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延迟”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立法以提供“真正对话的机会”。前一天，他刚刚解雇了国防部长加兰特，后者在25日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司法机构改革，并称围绕立法措施的争议已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自2月份以来，以色列各大城市开始持续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与抗议的人数多达数十万。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甘茨也曾公开警告再次当选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如果不听取抗议民众的呼求，这场抗议甚至有可能转变为一场内战。

整个3月份，以色列抗议群众每周五周六都自发地走上街头，阻断正常的公共交通与社会秩序，使得社会生活部分陷入混乱。抗议者们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整个以色列社会表达事情的严重程度，向政府施压。是什么原因在以色列社会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参与抗议的示威者们又是以色列社会的哪部分群体？

引发大规模抗议的原因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在2023年1月成立以后，便着手致力于在议会内推动一系列所谓“司法改革”提案。这些“司法改革”提案，无论是在宏观的以色列政治制度、巴以冲突方面，还是在微观的民众个人权利方面都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司法改革将动摇以色列现行政治体制

内塔尼亚胡与他的极右翼盟友们提出的司法改革提案中，引起以色列社会精英阶层以及西方各国普遍关注的，便是削弱司法权的独立性，加强政府和议会对司法的影响（作者按：以色列属于典型的多党制议会制民主政体，政府一般由在议会中能控制过半数席位的几个政党联合组建）。其中包括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将由政府提名，取消最高法院对以色列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在现行体制下，最高法院在以色列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司法权是相对独立的，受到政府和议会的影响较小。

另外，以色列是一个没有宪法的国家。建国之初部分宗教主义的犹太群体认为犹太民族有希伯来圣经作为天赐宪法，因此反对再人为地制定世俗宪法。为了团结所有犹太群体，以色列在建国时便没有制定宪法，取而代之的是制定了一些确立以色列国家属性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基本法（Basic Laws）。这些基本法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实际上一直发挥着宪法的作用。现行制度下，最高法院拥有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议会通过的法案需要经过最高法院审核是否违背基本法，若最高法院判定议会通过的法案违背基本法，可通过宣布该法案“违宪”来阻止其通过。

此外，本次司法改革提案还包括，取消以色列最高检察长对政府各部门法律顾问的任命权，法律顾问将由各部长直接任命。这也意味着，司法改革后的各政府官员将受到更少来自司法部门的约束。

这些针对司法权的改革让许多以色列社会精英，坚信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社会群众，以及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倍感担忧，认为这些改革将大大削弱以色列的民主属性，因此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了抗议与批评。以色列各高校的法学教授们大都将这些司法改革提案称为“政变提案”，认为这样的法案一旦通过，政府将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以色列民主政治将毁于一旦。在司法改革提案被推出后，资本也在不断逃离以色列，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司法独立一旦遭到破坏，将严重影响以色列的营商与投资环境。许多以色列大型企业也明确表示反对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触及公民个人权益

削弱最高法院司法权也将触及以色列社会公民的个人利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欧美自由主义的影响，以色列最高法院也开始更加注重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开始更多介入政府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纠纷当中。这当中包括最高法院介入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公民的所谓“违法”土地与住房的强制征收，以色列国防军女性士兵受到不公正对待等等问题。

按照司法改革提案，政府有权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将受政府影响。本届政府由利库德集团与宗教犹太政党、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三股势力联合组成。犹太宗教政党代表宗教主义团体的意识形态与利益，反对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极右翼复国主义政党则敌视阿拉伯群体与左翼温和派群体。因此，世俗主义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的女性群体，性少数群体，以及阿拉伯公民普遍认为，本届政府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是充满敌意的，而削弱最高法院自由主义与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对他们而言将是毁灭性的伤害。因为与极右翼价值取向一致的最高法院将很难再努力保护他们的个人权益。

引起这些民众恐慌的原因，正是极右翼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歧视性的议案，并引起社会广泛批评，这当中包括加强犹太宗教法庭的权力，安息日（每周五日落之后至周六日落之后的一天）停电，在基础教育中加强犹太宗教价值的教育，允许商家拒绝向与自己宗教信仰相冲突的人提供服务等等。最后一项具体解释起来包括宗教主义的犹太医生可以拒绝给同性恋者进行医治，遵守安息日者开办的酒店可以拒绝接收不遵守安息日的旅客等等。

