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打叙利亚，似乎一触即发。叙利亚危机持续发酵了两年多，这场危机是如何演变的？为帮助网友了解更多的情况，本网编辑编译了法国媒体发表的《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和《叙利亚：牌局内幕》两篇长文，看看西方学者对叙利亚局势的看法和观点。为了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仍然采用第一人称，从今天开始连载，以飨网友，敬请关注：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1）

对叙利亚危机中的活动家进行评估的代表团的报告

赛达·本哈比莱斯、安娜—玛丽·利赞、里夏尔·拉贝维埃尔、埃里克·德纳塞

（2012年1月）

在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恐怖主义研究与恐怖主义受害者救助国际中心的提议下，2011年12月3日—10日，我们组织了一个国际专家代表团赶赴叙利亚，以独立和中立的方式对叙利亚局势进行评估。代表团会见了在持续9个月之久的叙利亚危机中的主要活动家。

此外，代表团还与在国外的各叙利亚反对派的代表、欧洲研究近东问题的很多专家会面，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评估使命。

代表团成员包括：

——赛达·本哈比莱斯（阿尔及利亚），曾担任政府团结部长、参议员，还是恐怖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获得过联合国公民社会奖。

——里夏尔·拉贝维埃尔（法国），中近东问题的国际咨询家和专门作家，曾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防务》杂志（法国国家防务高级研究所出版）担任总编，也是恐怖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埃里克·德纳塞（法国），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

——安娜—玛丽·利赞（比利时），尽管她由于日程原因未能随代表团前往叙利亚，但也参加了报告的准备与撰写工作。安娜—玛丽·利赞是比利时参议院荣誉议长，也是欧安组织全体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她曾担任欧洲议会议员（1979—1988年）、比利时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1988—1992年），还曾担任比利时众议员、参议员和参议长。

代表团行动的指导原则如下：

——重视民主原则：自由，人权和女性的权利，反抗压迫，这些都是在联合国的法律和决策中所要求的；

——公民的安全和保护；

——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或者建立在所谓的干涉权之上、与联合国创始原则相矛盾的外国军事干涉；

——陈述事实而不加任何评判；——本着批判的原则进行；

——禁止通过收买代表团成员达到促进民族利益的目的。

在最后这一点上应当强调，代表团从组成伊始，就对危机的局势和某些信息歪曲的情况等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并从中获益良多。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由于面对的更多是媒体的冲突而非军事的冲突，代表团始终保持着特别的警惕，避免自己受到对话伙伴的操纵。它早已做好准备，要与反抗者、叙利亚政权的献媚者都保持一定距离。

自2011年冬天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反抗现有秩序的人民运动的动摇：他们渴望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更好地分配财富，抗议当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各国政府任人唯亲的行为感到厌倦。无论在哪个国家，原因都基本相同。

在紧随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之后，叙利亚也受到反抗运动的波及。但叙利亚的“春天”这一表达人民期望政治自由化的合理诉求的行动，却在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难以撼动政权，演变成为日益激进化的反对派与安全至上的叙利亚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

尽管叙利亚危机从一开始就属于活跃的阿拉伯“革命”的一部分，但由于它牵扯到更大的国际范畴，因而显得与众不同。

实际上，叙利亚30年来就一直是伊朗的盟友，而伊朗又是美国所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伊朗，原因很多，不管是由于伊朗坚持实施其核计划、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支持，还是它的地区影响力日益提升。

反过来，伊朗问题又极大地制约着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美国军队从伊拉克撤军、海湾国家日益担心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有可能建立轴心的背景下来看。

外国势力在叙剥亚危机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比在利比亚问题上尤甚——而且国际角色的干涉每天都在进行，无论是在支持反对派方面，还是在通过阿拉伯和英美媒体发动对叙利亚的信息战方面。

叙利亚政权确实不是什么民主样板，但其敌对势力尽一切可能要抹黑叙利亚局势，以便让国际舆论支持其位于国外的反对派，为其采取的反政府行动提供证据，加快叙利亚政权的垮台。

这种篡改事实的行为，实际上掩盖了叙利亚大部分民众支持其政权的事实（尽管这种支持通常是违心的），也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国外反对派既不是最合法的（与历史上的国内反对派不同），也不是最接近民主理想的，尽管它一直宣扬要促进民主（因为它带有强烈的伊斯兰主义特征）。

本报告的目的，就是要为叙利亚危机的情况提供客观的信息，因为危机的现实已经受到叙利亚的敌人所控制的国际媒体的极大歪曲。为此，本报告对如下情况进行了逐个分析：

——自从叙利亚“春天”以来反抗事件的发展情况；

——反对派的各种成分，其合法性、目标和战略；

——叙利亚政权的反应、责任和民众对其态度；

——危机的媒体层面，特别是媒体介绍反抗事件时所出现的有组织地歪曲事实的情况；

——外国行为者通过支持反对派或叙利亚政权所要达到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这与叙利亚国内局势没有任何关系）。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2）

反叛的原因与背景

安全至上的政权

叙利亚政权有两大支柱：一个是阿拉伯复兴党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该党与巴沙尔·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这一宗教少数派之间的关系。

叙利亚是一个议会制的、多党派的共和国。全国解放阵线包括8个政党，全部受阿拉伯复兴党控制。

叙利亚“人民议会”议员每4年选举一次，却不真正掌握任何权力。总统每7年选举一次，他也是全国解放阵线的主席、阿拉伯复兴党的秘书长。他占据着所有决定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的岗位。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合法地反对政府以及总统。

军队和安全部队是政权的支柱。国家机器中特别部门众多，禁军数量宠太。其领导人尽管喜欢躲在阴影下，却是政权内难以绕过的人物。尽管总统表面上拥有所有权力，但他实际上必须与政府内的重要人物合作，一旦他的决策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可以随时发动一场宫廷革命。

巴沙尔·阿萨德掌权伊始——他本来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很快就与完全掌握政权的高级官员的体制发生了矛盾。他不得不与这些重要人物进行妥协，因为他们通过秘密部门和军队、通过掌管经济命脉来管理着日常政治运作，也管理着日益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

总统就这样开始进行他的经济改革。表面上看，改革力度很大，但进行起来却非常缓慢。直到2006—2007年，改革才得到具体实施。而且在所有层面都遭遇到腐败的干扰。总统本人也经常谴责腐败，称之为政权的结构性难题。

与他父亲一样，巴沙尔得到了宗教少数派、农民、城市逊尼派资产阶级和和很大一部分公务员的支持，而公务员群体是十分庞大的。

转瞬即逝的政治自由化

2000年7月10日，巴沙尔接任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职务时，人们对政权实行自由化改革还抱有很大期望。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大马士革之春”。国家上下都在表达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的希望，期待未来出现政治开放局面。很多叙利亚人和国内的反对派都认为，即使不会出现政权变革，真正的开放时机也已到来。当时很多讨论如何进行改革的论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撰写了很多陈述国情的材料。

但就在2001年2月，安全部门突然冻结了这些论坛的活动，逮捕了大部分领导人。政权的各个部门——情报部门、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复兴党的领导机构、阿拉维派的“老卫兵”都认为，“大马士革的春天”将席卷天下，很可能会引发扫荡政权的“革命”。

但就在这短短的6个月时间里，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大讨论，在国家的精英层面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包括在国家机器内部。国家机器也分成了两派，一个是“老人派”，他们支持保持现状，让阿拉伯复兴党继续对国家政治实行垄断统治；另一个是“现代派"，他们支持进行现代化改革，政权逐步开放。

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2003年）导致政权变得警觉起来，2005年变得更加强硬，因为当时发生了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刺杀事件（2005年2月14日），而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出初步结论，明确谴责叙利亚政权支持了此次谋杀。

