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学界动态(首)
马晓霖:年关骚乱:伊朗民众用行动冲击“霍梅尼主义”
发布时间: 2018-01-05 浏览次数: 64

2017-2018年关前后,一周内多个伊朗城市爆发民众游行,抗议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截止12日已导致2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近千人被拘捕,大量公共设施遭到破坏,形成2009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严重的政治与安全危机。

尽管当局对这次始料不及的街头运动定性为“代理人”破坏,但客观地说,这场运动具有鲜明的自发性、草根性和本源性特征,是伊朗底层民众对当局经济治理、政治治理和外交战略的不满表达,堪称一次社会矛盾总爆发,凸显了伊朗当局面临的巨大社会危机。示威者把矛头指向最高领袖和国家体制,从而首次用行动冲击指导伊朗内政外交近40年的总路线“霍梅尼主义”。

“蝴蝶效应”:物价抗议引发全国性动荡和骚乱

这次骚乱呈现非常明显的“蝴蝶效应”,即一个司空见惯的事件很快发酵外溢,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扩散发展并酿成巨大风暴。从表征和规律看,这场规模空前的骚乱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颇为相似,社交媒体只是扮演了传播、放大乃至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的二传手和放大器作用;运动主体并不是特定的政治组织、境外力量和具有号召力的精英领袖,而是对国家现状强烈不满的底层民众;运动诉求从发泄民生多艰怨愤开始,逐步上升到对政治外交政策乃至国家政治体制的质疑和反对。

横向看,这场骚乱呈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明显态势,由一个城市迅速波及全国。1228日,伊朗总统鲁哈尼主要政敌前总统候选人莱西所在的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部分民众抗议鸡蛋、面包、汽油和牛肉等基本生活品价格上涨,尽管示威不乏权力斗争的影子,但对物价不满则代表了伊朗民众的普遍情绪。马什哈德示威经过社交媒体发酵后,震波依次向全国特别是西部十多个城市扩散,第一波为萨里、伊斯法罕、库姆、加兹温、拉什特和哈马丹;第二波为首都德黑兰、卡拉季、赞詹、阿卜哈尔、阿拉克、沙赫尔库尔德,、伊泽、阿瓦士和霍拉马巴德等。

纵向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暴力对抗的产生,示威者的抗议诉求也由民生层面螺旋上升。最初的抗议围绕物价高涨、通胀严重、失业高企等问题,很快出现针对高层腐败、教士阶层专权、压制女性权益、要求增加决策透明度等政治诉求,乃至最后上升到对政府外交战略与政策的质疑:反对当局过渡介入阿拉伯事务,反对忽视国内民生发展而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武装派系,以及不计成本地投入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地区博弈。示威者甚至罕见地焚烧国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画像,诅咒伊斯兰共和制,希望巴列维王朝复辟,直至参与纵火和打杂等暴力活动。

伊朗的民生问题显然相当严峻,这是底层百姓最关切的痛点。据相关统计,伊朗长期承受着高通胀、高失业率和高物价压力,鲁哈尼第一任通过签署核协议换取了外部环境相对改善,相关经济制裁得以解除,部分被冻结海外资产获得释放,石油生产出口也大幅度回升。但是,这种外交成功赚取的经济红利并没有惠及普通百姓,进项更多地被鲁哈尼政府集中用于国家发展或支持对外扩张。相比内贾德时代的高补贴赎买政策,民众普遍对日常生活支出负担加重而极度失望。鲁哈尼去年虽然成功连任,但失业率高居10%以上,包括鸡蛋在内的生活必须品价格年底前上涨三至四成。

如果说,民生抗议只凸显伊朗民生艰难的长期弊政,而对政治议题特别是外交问题的不满,乃至公开和直接对国家政体象征的最高领袖进行蔑视和诅咒,则反映民众对伊斯兰革命以来国家发展现状和走向的深层焦虑和厌倦,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政府长期奉行的“霍梅尼主义”。

“霍梅尼主义”:导致伊朗长期内外交困的总根源

19791月,长期流亡在外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通过电台、录音带在巴黎成功遥控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独裁、专制、腐败、铁血并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埋葬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家族统治,开启了伊斯兰共和新时代。新政权积极奉行“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霍梅尼主义,推崇泛伊斯兰主义,不仅反帝、反霸、反殖、反西方、反君主制,而且反对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世俗化,主张输出革命和发动圣战,使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变成集雅利安民族荣光与孤傲、什叶派牺牲情结与受虐幻想于一体的战斗堡垒。