然而，以色列又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以色列社会不仅仅只有世俗派与宗教派、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对立，以色列社会中也有着庞大的性少数群体，女权主义群体，斯拉夫裔极端世俗主义群体，以及非犹太人。本届政府充满了宗教主义、保守主义与歧视性的司法改革提案，严重影响了其他群体的个人权益。作为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堡垒，以色列学界也明确表达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维护，与对司法改革提案的批评。各大高校纷纷声明与本届政府划清界限，明确大学将继续保护校园内的文化多元性，保护弱势族群，并积极鼓励教职人员与学生们参加抗议。

反对内塔尼亚胡长期执政

新的反对司法改革的抗议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抗议的群众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地参与抗议。他们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贪腐丑闻而反对他长期执政。而此次内塔尼亚胡联合宗教政党与极右翼政党推出削弱司法独立的改革，被他们认为是内塔尼亚胡为了阻止司法部门对自己贪腐案进行调查与起诉，以保证自己能够长期执政的“卑鄙”手段。

“司法改革”在这些反对者眼中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坚信内塔尼亚胡坚持要通过司法改革将司法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利用削弱司法权对政府的监督以实现其通过腐败手段控制行政官员的目的，从而巩固其个人权力。这些反对者们还认为内塔尼亚胡借助司法改革扶持支持他的宗教势力与极右翼势力，打压并逼走反对内塔尼亚胡的自由派与世俗派，改变以色列的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他在今后的每一次大选中都能够轻松胜选。

这些人反对此次司法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反对内塔尼亚胡，他们不仅丑化内塔尼亚胡，而且也攻击他的家人。他们的极端行为也造成了人员伤亡与社会损失，这也成了支持司法改革的群体坚持要通过司法改革的理由之一，即通过司法改革政府将更加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并维护政府决策的稳定性。

极右翼政府为何要提出并急于通过司法改革提案？

如上所述，此次司法改革提案的提出，与内塔尼亚胡的个人问题息息相关。除了其个人的贪腐问题以外，还包括以色列其他各党派对内塔尼亚胡的孤立。

以色列左翼，中间派，与右翼世俗派等党派的领导人近年来因为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厌恶，选择孤立他，拒绝与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联合组建政府。这样的孤立使得内塔尼亚胡无路可走，只能选择与宗教政党与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合组阁。于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极右翼政府，这样的政府组成看似代表了以色列大多数选民，然而却不能代表以色列社会整体的政治立场。

在2018年以前的十多年中，以色列政府的组成基本保持了以利库德集团为核心，联合中间派与宗教政党的结构，并且与极右翼和极左翼都保持距离，即中间偏右的政治立场，这也是能使以色列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政治现状。然而近年来，由于来自左派，中间派与右翼世俗派的批评与对立，急迫需要延续自己政治生命以躲避法律审判的内塔尼亚胡只能求助于宗教势力与极右翼政党，这也让后者看到了向内塔尼亚胡提高价码的机会。

宗教政党急于通过司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教势力的利益，他们可以通过更多司法不透明的手段为目前占以色列人口20%（该比例在不断升高）的正统派宗教犹太人取得更多财政津贴与生活补助。而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代表了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与耶路撒冷定居点上的犹太人的利益，他们急于通过司法改革使自己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压迫性行为合法化。此外，这两派也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利益，虽然以色列的基本法规定以色列国的属性是犹太的且民主的，但是他们更看重以色列的犹太属性，他们希望通过司法改革更加强化以色列的犹太属性，换言之，加强犹太教在以色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由他们所定义的“犹太人”的优等公民的地位。

这两派政党都知道当下是通过这些改革的最佳时机，因为这是极右翼少有的能够进入内阁并拥有相当影响力的时机，这也是宗教犹太政党在内阁中不需要面对来自世俗派压力的时机。当然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这也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都被排除在内阁之外的一次机会。

这样一个偏离了整个社会政治立场中位的政府，其提出的司法改革提案自然不能代表广大左派、中间派，甚至部分右翼世俗派群体。更有甚者，这些改革提案中的部分项目正是对自由派、世俗派、与阿拉伯群体的歧视性法案。这样的司法改革运动理所当然地在以色列社会引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而且正如甘茨警告的那样，这场抗议最终甚至有可能走向内战。

（刘炳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在读博士生）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