国内反对派的协调委员会发言人侯赛因·奥达特就是在此时被捕的。当时，国内反对派试图重新组织起来，但它们的尝试被打断。奥达特解释说，政府要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负责任的全国反对派的出现：“它的走狗们总是歪曲现实，提供虚假信息。叙利亚公民们再也没有共识了：没有自由、民主、平等、三权分立……也没有法治国家概念。这是一个建立在安全部门之上的制度，它拥有一切回旋余地，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制裁。任何倡议都要获得批准：113种职业必须得到这些部门的批准（公务员、教员等）。这是一个安全至上的政权，建立在腐败和普遍的任人唯亲的基础上：无论是议员、审判员还是法官，都由政府指定。没有社会公正，也没有政权更替。但这些政府部门无论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证明不了自己具有管理能力。”

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

几年来，叙利亚遭遇到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苦难：失业扩散，生活成本飙升，伊拉克难民蜂拥而至，而叙利亚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本已很多，因此难民群体日益庞大。

失业涵盖到了25%的人口（叙利亚人口为2300万），其中多为年轻人（75%的失业者为14—24岁）。实际上，叙利亚60%的人口都不足20岁。巴勒斯坦难民（有43.5万）、特别是伊拉克难民（12万），再加上自从1967年以来从戈兰高地搬来的30.5万人口，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巨大困境。

下层公务员经常不得不私下从事第二职业，以便贴补自己和家庭的需要。尽管西方式的奢侈品商店不断，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价格高得离谱。官方的通货膨胀数字是5.5%，但实际上接近25%！大约有1/3的民众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10%的人（超过200万人）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

物价高昂：2007年房租增加了300%；很多水果和蔬菜价格翻番；2007年10月，汽油价格提高了20%。尽管后来采取了一些社会性措施，但到2009年和2010年，生活首要必需品的平均通货膨胀还是达到了10%—15%。

经济受到了腐败的损害，国有企业老化，农业部门变得不稳定而且产量降低，石油资源迅速枯竭，教育体系陷入无政府状态，资本持续外逃。美国的禁运、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等，都沉重地压在商业气氛之上。

另外，哈菲兹·阿萨德时代的重要人物的继承人中还出现了一种“黑手党化”倾向。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渗透到了政府的各个层面。他们利用国家机构的松懈态度，发展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前的消费社会里，很容易地控制了很多部门。首先从对新技术领域、服务业的控制开始（特别是在移动电话领域）。随后是传统工业被逐步收买，土地被占有。这些新商人大部分都来自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他们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

阿拉伯“革命”的开始为这种状况泼了冷水，但大部分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还继续认为叙利亚是一个圣殿，它拥有两条难以穿越的马其诺防线：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能够保持自身完美的社会和民族结构；以色列（自1967年开始）还占领着戈兰高地，这对叙利亚来说具有国家建构价值，能让政权推迟紧急状态的出现。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3）

事件进程

“新的叙利亚之春”的发生

叙利亚动乱始于2011年3月15日，地点是边界城市德拉，大马士革政权圈子里都将这里视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由于横跨边界，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一向都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而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地区也非常活跃。自巴林发生政治动荡以来，沙特的地产商们蜂拥而至，给予了该地区的部族首领们大量经济实惠。

反抗事件是由德拉的“少年抗议事件”引发的。首次示威发生在市中心的清真寺前。一些少年高举标语批评政府，要求省长辞职。这些少年很快被捕，随后受到了折磨（指甲被拔等），其中3人被杀。当家长们要求释放孩子时，省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再生嘛。如果你们生不了，可以把你们的女人带来，我们可以让她们生。”这些家长受到了公开侮辱，他们找到部族首领，在省政府门前组织示威。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德拉的省长不久被巴沙尔解职。巴沙尔后来还接见了受害者家属。

示威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与此同时，类似运动在国内其他地方爆发，只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最大的城市还是例外，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占叙利亚整个人口的一半左右。自4月份开始，示威行动密集出现，不仅在大马士革，而且在代尔祖尔（东北部）以及在东北部边境的多个地方连续出现。普遍来看，示威大都发生在逊尼派清真寺的周围，尤其会在基期五祈祷后出现。

如同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一样，人们注意到，社会运动最开始都是要求拥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在这一阶段，示威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建立在家庭和街区团结之上的临时起意的行为。

到了第二阶段，这一运动更具有了教派色彩。逊尼派清真寺无可辩驳地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要求对穆斯林进行现代化的叙利亚人在国外的代表（分别位于艾克斯—拉沙培尔、伦敦和华盛顿）都呼吁扩大动员，但他们也没有明确的口号。这些从首次“大马士革之春”后逃离叙利亚的人、还有国内反对派的人士都已经过时，此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数字网络”。

受到地方上的无能部门和已经腐败堕落的领导人的安全至上政策的蒙蔽，中央政府未能真正了解事件的发展进程。德拉事件的解决遭到失败，就是叙利亚政府运转不灵的表现，巴沙尔·阿萨德没有抓住机会平息事态、重新开启全国大讨论。在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影响下，他选择了镇压并谴责外国干涉。

抗议的策源地

民众的反叛首先是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抗议的地区爆发（如同班加西对于利比亚一样）。反抗的中心点通常都是与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城市。发生最大规模示威和最猛烈冲突的两个城市是德拉和霍姆斯。

霍姆斯是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它靠近黎巴嫩（20公里），且与国外保持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合法的、非正式的贸易）。它还靠近哈马市，这里曾是1982年时哈菲兹·阿萨德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武装反叛的战场（当时的受害者估计在l万—2万之间）。这里也是叙利亚最大的省，占叙利亚25%的领土，是农业用地最多的地方，而且边境紧邻黎巴嫩和伊拉克。

霍姆斯传统上犯罪率就很高（毒品走私和消费品走私较多）。武装团伙从2011年5月开始叛乱。6月，他们组织了民兵组织“自卫军”，逐步从保护逊尼派地区发展到打击阿拉维派地区和警察、军队所在地。然后出现了公开的“萨拉菲主义”组织，它们受黎巴嫩事件的启发，也开展类似的招募行动。他们的诉求和战术令人想起了凯比尔河事件（2007年5月20日，在巴勒斯坦大法塔赫伊斯兰组织出现后，黎巴嫩军队轰炸并打击了那里的营地）。2011年12月8日，这些武装分子袭击了霍姆斯的炼油厂，以便让这里的石油供应更加短缺，加剧人民的不满。这些起义者占领了霍姆斯的多个街区，宣布建立叙利亚自由军。

德拉（位于该国南部，通向阿曼和沙特，距离叙利亚与约旦的边境只有4公里）一直是进行两种反抗的城市，一个是反对阿拉伯复兴党的统治，另一个是反对当权的阿拉维派，其支持者来自外省和农村。由于横跨边境，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从来都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而且作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的必然通道，它成了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桥头堡，而它得到沙特支持，早已在这里扎根！

大马士革和阿颇勒的示戚规模则小得多。在首都大马士革市，只有居住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一些下层民众参加。这里之所以局势稳定，主要是因为城市的逊尼派商业资产阶级与政权结成了盟友。只要“集市”（指商业活动）不太收到局势影响，拥有特权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后代们不参加运动，那么这两个中心城市—政权和国家的真正支柱—就可以保持稳定，因为叙利亚的稳定也是建立在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更低程度上包括德鲁兹教派等占人口少数的基础之上。

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从3月18日起，也就是在反抗运动开始后3天，不仅在德拉而且在霍姆斯、哈马以及接近土耳其边境的不同地方，都出现了武装组织的痕迹。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示威游行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反抗运动的活跃分子尽管与军火走私集团保持着联系，但还没有人使用武器，他们只是开始储备军火，挖掘了掩护军火和人员撤退的地道。

在反抗运动开始前，叙利亚政府就确定有6.5万人从事走私而未受到任何制裁，他们通常都活跃在边境线上，与地方政府都有勾结（省政府、警察和安全部门、海关、部族等）。军火都是通过这些网络被运到叙利亚国内的。

在几个星期的反抗和镇压之后，很多和平示威者被捕，街头上剩下的人都变得激进起来，这时民众开始注意到，出现了拿起武器的示威者，他们都得到了外国的支持，军队里也开始有人开小差。从2011年6月起，在大部分反抗运动的中心，行动开始激进化，他们开始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结束当前的政权。

