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晚，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瑞典首相马格达莱娜·安德森和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出席了马德里四方峰会，会议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北约峰会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涉险过关。

该备忘录无疑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首先该备忘录为北欧两国以最快速度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立的欧洲”的日渐消亡；当然也宣誓了土耳其一次“尾巴摇狗”的胜利。

1、土耳其收获了什么？

在达成的十项备忘录中，北约实际上大踏步地对土耳其进行了让步。根据该备忘录，瑞典和芬兰承诺打击被土耳其指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不再支持YPG/PYD。两国被迫表示全力支持土耳其反对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北欧国家确认“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被禁止的恐怖组织”并“阻止库尔德工人党和所有其他恐怖组织及其扩展。他们不仅在三方备忘录中声明瑞典和芬兰“不会向定义为YPG/PYD和FETO（居伦运动）的组织提供支持”，而且还要同意和土耳其“加强合作以防止这些恐怖组织的行动”。备忘录写道：“芬兰和瑞典全力支持土耳其应对对其国家安全的一切威胁。因为，芬兰和瑞典也将面临对其国家安全的所有威胁，所以对土耳其国家安全要全力支持。”

如果说库尔德运动组织还要激进的左翼军事色彩，那么居伦运动则是完全符合欧美人权价值标准的跨国“人权”NGO和异议组织。但土耳其还是成功地使得“人权”调门最高的北欧国家，服从于土耳其自己的标准。该备忘录实际上成为了第一个把居伦运动定性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国际文件。可以想象这对于某一向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运动调门很高的国家来说，当然是一种屈辱性的妥协。

土耳其还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的“人权”标准拉到北约的背书。“我们必须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斯托尔滕贝格说：“我相信，当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共同利益时，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我们必须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现在达成的联合协议反映了这一现实。”斯托尔滕贝格同时关于引渡表态：“我可以说，芬兰和瑞典已准备好与土耳其合作引渡恐怖分子和嫌疑人，但与此同时，这一引渡程序将根据《欧洲引渡公约》进行，” “当恐怖主义或其他犯罪活动被证实存在问题时，引渡是北约盟国将继续一直做的事情，”他说。

北欧两国和土耳其建立引渡机制和情报分享机制，表示他们不单单是被动的接受土耳其的“人权”标准，同时还要开始准备和这位北约盟友进行合作。三国要合作建立一个有司法、情报和安全机构参与的常设联合机制，同时北欧国家还承诺不得让类似立场的人通过其国内媒体进行宣传活动。

而两国承诺不得对土耳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武器禁运，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斯托尔滕贝格原则上同意：“盟友之间不应该有军事禁运。”而随后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他会努力推动F16军售在国会层面的推动。

土耳其毫不避讳的宣扬自己的外交大胜利，执政党一方的《民族报》就以《土耳其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来报道。而西方则试图遮掩自己在道德上失利和软弱。BBC的标题是 《土耳其支持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卫报》的标题是《土耳其解除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企图》；《华尔街日报》则以《土耳其支持芬兰和瑞典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也许是为了解释这种不体面，前北约秘书长雅普·德·霍普·谢弗就在荷兰媒体采访时表示，“土耳其因其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使我们面临压力。”他披露了一些内幕，土耳其曾经反对任命丹麦前总理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在他之后担任北约秘书长一职，而为说服埃尔多安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等北约国家领导人坐下来，决定任命一名土耳其人担任副秘书长。“这就是当时的价格！”他抱怨：“土耳其由于其地理位置而使我们面临压力。”

2、土耳其为什么要行使否决权？

为何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的成员要以一种莽撞的姿态，力排众议行使否决权呢？这不免使人迷糊。《经济学人》杂志也注意到了土耳其的攻击性，它把“埃尔多安的胜利”和埃尔多安总统的足球生涯联系了起来。它把这种莽撞的态度解释为一种“职业犯规”，“土耳其总统毫不犹豫地犯下职业犯规，以在国际政治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正确，土耳其没有犯规，而是在规则内行使了自己的权利。然而，不能否认是，即使如此，在当下的国际环境里这种“否决权”的行使，也是不同寻常的。

当然首先，当下土耳其和俄罗斯尚有一定共同利益，而正发党政权和欧美在人权问题上龌龊不断。在俄乌冲突上，土耳其同时拥抱双方，在北欧国家加入北约问题上果断出手，有利于强化其外交上“关键第三国”的地位，也不多的能拉抬国内低迷的民调的行为。