霍梅尼依照伊斯兰什叶派教义,建立伊玛目治国的神权政体,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并探索出集西方三权分立和东方威权政治于一体的伊朗式民主政治制度。表面上看,不允许多党政治存在的伊朗实行总统和议会定期大选,在维持伊斯兰政体大前提下,确保治国精英轮替擢升和贤能者竞争上岗,但受制于霍梅尼主义这条治国理政总纲领,无论谁执政都局限于修修补补,无法改变伊朗结构性的内政和外交方向。

霍梅尼主义的根本追求是借助伊朗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石油资源,实现波斯民族帝国复兴大梦,主要手段则是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在这种意识形态引导下,伊朗不仅长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关系紧张,形成近40年对峙,而且借助巴勒斯坦问题和反对王权体制,试图介入阿拉伯内部事务来获得地区超级大国地位,由此导致与地区国家,特别是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君主国,伊拉克、埃及、土耳其等地区穆斯林逊尼派大国或政权陷入长期博弈。两个方向的大国争雄战略,不仅使伊朗长期将有限资源投入对外交往与扩张,还持续恶化国际环境,无法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环境。

2011年阿拉伯世界陷入大乱,伊朗认为这是继东侧塔利班政权、西侧萨达姆政权两大战略敌人垮台后的难得历史机遇,大举实施战略西进,从鼓动巴林街头什叶派闹事,到渗透伊拉克扶持什叶派政权;从资助巴勒斯坦强硬派抗衡以色列,到直接派志愿军参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保卫战;乃至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最终引发沙特率领多个阿拉伯国家对其断绝外交关系,切断海空联系和经贸关系。这种扩张不仅使伊朗付出巨大财力和人员损失,还葬送了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空间与机遇。

过去十余年,伊朗还围绕核危机与世界大国周旋并遭受日益严重的国际制裁,特别是与美国、以色列多次陷入剑拔弩张状态,被迫将更多财力投入军备。表面上看,伊朗的确取得了百年未见的历史性崛起,势力范围覆盖部分阿拉伯国家,军事活动范围甚至向红海和非洲之角拓展,而付出的战略代价则是国际上更加孤立,经济上不断失血,使经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地区、国际环境、民生艰难的状态无法根本逆转;而树敌过多的外部环境往往又被当局特别是保守派当做凝聚民心、打压改良主义和温和路线并维持正统的说辞和借口。

伊朗坚持霍梅尼主义在内部也造成深层弊端,国家政治和经济由保守的宗教阶层长期把持,大部分国有经济和关键部门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操控,形成经济议题政治化,以及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和黑幕决策,外资进入缺乏透明和公平的制度保障。霍梅尼主义倡导的教法治国,还长期严重制约社会生活的自由度和宽容度,使民众特别是女性和青年一直处于压抑和愤懑状态,扼杀思想自由和技术创新,从而抑制生产力发展,使政府试图摆脱单一依靠石油资源畸形经济结构的愿望无法实现,只能通过高额补贴维持基本民生需求并延续政权的合法性。

过去几十年,伊朗也曾出现过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穆萨维等人领导的改革开放运动,试图通过改善对外关系、吸引外资、搞活经济并实现经济多元化来推动国家发展,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被坚持霍梅尼主义的强硬派所压制,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发展战略和长期路径。笔者自2009年起先后6次走访伊朗,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感觉到经济困难和政治高压带给民众的不快和沉闷,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社会底层充满各种渴望的“闷骚国度”。

2009年,伊朗因国家发展方向一度产生温和派与强硬派、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巨大冲突并引发社会大分裂,其实已暴露伊朗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这次来自底层的普遍不满和大规模骚乱,则前所未有地将矛头指向高层内政外交甚至质疑国家政治体制和总体战略,再次向伊朗大局敲响警钟,表明这个8000万人口的古老国度在经历几十年伊斯兰革命的痛苦实践后,霍梅尼主义已成为决定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作者:马晓霖,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联社总裁)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