根据主要是从国内反对派的代表和宗教社群领导人那里收集到的众多目击证据，从2011年夏天开始，示威就不再具有和平性质，活跃分子最经常做的事，就是寻求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直接冲突并拿出自己的武器。

东正教的教长格雷高利奥三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革命，年轻人没有什么目标和路线，只有毁灭和挑衅的意愿，以便引发更多暴力，让叙利亚给人留下恶劣印象。”他出生的村庄距德拉只有几公里，他讲述说：

第一次示威发生在2011年5月，有300人参加，示威人群找茬，与反击的军队发生冲突。结果有3人死亡。

第二天就有1万人以和平的方式参加了前晚死难者的葬礼，而且“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内反对派的领导人很不了解这些“新示威者”，因为在2000年夏天“大马士革之春”时，他们还没出现。在这些领导人看来，这些“新示威者”属于“自发的一代”，与突尼斯和埃及相同，其身份都是通过数字网络确认的。

反抗行动并不是统一的，唯一的共同特点是，很多都是临时出现，没有经过协调，只是通过亲戚、近邻的方式集合起来：先是家庭、街区，然后发展到部族、教派等。其中星期五的祈祷活动，增强了反抗运动的教派性特点。

但确认武装分子的身份仍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包括三种人：普通的罪犯、走私犯和萨拉菲主义分子集团（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运动之所以呈现激进化的特点，主要还是三个变化相结合并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上（位于西北部）的难民营里，难民人数大量增加；逊尼派士兵开小差增多；霍姆斯逊尼派街区成为“圣地”。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4）

士兵开小差与叙利亚自由军

开小差尽管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征兵制度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叙利亚军队也不例外，而且对此习以为常。最起初，当兵的开小差后返回家乡，但到了第二阶段，这些人就拿起武器、背起行囊加入武装组织，进入到“圣地”。2011年12月，军事专家确认开小差的人不足2万人，这对于一个编制45万人的军队来说确实不算什么，因为叙利亚最精良的部队有4万人，他们训练有素，装备齐全。

叙利亚自由军大约只拥有3000支步枪，其作战能力被大大夸大，而且与其宣传的影响不成正比。叙利亚自由军主要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的难民营里，只在霍姆斯的逊尼派街区有一些武装组织。直到2011年底，它还没有能力支撑起与叙利亚政府军的正面战斗。

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手枪、猎枪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逐渐装备了俄制反坦克火箭筒和来自伊拉克、黎巴嫩的迫击炮。

在叙利亚与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边境，还出现了其他武装组织，他们要把叙利亚拖入打击“邪恶的阿拉伯复兴党政权”的圣战。这些人都是从激进的逊尼派中招募来的，是“夏姆军团”、“支持革命者联盟”和“伊斯兰法塔赫组织”重建的结果。这些后继无人的组织龟缩到了（黎巴嫩的）的黎波里、土耳其和约旦，得到了沙特和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的支持。

直到2011年，这些武装组织除了在霍姆斯的一些街区和土耳其的一些难民营外，还不拥有任何“圣地”。

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一条长达20公里的地带，仍然被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着。

萨拉菲主义组织的强力崛起

阿斯玛·卡夫塔罗是大穆夫提·卡夫塔罗的小女儿，她是一个由伊斯兰妇女和逊尼派族群的重要人士组成的论坛的领导人。2009年她曾发表一篇文章，强调在杜马（大马士革东北部郊区）和德拉存在一些萨拉菲主义组织。

萨拉菲主义主要是在被中央政府抛弃的、贫困和腐败盛行的边远地区盛行。她写道：“3年或4年前，叙利亚人还不留长胡子，不戴萨拉菲主义的装束（蒙面罩袍）。这些都是由商人和非政府组织从沙特和卡塔尔传进来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真主在上’。这些词都已经被玷污了。”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宗教纲领也助长了激进化倾向，官方的逊尼派穆斯林机构接纳了一些因极端言论而著称的伊玛目（阿訇），而这些穆斯林机构都一向鼓励狂热思想的传播。她指出，8年来，温和派被边缘化，不再受到重视。

她补充说：“这是宗教事务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的战略，不是巴沙尔总统的。赛义德曾声称不会任命萨拉菲主义人士，但就在4年前，他却做出决定，让萨拉菲派人士的任命变得更为容易。我本人就被这位部长排除在多个组织之外，仅仅因为我曾谴责这种战略会让叙利亚公民产生分裂。”

长期以来，叙利亚不太重视打击恐怖主义乱象，这就为那些开展恐怖主义活动的很多地区组织提供了方便。大马士革即使不是这些组织的支持者，也是其中转站，因为这些组织曾承诺不在叙利亚领土上搞恐怖活动。这种对恐怖主义组织的管理方式不太科学，有很多时候运转不灵，让叙利亚出台的政策感到非常难堪，这一直是该国国际声誉不好的原因之一。

5年前，武装组织“阿布卡卡”发表声明，称对袭击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属下的一家地方电视台的事件负责。当时，萨拉菲主义不断入侵，与叙利亚在伊拉克所采取的“抛下一切走人”的政策不可分割，因为当时伊拉克正遭受三种对抗同时聚焦的痛苦，分别是：英美军队与抵抗组织、逊尼派与什叶派、基地组织与伊拉克大瓦党。此外，它还受到以色列特别部门支持的库尔德组织的侵扰，他们也与萨拉菲主义分子保持着零星的盟友关系。

其他萨拉菲主义组织也在沙特血腥镇压“巴林之春”后，通过德拉进入了叙利亚。当时，承包叙利亚边界土地的沙特人暗地鼓励那些亲穆斯林兄弟会的约旦武装组织进入德拉地区。此时这些地区正遭受强烈的干旱，社会非常不稳定，农业工人4个月没拿到工资。这些武装组织甚至挖掘地道和地窖来掩藏武器，这让人们想起了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在1988—1998年采取的做法。

同样的方法也运用到了霍姆斯，该城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人口规模都更大，在打击叙利亚政权方面可以扮演武装斗争中心的角色。

呼吁开展犯罪和加剧宗教冲突

2011年底之前，霍姆斯已成为逊尼派—阿拉维派之间教派冲突激进化的象征，而且冲突某种程度上已经“黎巴嫩化”。叙利亚政权和萨拉菲主义派对这种人为的变化都负有责任，因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单方面的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导致对于危机的政治解决滞后。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阿拉伯国家、西方媒体以及卡塔尔、沙特的重要宗教人士也应为这种“人为的黎巴嫩化”负责。

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重复播放经过歪曲的消息的同时，卡塔尔电视台（卡塔尔一家地方电视台）公开呼吁宗教对抗，宣称“巴沙尔·阿萨德背叛了穆斯林”。

2011年春，哈马的一个伊斯兰教重要人物脱去了自己的穆斯林长袍，称只有300名阿拉维派教徒被杀后才会重新穿上它。果然，在6月—7月靠近与土耳其边境的地方发生大屠杀与冲突后，他又重新穿上了长袍。

从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反抗之初在伦敦发表的多篇文章看，示威者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叙利亚问题被放到联合国去解决，就必须至少杀掉1000人。”伦敦靠近大理石拱门的芬斯伯里清真寺和其他祈祷地点发出了很多追杀令，声称要杀死叙利亚l／3的民众，特别是阿拉维派教徒，称这是拯救另外2/3民众的唯一方法。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萨拉菲主义分子得到了外国支持，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摧毁叙利亚、其社会模式以及多教派共存的方式，因为这在阿拉伯世界是极为特殊的：“对于海湾国家的激进分子来说，叙利亚的这种特殊性令人难以容忍。他们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应当是属于瓦哈比教派的，而在叙利亚，什叶派没有受到轻视。我们应当继续反对萨拉菲主义，提防海湾国家。”阿斯玛·卡夫塔罗希望内战不要超出霍姆斯。她指出：“如果在叙刹亚出现黎巴嫩化的倾向，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那将更加悲惨，而且比黎巴嫩经历的悲剧的时间将更长。”

