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赫尔齐·哈勒维在加沙地带附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目前出于“战略考虑”而推迟了对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23日凌晨，以军地面部队曾对加沙发动有限袭击。以色列防长当天还表示，即将发动的地面攻势可能持续几个月，并矢言这将是加沙最后一场战争，因为战后哈马斯将不复存在。

10月7日哈马斯发起的突然袭击，使以色利遭受了重大伤亡，新一轮巴以冲突由此爆发。截至目前，本轮冲突已致双方超7200人死亡，加沙地带更是有约160万人流离失所。

本轮巴以冲突在冲突规模、暴力程度、伤亡人数、危机程度等方面打破了巴以冲突的模式，进而引发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也造成了国际社会的舆论分裂，并再次以悲剧性的方式把长期被边缘化的巴勒斯坦问题呈现在世界面前。新一轮巴以冲突既拷问着人类的良知，更对已经千疮百孔的全球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

新一轮巴以冲突最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哈马斯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以及以色列在情报、安全、国防、军事方面系统性失灵，并使以色列国家安全、民族精神和社会心理遭受重创。但在笔者看来，尽管新一轮巴以冲突在短期内对巴以关系和中东地区形势造成了强烈冲击，但并不会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巴以关系模式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自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来，巴以关系一直处在有限冲突与和平进程停滞相交织的状态，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的加沙冲突尽管程度不等，但基本上都处于可控状态。这一过程也是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优势地位不断加强、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边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色列保守化、右翼化不断加深的过程。

2020年以来美国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在近期继续推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严重倒退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边缘化。

在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从2007年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分治约旦河西岸与加沙以来得以固化，数次巴以冲突也主要是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哈马斯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合法性的侵蚀、哈马斯与以色列冲突对巴以关系的破坏，均使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处境更加艰难，这也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的内部原因。

因此，以色列右翼化及其在巴以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哈马斯与以色列、巴民族权力机构的“三国演义”，美国中东政策的严重倒退，是新世纪以来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主要根源所在。这也是作为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哈马斯寻求改变状况，反对美国、反对以色列、反对奉行世俗民族主义的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根源所在。尽管此次哈马斯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以色列，但同样也是对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巴民族权力机构“软弱无能”的强烈抗议。

新一轮巴以冲突与以往冲突最大的区别在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打击力度，以及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规模，但很难改变巴以关系的模式。尽管以色列会对哈马斯进行前所未有的报复，但即使是发动地面战争或重新占领加沙，也难以实现剿灭哈马斯的目标；巴内部的矛盾也不会消除；美国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做法也不会改变。

此外，伴随近年来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美俄矛盾的加剧，全球治理更加艰难，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即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处境很难改变。

当然，以色列内政外交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哈马斯力量会被严重削弱，巴以矛盾更加复杂，但巴以关系的模式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巴以双方都需要汲取历史的沉痛教训，真正诉诸有利于双方和平安全的理性、包容和妥协；美国更应改变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偏袒以色列，盲目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不断挤压巴勒斯坦的消极做法；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应凝聚共识，回归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有如此，巴勒斯坦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但这无疑将是一个十分漫长、艰难的过程。

对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有限

首先，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会导致美国中东政策发生逆转。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战略收缩构成了美国中东战略和中东政策的主轴，其核心目的在于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转向大国战略竞争，以致美国逐渐减少在中东的战略投入，其能力和意愿呈现双重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又极力排斥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中东影响力的上升。在此背景下，美国中东政策转向对盟友恩威并施、有限军事打击、经济制裁等缺乏全局性、长远性的策略性选择。包括美国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也是这种政策的直接体现。

在新一轮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在道义、舆论、外交、军事等层面表现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但在本质上美国同样不希望巴以冲突扩大化、长期化，进而使以色列成为继乌克兰之后消耗美国战略资源的又一“无底洞”。目前美国同时采取了向东地中海地区部署“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和撤侨的举措，足见其色厉内荏的本质。美国目前增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表面是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其背后则是震慑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支持哈马斯的力量，避免冲突扩大给以色列和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无疑宣告了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失败，其形势骤变也远远超出了美国的意料。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教训以及俄乌冲突对美国战略资源的牵制，都使得美国的巴以政策只能选择走一步看一步，并极力规避美国在中东再次陷入战争泥潭。

其次，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程度有限，中东陷入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五次中东战争，事实上只有前四次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东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事实上就转向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伴随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以及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与以色列媾和退出阿以冲突，阿以冲突就逐步转向了巴以冲突。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阿拉伯国家作为群体发动或参与对以色列的战争已无可能。在当前众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更不会发动或参与对以色列的战争。

在此次巴以冲突中，伊朗、叙利亚、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家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对哈马斯予以支持，但除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发生交火、以色列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机场进行轰炸等零星冲突外，巴以冲突外溢的风险并未失控，而以色列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的零星冲突是“阿拉伯之春”以来时有发生的事情。

最后，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中东地区和解潮的影响有限。

巴以冲突再起主要会对美国推动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产生一定的迟滞作用，但并不会由此结束阿以关系正常化。阿拉伯国家独立与以色列发展关系，并以此巩固美国的盟友关系，或换取现实利益，已成为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选择，这种长期趋势并不会由于巴以冲突发生改变。

此外，阿拉伯国家中尽管有部分国家选择支持哈马斯，阿拉伯世界在巴以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很难形成阵营对抗。沙特与伊朗和解会受到一定冲击，但不致有严重影响，目前双方已就巴以冲突进行沟通，不存在围绕巴以冲突对抗的可能。

土耳其在本次巴以冲突中的立场相对平衡，并正在寻求发挥斡旋和调停作用。因此，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致像过去那样受到巴以冲突的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新一轮巴以冲突最大的影响在于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并未改变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转变的长期趋势，也很难扭转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趋势。这既与巴以冲突本身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导致的政治僵持有关，也与阿拉伯国家更多从民族利益转向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更与大国对抗导致的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困境密不可分。

（作者：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