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土耳其民众对北约牢骚满腹，正发党政权的一部分核心支持者甚至还是俄罗斯对邪恶“大西洋主义”同盟的“正义战争”的共情者。埃尔多安对北欧国家重拳出击，赢得国内民粹掌声一片。

因而需要看到，土耳其的行为具有自己的历史根源。土耳其加入北约，是因为面对苏联时和西方的共同的安全需要所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在冷战中还是在冷战后，土耳其没有和苏俄有正面的武装冲突。反而是和另一个北约成员国希腊有频繁的边境冲突，甚至兵戎相向。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到“脑死”，土耳其在其中的地位则更加边缘。

土耳其对北约的第一次不信任记录，来源于“塞浦路斯冲突”期间的“约翰逊信件”事件。土耳其的观点是美国和北约未能履行集体安全条约的责任，捍卫作为成员的土耳其。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使得土耳其把对希腊的经验和北欧两国加入北约联系起。对塞浦路斯的情况同样不满意的希腊直接退出了北约。但是，当之后希腊想重新回到北约的时候，土耳其的态度就是一个问题。土耳其一度反对，但是在80年政变之后，在美国的调停下同意了希腊的加入。

然而，土耳其和希腊之间没有因此解决任何问题。尤其是 2020 年夏天的东地中海冲突中，北约的其他成员又一次地站在了希腊一边，这使得土耳其尤为气愤。希腊与法国和美国的演习，从法国购买了阵风战机和战舰，而巴黎则于3月将航空母舰戴高乐派往首都雅典。

土耳其还认为，美国在紧张局势中公开站在希腊一边，其派出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前往克里特岛基地，是为了在东地中海支援希腊。

总的来说，土耳其社会认为当年允许希腊返回北约，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历史决定。埃尔多安在面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时候，就将其联系起来，明确表示：“不会让历史的错误重演。”

所以，土耳其行使“否决权”，归根到底是发泄对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体系”的不满。《民族报》的社论指出：“如果美国作为北约的老大，为了寻找一种中间立场，假装站在土耳其一边，做出一些承诺，这样的诚意还能相信吗？绝对，从来没有这样的信任。美国的意图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当有像希腊这样的真实例子时。”“据说，当时‘美国保证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是结果很明显，当时就与希腊存在的大陆架、爱琴海诸岛、FIR线等问题，在其后的40年里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又增加了新的问题。这是谁在纵容？此外，今天的希腊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基地。在我们眼皮底下，甚至还有一个位于亚历山德鲁波利的美国基地。”

试问，瑞典和芬兰两个远在天边小国家对库尔德和居伦运动支持或者不支持，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真的有实质的影响嘛？土耳其甘冒大不韪，行使“否决权”，与其说是针对这两个北欧国家，不如说是发泄这么些年在北约的不如意。因此，我们应当理解土耳其“北约内部的异议者”的这种政治身份。

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背景就在5月，为纪念希腊独立战争二百周年，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白宫拜会了美国领导人乔·拜登。米佐塔基斯在美国国会强调，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塞浦路斯的两国方案，指责土耳其，并得到了美国国会的赞同。土耳其对此反应极大，埃尔多安甚至说了：“在我这里，米佐塔基斯再也不配有名字。”这种狠话。而就在刚刚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媒体的焦点，还是埃尔多安和米佐塔基斯别苗头，并向拜登穷追猛打“美国在希腊的基地”的问题。

另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土耳其对北欧两国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希腊的移情的小细节是：在备忘录达成后，土耳其媒体除了关注各个主要国家的舆情，还专门关注了KATHIMERINI等希腊主流传媒的态度，做了专题报道。这都是十分值得玩味的。

结论

因此，作为“北约内部的异议者”的土耳其固然有一些反对欧美“双标”和霸权的折腾行为，但是短期内还是停留在一种“窝里斗”的层次，不能指望土耳其在国际关系的层次上根本的反对欧美霸权。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这种折腾，在获取实际利益同时，必然也会继续垒高欧洲与他之间的心理与文化隔阂。在可见的未来，土耳其的边缘地位还要持续下去。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恐怕也更加不可能放弃“集体安全”的结盟思维。

来源：北语国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