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大部分负责人认为，“把阿拉维派送进坟墓，将基督徒赶到贝鲁特去”的口号是由当局发明的，为的是恐吓少数派。在武装冲突在各地爆发的同时，一些捣乱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也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居住区进行挑衅。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外交官说：“叙利亚逐渐被一种模糊不清的暴力所笼罩，很难追本溯源，不知道真正的煽动者是谁。”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5）

恐怖主义活动

自2011年9月以来，叙利亚进入了一种“冲突阿尔及利亚化”的局面—暴力行为具有模糊性，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而且三个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也固定了：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2011年5月，多个阿拉维派军官及其子女被扼而死，而国际传媒对此丝毫都不感兴趣。叙利亚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多次解释说，自2011年3月以来，已经有1100名警察和军人被杀。

在脸谱和其他数字网络上，流传着一份被起义者判处死刑的人的黑名单，他们决定谁必须死，谁是“汉奸”谁又不是……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是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的高级修女，她讲述说，2011年12月6日是霍姆斯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大约有100人在教派械斗中被杀，其中大部分被碎尸。“场面相当恐怖，妇女们被强奸，乳房被割掉，很多人被碎尸，尸体被分成小块”，“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郎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与起义者一起示威游行。一个逊尼派的商人也被杀，只是因为他刚刚卖给警察东西……”

库尔德人的领导人奥马尔·乌西解释说，这种残暴行径是不符合叙利亚的文化和历史的。他认为，这是外来的萨拉菲主义派的做法。起义者穿上警察和军人的服装，然后开始杀戮。为了对抗他们的这种战术，安全部队不得不经常更换制服。

我们的一些对话伙伴认为，萨拉菲主义活动分子经常化装，刮掉胡须，将亲政府的标语戴在明显的地方，然后混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示威队伍之中。根据来自多个安全部门的消息，利比亚的活动分子(包括奈富赛的柏柏尔人，以及阿卜杜勒·阿基姆·贝勒哈吉的支持者)也渗透到了叙利亚自由军的长枪队中。他们通常都是从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中混进来的。

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的反应

巴沙尔·阿萨德的顾问穆罕默德·纳西夫将军(他曾给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当过顾问)，还有一些来自山区的阿拉维派的军事首领，他们在反抗事件开始时，很可能希望采取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1982年)对于哈马叛乱的镇压还深深地镌刻在逊尼派的记忆中，一旦失去政权，他们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害怕反抗，本能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政府从一开始就进行激烈镇压的原因。

多个支持政权的对话伙伴承认，政府“最开始在判断和反应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他们对(政府的)强硬镇压表示遗憾，认为镇压让形势更加恶化。

但5月和6月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安全部队开始队和自身所属族群间往来的道路上落入陷阱。一旦某些士兵被确认为属于阿拉维派，他们就成了打击的靶子。在多教派士兵组成的部队中充满了不信任气氛。叛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叛乱最终都演变成武装冲突，反叛者最后都加入了在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对于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反复指责通常都是有根有据的，但“情报部门诚然不是圣人，但通常那些武装组织作恶更多”。如同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警察挑衅性的夸大言辞正好为反对派所用，他们此刻正愁于没有能力为自己捏造的事实提供证据呢。

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武官随员解释说：“尽管现在西方大使馆和媒体听不进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叙利亚很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试图缓和局势的，或者至少不愿让局势恶化。”因此，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本是可以摧毁霍姆斯的反叛街区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同一来源的信息称，很多计划都呈报给了巴沙尔·阿萨德，他最终选择了“遏制”管理，没有支持清除反叛街区的正面冲突的解决方式。同样，在之后极少的“和平”示威中，军队得到的命令是要避免直接接触，要注意对示威人群进行“疏导”。

2011年5月，巴沙尔·阿萨德在代尔祖尔要求一些部门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不要携带武器。武装组织的活动分子一见如此，就立刻加以利用，导致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伤亡。有几十人被杀，一些士兵逃跑。这在警察中引起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总统抛弃。但命令还是得要服从，开火的士兵受到法庭审判。这些惩罚都未公之于众，因为政府害怕引起更多的挑衅性示威，特别是，不要让军队的底层士兵失望。

但是，空军的情报机构仍然臭名昭著，因为他们直接加入了镇压行动。国内反对派的很多负责人解释说：

“—些示威者宁肯死也不愿被捕，因为被捕意味着遭受折磨，而且将长期监禁。这些部分说明，为什么示威会变得激进化，为什么暴力的升级会没有理由地扩大……”

镇压的总结

直到我们代表团结束使命，也就是在阿拉伯联盟的观察家进入之前，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已经有5000人被杀，几千人受伤(尽管确认这些数字十分困难)。有1.4万反对派被拘留，1.2万人逃离了叙利亚。

根据国内反对派的说法，几千名活动分子被捕并遭受折磨。他们的代表坚持认为，政府各个部门都没有尊重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权。但他们承认，联合国的报告是在没有争议、而且是在没有确认信息来源的基础上写就的。

例如，洛阿伊·侯赛因历史上就是阿拉维反对派，他领导一个支持叙利亚国家重建的组织。他于2011年3月22日11点15分在自己的家里被捕。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将他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将其拳打脚踢一顿。他们破门而入，没收了他女儿的电脑，将资料搜索一遍后，最后将CD盘和书籍带走。他们把他带到215分区(审讯区)。一路上他都在挨打。他们随后又把他带到办公室，没收了那里的3台电脑、书籍和各种资料，最后又把他带回215分区。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对他的电话通话提了各种问题（他早已被监听）。3天以后他被释放。反对派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和干部都有过同样的遭遇。洛阿伊·侯赛因说：“这样的行为自然会让反对派的干部变得激进。”

2011年12月底的国内局势

 在9个月时间里，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领土上没有完成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从反抗开始，3个边境城市就成为政府军和一直难以确认身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地区。直到2011年12月之前，这3个地区还都被叙利亚军队占据着，而且叙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人留下要进行战争的印象。与国际媒体所提供的图像相反，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国内局势相对平静。

2011年12月7日我们去哈马的时候（1982年这里曾是镇压叛乱的受难之城），我们注意到路上没有任何路障，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这条战略轴心的道路上没有一辆装甲车。我们在哈马南城入口只看到有一些BMP3,一辆T62，而且是固定不动的。只有在霍姆斯有一些简单的控制点（如沙袋、土坝等）。但再没有别的，没有战斗的痕迹，没有在城市建筑上射击的痕迹。

在城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部署的部队，负责巡逻的警察也没有荷枪实弹。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商店和学校都是开着的。没有任何局势紧张的局面，也没有明显的不安全迹象。当我们在陪伴者的目光下提问的时候，民众一点也不躲躲闪闪，甚至还聚集到摄影机前。

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安全机构也显得非常稳定。一旦有人群集中，身着便衣的情报人员立即就会进行干预，他们有很多没有牌照的汽车（公共汽车、小卧车等）。他们被部署在首都的各个角落，身着便衣，但民众能很清楚地辨认出来。

在大马士革，军队主要驻守在位于王朝广场的体育馆内，因为这里是一个传统的人群集会场所，特别是，这一地区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与敏感郊区（即东北和东南街区）的“边界”。在市中心附近，军队还负责监视通向首都的主要道路。

一般来说，民众对这9个月的冲突、不安全形势和暴力行为是感到厌倦的。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路上碰到的很多居民都渴望恢复和平，恢复正常局面。叙利亚库尔德人组织的主席奥马尔·乌西总结指出：“只要叙利亚人民为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感到自豪，保持团结，只要军队中的作战部队不发生叛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他认为示威规模在倒退。他说：“一旦国际制裁放松，街头示威就会减少，政治进程也就可以开启，而目前政府在街头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难以做出重要的决定。在涉及未来的问题上，这两种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叙利亚不接受美国—以色列对于中近东的安排。”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6）

混乱的反对派

叙利亚反对派包括三个显著不同的部分：

国内反对派，比较老派而且民族性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但也反对与政府对话，要求政府下台：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CNCCD)。

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希望避免发生混乱。通过谈判解决危机。

国外的反对派，得到外国支持，希望军事干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CNS)。

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

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包括11个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的政党以及独立民族人士。委员会有20个领导成员，其中5个是阿拉维派。

