恐怖主义暴力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恰当的分析与判断。笔者认为，伊斯兰教在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各类恐怖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定性为一种“从属性诱因”。之所以是“从属性的”，是因为如果没有所在地区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失控，就不可能给极端分子和宗教狂人留下作乱的空间。特朗普称赞萨达姆“杀恐怖分子毫不留情”，而美国则替恐怖分子消灭了萨达姆，空前释放了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之所以是“诱因”，是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从文本上来看，伊斯兰教确实存在着某种“圣战精神”，但这种“圣战精神”的存在并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现实的政治危机来激活。事实上，在危机、失控的情况下，任何宗教群体都可能趋向某种程度的“圣战”。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不是特定群体的宗教、文化性质，而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否则，我们可能陷入“文化决定论”。

从宗教上来看，由于历史原因，伊斯兰教至今没有对自身进行现代性的反思，其基本意识以及对宗教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还停留在其勃兴的中世纪，一旦遭遇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其内部的不宽容性及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的不适应性便表现强烈。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能仅仅从“改革”宗教入手，而是要深入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治理结构，从根本上改变政教不分、社教混沌的状态，将信教群众引向现代公民之路。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其国家政局的稳定是基本前提。

（作者：周少青）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