它是反对派中最可靠、最合法的组织，在国内根基很深。所有领导人都曾因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过政府而蹲过监狱。但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内部也有人事斗争。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很多领导人都因为个人原因才反对政权。该委员会一直呼吁对话，但遭到政府拒绝，所以它也拒绝谈判。委员会认为政权必将垮台，要求巴沙尔•阿萨德走人。该组织也应为目前叙利亚局势陷入僵局承担部分责任。尽管它声称自己拥有解决危机的路线图，但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可靠的替代纲领。

该委员会似乎缺乏沟通能力，保守封闭，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联系，在国外也不太有名，但它又是国内最重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最合法的反对派别。近一段时期，外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开始对它感兴趣。

尽管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反对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反对外国干预（它的领导人也不相信会出现国际干预），但它要求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观察家来保护叙利亚平民。

洛阿伊•乌西现在也承认国内反对派没有保证政权更替的手段。为此，该委员会提倡应有一个过渡阶段，以便进行体制改革。它还要求政府放开和平示威，以便将国内的精英动员起来。委员会另一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尽管我们应当分享权力，但目前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建立替代政府的人力资源。”该委员会目前正试图让政府释放自己的支持者，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得到和平示威的权利。

支持对话的国内反对派

这一反对派是三个反对派中最低调的。它包括：叙利亚民族党，库尔德人联合会，叙利亚共产主义联盟，还有各种各样的青年人协会和妇女协会、一些部族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

它支持和平，反对任何外国干预，谴责“国外的”反对派受穆斯林兄弟会控制。它目前与政府保持着对话，而且试图说服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也这样做，但他认为，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很多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报复思想，阻挠任何形式的变化。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2300万人口中占300万）是这个“理智的反对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在国内长期遭受边缘化，在很多部门都受到阿拉伯复兴党的压迫。他们当中甚至有16万人都没有叙利亚公民的身份。他们必须服兵役，却没有投票权。另外7.5万库尔德人甚至拿不到身份证。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叙利亚曾经与土耳其缔结协定，要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分裂主义分子。

起初他们也赞同上街游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诉求是合理的。大部分库尔德人都赞成改革，提倡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建立民主政体。但他们认为，军事激进化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而且会让叙利亚和中近东在未来陷入危局。

此外，叙利亚最近也通过了几项有利于他们的改革，特别是可以给予他们国籍。在与政府进行对话后，库尔德人首次被正式准许可以拥有自己的政党。他们也为政府的法律草案提供了一些建议。2011年2月，西方试图将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权分离开来，但他们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因为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心目中，民族情感非常强烈。

因此，大多数库尔德人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反对任何外国干预。他们认为，穆斯林兄弟会要在叙利亚建立伊斯兰政权，这是最坏的解决方式。他们拒绝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对话，尽管该委员会内有几名库尔德人，但他们视之为叛徒，因为这些人竟然接受在安卡拉开会。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被穆斯林兄弟会控制，尽管它将几个得到福特基金会和其他美国部门资助的讲法语的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还有几个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推到前台。该委员会希望复制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但它在国内缺乏根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谴责，它们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自1982年（哈马镇压）以来，在叙利亚国内就再也不存在正式的伊斯兰政党了。穆斯林兄弟会主要生活在叙利亚以外——德国、英国、比利时和华盛顿——在国内也只有沉睡的几个网络而已。但它们通过一些挡风协会和在萨拉菲主义组织的联络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些基地。

自从反抗事件发生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得到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将一些人员输送到了叙利亚国内。它似乎得到了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一些地方分部的支持。但萨拉菲主义活动分子所领导的示威游行，让他们与国内反对派产生了分歧。街头示威的政治性并不强，它们使用的都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口号，但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些口号意味着什么。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也要为示威游行造成的人员伤亡负部分责任，因为是它让示威者相信，政权将会在15天内垮台，是它推动他们变得激进化。传统上，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人们上街游行，但他们的干部却不直接出现在示威前排，而是假装对他们策划的暴力行为漠不关心。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还与沙特支持的武装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和拉菲克•哈里里支持的黎巴嫩民兵保持着联系，也得到了土耳其的“善意”关注。传统上，穆斯林兄弟会都“推高”圣战分子的地位，让他们制造恐怖，以使自己成为可以被接受的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试图给人留下叙利亚每天都在血流成河的印象，以此让国际社会采取“利比亚方式”进行干预。穆斯林兄弟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认为，只有这样的方案才能够让他们掌权。

根据该组织一位领导人的说法，一旦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获得政权，叙利亚就会立即切断与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的关系，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这种立场让很多叙利亚人感到震惊，他们给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起了一个充满贬义的称呼“伊斯坦布尔委员会”。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库尔德人代表称，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因为它是一个受安卡拉指挥的组织。

阿斯玛•卡夫塔罗指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违反本性地缔结联盟的。她认为，这个组织永远不会、也不能真正组成叙利亚的替代政府，“因为它的领导人与海湾国家和美国的联系过于密切”。

反对派在应采取何种战略上存在立场分歧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叙利亚没有多少分量，没有什么根基，成员也不多，在国内没有任何基础，但它得到了卡塔尔、沙特和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的支持。他们支持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日后的西方干预合法化，而这也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真心呼吁的。相反，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受到孤立，没有财政手段。更糟糕的是，尽管它是—个合法组织。外国人也不理睬它。没有它，在叙利亚实现任何政权更迭都不可能。但它特别反对外国干预。对于两个国内反对派来说，危机的解决方式必须是百分百叙利亚式的，必须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解决。它的一些代表希望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实现和解，以便制定出一个过渡期，可以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但目前对话的大门还一直关闭着。

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之间的和谐相处似乎非常困难。它们曾试图在埃及进行协调，但民主化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米歇尔•基洛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协调者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却认为，反对派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目标：政府下台，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内部有一些相互矛盾之处，这可以促使该委员会与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接近。“但问题是，叙利亚阻挠我们接近，它希望在边界地区建立一些缓冲区。”在我们会见的所有国内反对派的领导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观点。

侯赛因•奥达特认为，如果反对派能够联合起来，在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法的：总罢工、时不时地但经常的静坐、普遍不服从命令等。法耶兹•塞拉赫认为，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应当共同找到一个有约束力的、和平的国际干预方式。

哈桑•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不应当进行军事干预，他不相信会发生内战，“因为叙利亚人民不可能这样做……一旦出现外国军事于预，必定会发生内战。

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也不相信外国干预，“如果有的话，早就该发生了。军事干预会导致战争，让整个地区都陷入战火，导致围绕伊朗问题出现极为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会恶化。”他深信，西方在自己的日程中排除了军事干预，它们仅仅是要削弱叙利亚政权，以便继续包围伊朗，因为伊朗的变革才是叙利亚危机的钥匙。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7）

叙利亚政权已经落后于反抗形势？

叙利亚本以为能够从2011年1月开始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冲击波中幸免。但是，尽管受到情报部门多篇报告的警告，叙利亚政府还是没有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因此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已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叙利亚主要反对派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协调人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走到了自闭的弯路上去了，它一直拒绝面对现实；拒绝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政治让步；拒绝做出哪怕最小的对话尝试。”自2011年1月起，他本人就提醒政府注意突尼斯事件及其对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国家的影响，“但人家回答我说，这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除了这种自愿的失明，政府极端的安全至上政策也导致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政权的责任

我们在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对话伙伴认为，叙利亚政府已经失明，它不愿正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面临的各种危险、国际经济制裁的后果、国内的危机、街头的人们每天经历的困难。所有人都对旅游业和商业活动剧烈下滑、国家经济生活陷入困顿感到伤心。

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以可怕的固执态度，否认制裁对国家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政府的不作为和阻挠变革，为外国干预开启了大门。”

他补充说：“这种姿态鼓励和推动了反对派中最极端、最暴力的组织的发展。政权本身也在制造国家的黎巴嫩化……尽管开始时反抗是和平的，但现在已经陷入武装反叛的危险。但政府在阻挡这种疯狂的局势恶化方面什么都没做……协商大会一直都在做样子，就像一个空贝壳一样没有内容。协商大会在2011年7月设立，有1OO名左右的重要人士参加。大会提出了18条措施，但直到现在一条都没落实。它所撰写的新条文很大程度上都是弄虚作假。有关信息管理的新法律中，禁止的内容比推动言论和信息自由的条文要多得多。有关政党的法律条文也是如此。”

法耶兹•塞拉赫认为，政府扩大对于伊斯兰威胁和内战风险的宣传，是在为自己的安全至上政策提供佐证：“国家认为存在某种阴谋，而且进行这种宣传。但国家确实存在与大多数叙利亚人民利益攸关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归根结底，政府总是拖延时间，并像猫拱背一般，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政府信息部长阿德南•马哈茂德承认，政府存在弱点和责任，因为它在危机管理中确实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在反抗事件刚刚在德拉出现的时候。但他认为，这是反对派“要就要全部，要么什么都不要”的战略导致的，这种战略促进了恐怖主义和武装组织的出现。

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是政府的做法推动最狂热的反抗者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正好走到了政府愿意他们到达的节点上：军事冲突可以巩固政府宣传的外国阴谋论，更确切地说是西方阴谋论。是政府自己打开了外国干预危险的大门，正好按照与利比亚发生的同样的形式发展。”

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们认为，叙利亚当局阻挠他们的工作，根本无视国际法和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对外交官们来说，实地访察是非常基本的。此外，安全部门也针对大使馆组织了一些袭击活动，特别是对法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和驻阿勒颇领事代表处。

不可能进行对话？

自反抗事件伊始，政府就与国内各反对派别进行接触，但没有出台任何具体的措施，对话很快中断。叙利亚副总统曾与侯赛因•奥达特接触过，以便确定2011年8月首次会面的日程。9月份，首次交流举行，“但为时过晚。德拉和霍姆斯的死亡人数太多了。因此示威已经激进化，一切都已恶化。（接着）出现了新的死亡事件，更多人被捕”。

奥达特继续说道：“很明显，政府希望开始对话，但在本质上又不想做出让步。”他补充说：“总统和他身边的人也许有对话的意愿，但他们没有什么手段，那些手段都掌握在家族和安全部门的手中。”阿卜杜勒•阿基姆称，法鲁克•沙拉赫曾“请求帮助他说服政府圈子中的人”，但巴沙尔•阿萨德身边的人进行阻挠，并歪曲了他对于国内真实情况的看法。

尽管如此，奥达特还是十几次会见了总统的顾问们，但没有成功：“政府将对话与谈判混为一谈，不想听人们谈论实施具体的改革计划，而改革必须立刻进行……他们想要拿走我们的观点，却又要声称那是它们自己的发明，甚至开始规划实施，但又不让我们参与……”

因此，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极为艰难。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法耶兹•塞拉赫解释说，巴沙尔•阿萨德与他身边的人并不愿真正开展对话，有时甚至是假装要进行对话。他本人支持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但他在认为谁是政府内最大的阻挠者的问题上含糊其辞。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应为这一“完全陷入僵局的局势”负最大的责任。阿卜杜勒•阿基姆认为：“总统应该为叙利亚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他的命令有没有得到执行。”

但国内反对派也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政府在宪法改革问题上的进展，即删除著名的第8条（这一条文保证阿拉伯复兴党的垄断地位）只是一个拖延动作，为的是重新开始谈判进程、并将之作为自己的工具。由于过度关注这一点，导致在有效推动叙利亚政治生活自由化这一主要问题上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民主化改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多名成员承认，宪法第8条不再是问题，但总统在宪法中拥有几乎是神圣的地位这一中心问题成为了叙利亚制度的真正问题。

羞羞答答的开放

尽管局势不稳定，但我们还是自由地、在没有政府人员陪伴的情况下会见了国内反对派的最重要成员，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他们还可以自由地旅行，可以在不同媒体的所在地与我们会面。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通告，与外国大使馆座谈、接受媒体采访并到国外旅行，如米歇尔•基洛。

此外还不能忘记的是，自从突尼斯爆发动乱以来，巴沙尔总统宣布了好几项重大改革措施。此后，面对人民的抗议，政府也开放了好几个领域：取消紧急状态；批准给予库尔德人国籍；通过了实施多党制的法津和媒体法。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在取消了有关阿拉伯复兴党地位的第8条之后，要重新修改宪法。

市政选举也可以成为缓和局势的机会，尽管在冲突地区，选举根本不可能举行。根据原则，立法选举要在2012年春天举行，恰好与将在2012年夏天举行的全国大会同期进行。

特别是，巴沙尔总统最终同意让阿拉伯联盟的观察员进驻叙利亚。

军队的忠诚

叙利亚军队实行征兵制：编制为60万人，实际上只有40万人。军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的，军官都是经过良好培训的职业军官，出自不同的族群。甚至在大多数军事参谋部和作战部队里，阿拉维派军官并不多。

军队的辎重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制造——坦克、装甲车、火炮等——总体上都已经老化。只有几个装甲师（第41师、第8师、第9师和第11师）因为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比较新式的装备，还有依靠与伊朗的合作，目前还能作战。还有总共4万人的共和国卫队、突击队和准军事人员，这些力量足以维护国家、管理三个主要的内战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还应提到的是，俄罗斯（自从2008年起）经常提供雷达和中短程导弹，还有50架最新式的苏霍伊歼击轰炸机。

很多西方军事专家寄希望于叙利亚军队分裂，甚至发动军事政变。直到2011年12月，这种可能性都还是异想天开。尽管士兵开小差的事被大肆渲染（最严肃的估计不会超过1万人），但军队没有高层军官叛变，没有任何体制内的部队叛离。

但国内反对派的一些领导人还是指望军队会出现深刻的分裂，认为一旦局势恶化，分裂就会大白天下，但没有事情可以证实他们的说辞。

民众对于政权的支持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所有支持政权和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都是政府组织的，而且这些支持都不是自发的。如果说这些示威看上去确实组织有序而且得到政府的保护，那是因为很多叙利亚人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的情况下参加的。此外，尤其是在阿拉伯联盟取消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的时候，民众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示威。但国际媒体很少看到这一点。

民主化进程全国协调委员会一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发言人指出：“在叙利亚，大多数民众都不会积极地支持或反对政权。他们渴望享有更多的自由，并保持自己的社会模式。但是，如果要让他们在巴沙尔和萨拉菲斯特分子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支持巴沙尔。”“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权更替……归根结底，目前的政权虽然有缺陷，但总比混乱好得多。叙利亚人民希望和平，其他的一切都是歪曲事实。”

我们已经强调：叙利亚人口中的一半都生活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是叙利亚最大的两个城市，直到2011年12月，这里都还没有出现暴力活动。在“亲巴沙尔”和“反巴沙尔”的人之间，还有大多数人是默不作声的，他们确实远离政权，但也没有积极地卷入反抗活动之中。

一位反对派遗憾地表示：“总统非常强大。”圣保罗的基督教族群中有人说：“他并不缺乏魅力和支持”，“他代表着未来和国家的现代化，但他受到了萨拉菲主义组织的阻挠，他们希望在国家进行种族和教派清洗。

东正教派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是一个新派人物，思想开放，精神现代。他曾在伦敦生活，在国内游历并了解自己的国家：“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总之要给他一点时间……”

格雷高里奥三世要求外国元首（在2011年5月4日正式公开地）“呼吁对话和理解”。他写道：“国家在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他还要求各国元首“应鼓励这种开放和现代化的变革。”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8）

危机的媒体层面

叙利亚当地局势与盎格鲁—撒克逊、阿拉伯媒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差别甚远，比在利比亚的时候更甚。代表团很多成员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现象。需要郑重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存在着一种针对大马士革的密集的媒体战。

叙利亚危机是媒体战的目标，它动用了众多大规模通讯手段，通过国际媒体、美国广播电台、萨瓦电台、亲“3月14日运动”的黎巴嫩媒体等开战。应当指出，在这一事件中，尽管法语媒体处于次级地位，但它也经常采纳未经确认的阿拉伯和盎格鲁—撒克逊重要媒体发布的消息。

因此，媒体报道的内容过于单边，变成美国新保守派的地缘政治优先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已经将中近东国家分裂为了“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和所有石油王国）和“邪恶轴心力量”（伊朗、叙利亚、真主党和哈马斯）。特别是在此次的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新闻报道通常都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主流”媒体只发布攻正如格雷高里奥三世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传媒和外国的立场一向如此，好像来自大马士革政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不是好的，大马士革应当为一切错误负责。这导致叙利亚舆论对西方国家及其记者都非常反感。”

阿斯玛·卡夫塔罗尽管与政府、国内反对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她重申，在反抗事件发生之初，政府宣布了一项政治改革计划，已经预见到会发生与其他“阿拉伯之春”同样的革命。她说：“没有一个人报道或者解释政府的这一努力。也没有任何一家国际媒体报道人们拒绝外国干预的示威，而这种示威是经常发生的。”她抱怨人们听到的只是“外国的声音”：“反对政府的最强硬立场都是来自国外、国际传媒，比国内的立场强硬得多。”

曾经有120多个外国记者代表团前往叙利亚会见信息部长阿德南·马哈茂德。他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对叙利亚的局势给出平衡的观点。”国内反对派的多名代表指出，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推动下，国际媒体重复简单的二元论观点，即“恶的”对“好的”，这样就掩盖了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未能将反对派与政权的残酷行为同等看待。

歪曲信息的方法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编辑部门对新闻用词可谓字斟句酌，为的就是攻击叙利亚政权，使示威游行包括暴力行为和恐怖行动合法化：

以偏概全法：不提具体地点，只说“叙利亚”或“一个被家族势力占据的国家”；

偷换概念法：不提萨拉菲主义组织，只说“叙利亚自由军”或“抵抗力量”；

时空转移法：把事件发生的日期提前，在其未发生前就宣布将发生冲突；

偷天换日法：很多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播放的是埃及或也门的图像（日期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前不等），却说是在叙利亚拍摄的。这些图像与叙利亚当时的季节、天气都不符，例如2011年夏天，甚至有人穿着大衣在游行。

报道很少有“来源”。以美国的福克斯新闻为例，评论都只称呼“反对派”和“抵抗运动”。它经常使用的说法是“有人认为……”、“城市里有人说……”或者“居民们看到……”大部分时候，它提到的都是“目击证人”，但很少提到受害者的名字或身份。地点和日期通常都是近似的，而且实际上从来都不插入资料图像。

在媒体口中，一些自称是“叙利亚活动分子”的人经常接受采访，但观众根本无从了解他们的身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名所谓的证人其实只是一个生活在荷兰的黎巴嫩记者。法国电视台有很多记者被称为“大屠杀的目击证人”，但他们实际上生活在迪拜、约旦和科威特。

最后，在有关叙利亚政权残暴不仁、疯狂镇压并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问题上，西方媒体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叙利亚人权观察所。该观察所是为欧盟所承认的，它宣称自己拥有统计当地受害人的地方协调委员会的数字。但该观察所的合法性都令人怀疑。实际上，该观察所是生活在德国艾克斯—拉沙培尔的穆斯林兄弟会成立的，后来又搬到了伦敦。该组织的领导人、律师默莱赫现年81岁，是叙利亚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曾经因为加入宗教协会而入狱7年，直到2010年才被释放。

特别是，5个月以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将70%的时间都用来播放叙利亚新闻：这个国家就这么值得如此大量报道吗？如同在利比亚，如果有人追问该电视台为何如此费尽心力，在为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服务，那将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它的行为更像是在发动一场信息战。

在此可以指出很多媒体操纵信息的例子：

——2011年9月11日，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说叙利亚的拉塔基亚发生了炮击。而实际上炮击是在两小时后即凌晨4点才发生……

 ——2011年9月23日，同样是这两家电视台报道说，在大马士革的王朝广场上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实际上直到周六示威才发生。

——2011年11月，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宣布1点半在叙利亚的杜马有一个安全中心遭到攻击和轰炸。叙利亚电视台当即派遣一个小组到现场，当时时间是2点半，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这个安全中心到3点的时候就遭到了攻击！

——通常由于堵车，人们会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广场上排起长队等出租车，但这也被描述成了反对叙利亚政权的示威。

——2011年12月初，在叙利亚的霍姆斯发生了示威游行，要求当地政府下台，谴责政府没能打击起义者、有效保护民众。这次示威也被外国媒体描述成了反政府示威。

很明显，每个例子都值得深入调查，对其进行方法上的解构，但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还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有朝一日，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但这些普通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了它的狡猾目的，木已成舟……我们还可以回顾2011年6月6日的情形，当时媒体称，叙利亚活动分子阿米娜·阿卜杜拉·阿拉夫·奥马里被政府安全部门带走。这条消息让叙利亚很多反抗者及其外国支持者义愤填膺。但是这个支持给予同性恋权利、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反抗行动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被虚构出来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此人是“阿拉伯事业”的斗士，几天以后他承认是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操纵媒体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发生在霍姆斯，有一位妇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起义者杀死，还不到一个小时，录像就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出，却说孩子是被叙利亚军队残暴杀害。

2011年12月7日，我们的代表团见到了这名妇女及其家人，也观看了录像和卡塔尔电视台的评论。以下是具体描述。

该妇女名叫格奥尔基娜·伊亚尼奥斯·尼加玛，是一家电缆厂的工人。她是基督徒（希腊东正教），生活在霍姆斯郊区的拜亚代街区，事件就发生在那里。后来她躲到了霍姆斯郊区的父母家，我们就是在她家里见到她的。

2011年12月1日上午，她9岁大的儿子易卜拉欣·萨乌德跟她要礼物。 8点半她和儿子出门买东西。她和儿子刚走出商店就遭到了枪击。妈妈慌忙把儿子搂在怀里。她感到身上在流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中弹，但她的儿子却失去了知觉，他的左腋中了枪。鲜血从他的脖子上汩汩涌出。她不知所措，只是大声喊叫着让他醒过来。

几个年轻人想要去救她儿子，可一伙蒙面男子不让，还把这些年轻人驱散开。他们抓起她垂死的儿子，拎到一个盛满家具的大厅里，把他放在地上，然后给垂死的孩子录像。妈妈害怕他们也把她碎尸。这期间，孩子的血流干了。这些男子还给大声哭叫的妈妈录像，故意给她外套上的基督教十字架一个大特写。随后，这些人高呼着“真主在上”扬长而去。红十字会来了，但为时已晚，孩子已经死了。当她抱着孩子的尸体赶到医院的时候，那些武装分子还在高喊着同样的口号朝建筑物上开枪。

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10点钟过后，半岛电视台播放了垂死的孩子和在他身边哭喊的妈妈的录像。评论说这是叙利亚军队的新暴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打击基督教少数派了。

这位妈妈说：“开枪的时候，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如果安全部队在那儿的话，也许易卜拉欣就不会死了。”蒙面男子大概有十几个，不是当地人，但他们似乎很熟悉那个街区。枪击持续了大约30分钟。多位证人说，开枪就是为了散播恐怖，挑衅者就是要把军队吸引到那个街区来，好对他们展开伏击。

格奥尔基娜·伊阿尼奥斯·尼加玛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她家里人都说，那里各个族群都能和平相处，过着“正常”生活，他们都支持总统巴沙尔。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学校和教育体制感到自豪。他们希望军队能更好地保护他们。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9）

阿拉伯媒体，冲突恶化的始作俑者

叙利亚政府信息部长阿德南·马哈茂德指出，在这场战争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国际媒体攻击叙利亚的政治计划：“它们是冲突中的最重要角色。有些媒体就是在叙利亚国内作战的武装组织的伙伴，它们通常都听命于这些组织。它们传播的消息都是污蔑政府和煽动仇恨。它们都鼓励暴力和分裂，企图将话题引到种族和教派问题上来。”

圣保罗社群的多个代表高兴地表示，幸运的是，有关霍姆斯死亡的儿童的虚假信息还可以“澄清”。但人们质疑武装组织和某些海湾国家媒体之间存在勾结，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叙利亚政府才关闭了半岛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和BBC世界新闻台驻叙利亚办事处，并驱逐了这些机构的代表，这当然触犯了西方媒体。这些电视台现在只能与在叙利亚秘密活动的独立记者、其新闻很少得到证实的“数字网络”进行合作。

阿斯玛·卡夫塔罗坚持认为，半岛电视台的作用“非常负面”，“它只会用极端方式撒谎，导致局势直接恶化。媒体煽动仇恨和教派冲突的行为在霍姆斯大行其道。这座城市已经落入宗教冲突的陷阱。政府不应当为此负责。是媒体和国际宗教人士的煽动造成了这种局面。”

卡塔尔电视台煽动宗教冲突，不停地宣传“巴沙尔·阿萨德不能代表穆斯林”。该电视台最暴力的煽动者之一是谢赫（伊斯兰教中的一种尊称）卡拉德哈维，此人每周五在半岛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他过去就曾主张应发布宗教追杀令，暗杀穆阿马尔·卡扎菲。

独立证据被毁

除了进行单方面的媒体引导外，阿拉伯和盎格鲁—撒克逊媒体还阻挠宣传和发表有关示威者暴行的证据和研究成果。如果这些媒体见到有人反映真实的局势，不顺着媒体的意思讲话，它们就干脆直接打断证人的话。最后，它们还通过传媒和数字网络，证明所有与他们的信息来源不同的材料都不足信。

叙利亚发生***件时，阿涅斯嬷嬷认为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东方的事业”协会（旨在帮助东方国家基督徒的人道主义组织，位于法国）希望听取她所属的族群对当地局势的看法。从她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就受到激烈批评，称该文是为叙利亚特别部门撰写的。

她的首篇文章材料文献丰富（研究、解释、证据、论点齐全），描述了她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后来她又发表一系列文章，主要谈到霍姆斯的瓦蒂塞耶尔街区发生的事情。

自首篇文章问世以来，阿涅斯嬷嬷受到了海湾国家媒体的激烈炮轰。很多媒体说她的文章都是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剪辑”之作，“这个所谓的嬷嬷根本不存在”。

后来，她接受蒂埃里·梅桑的采访，却不知道此人的身份。此人长篇大论地引用她的话，但这也没有提高她的声誉。于是，阿涅斯嬷嬷决定组织一批天主教媒体赴叙利亚访问，好让它们对她描述的真实情况有一些现场说法。她在欧洲转了一大圈，动员了法国的KTO电视台（一家天主教电视台）、比利时法语区电视台及电台、《自由比利时报》、《星期日报》、华盛顿集团研究院、比利时KTO电视台、意大利RAI2电视台、西班牙《世界报》等，还有一些自由媒体和因特网站等，这些媒体都受她之邀访问了叙利亚。

她带领这个代表团进入了霍姆斯的阿拉维派街区。他们没有看到和平示威，只看到安全部队被那些来源不明的挑衅者伏击，还可以收集到被起义者施暴的平民的证词。但是他们回去后，害怕因为与“主流”决裂而受到批评，丝毫都没有报道这些内容。

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记者马克·德沙尔沃隆也参加了此次访问，但他却讲述说自己看到在库萨伊村的肯基清真寺前广场上示威人群达到1.5万人。而该村只是位于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之间、距离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几公里的一个小村子。他所说的那个广场只有12米长,根本不可能盛下那么多人！

“数字网络”的角色

除了媒体，“数字网络”也在示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可以在推特网站上找到50余个“叙利亚政党”的代表，但不能确定这些人的身份。他们起初都是一些经常在黄昏时分举行示威的人，示威人群不会超过几十个人或几百号人，他们有节奏地呼喊反政府口号，几分钟后就消失无踪（即所谓的“快闪族”）。半岛电视台经常循环播放他们的录像，为的是让人相信在叙利亚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民众示威。

美国“全球采取行动组织”（全球性民间组织，2007年成立，关注人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译者注）在叙利亚危机中似乎扮演了特别角色，该组织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中都曾投入大量精力。该组织的创始人里肯·帕特尔（此人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成员）也亲口证明了自己所领导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全球采取行动组织处于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斗争的中心。通过成员们捐赠的150万美元，我们结束了叙利亚独裁者企图通过驱逐所有外国媒体所造成的黑暗局面。这些资金足以让我们对数目不小的公民记者进行培训，为他们配备高科技的调制解调器和卫星电话，给他们提供因特网链接。”

全球采取行动组织承认，在有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诸如BBC、CNN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重要媒体所播放的新闻，30%都来自该组织的数字网络活动分子，“在其他任何组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的网络秘密地往叙利亚输送了100多万美元的稀缺物资，都是遭受猛烈攻击的民众们不可或缺的首要必需品。我们还秘密安排一些可能会受到折磨或杀害的斗士及其家庭穿越边境。我们的地点非常安全，可以秘密掩护几十名斗士免受叙利亚政府打手的搜捕，因此成为一个非常保险的庇护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发起自己的行动。阿萨德犯罪政权对此非常不满，因此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才将我们组织内负责这一行动的人称为最危险的人。我们在积极支持亲民主化运动的同时，还对美国政府持续施加国际压力，让他们将那些野蛮政权逼入困境：全球采取行动组织数百万成员的行动取得了胜利，欧盟对叙利亚实施了石油禁运，阿拉伯联盟也对叙利亚采取了其他制裁措施。

最近也就是在1O月份，全球采取行动组织依据虚构的或者说很难证实的反抗事件，继续开展行动，以下即是明证：“叙利亚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残暴程度：它的敢死队利用救护车和医院。吸引受伤的示威者并将之杀死。但俄罗斯作为叙利亚的关键盟友和武器提供者，本是可以结束这种杀戮的。我们作为世界公民，要求你们使用所有和平的手段，要求叙利亚政权停止杀戮，迅速向民主过渡。我们要求加强国际制裁，让俄罗斯停止支持目前的政权，停止为其提供杀伤性武器，因为这些武器都被用来杀害和平示威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10）

叙利亚政权的笨拙回击

面对很大程度上都无凭无据的伪造信息，叙利亚政府未能做好应对信息战的准备，它似乎完全落后于形势。它的反应显得既笨拙又不合时宜，最终只会加强人们对它的怀疑。

叙利亚电视台有时也会歪曲新闻。例如，2011年9月24日，法国大使及其护卫队在大马士革的巴伯沙里基受到攻击，当时他们刚刚与隶属希腊东正教的一个族长会面结束后出门。叙利亚电视台的论员却说，正是由于法国人的挑衅，才造成了“人群”对其投掷鸡蛋和石头。

叙利亚政府的宣传计划优先关注的是国内舆论，针对国际舆论的只占很小一部分。有数的几次行动都收到了相反的效果。由于缺乏准备、用词不佳或时机不好，导致几乎每次都使矛头转向了叙利亚政府自己。例如，2011年12月6日，叙利亚元首巴沙尔·阿萨德接受美国ABS新闻台采访时，把军队的责任和他作为总统的责任完全混为一谈，让人看到他在两方面都没能有效控制好：首先是他的讲话，更令人遗憾的是对危机的安全管理。总统的媒体联络部门应当对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事先制定出计划，以便更好地解释总统真正要说什么。也要说明被全世界媒体转播的ABS新闻台为什么、是怎样歪曲和大肆删节了他的讲话，导致他不为人所理解。此外，叙利亚政府的很多成员包括一些非常亲巴沙尔·阿萨德的人都承认：“我们不懂得沟通！”

冲突的国际层面

在西方世界看来，叙利亚政权一无是处。作为以色列的敌人，伊朗、俄罗斯的朋友，它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如真主党和哈马斯。所有人都认为它是美国宣称的“邪恶轴心”俱乐部里的一个强硬成员。

造成叙利亚国际形负面的原因

 与前苏联的盟友关系。这是首要原因，可以回溯到冷战时期。与纳赛尔一样，哈菲兹·阿萨德选择了莫斯科。他之所以要把叙利亚的利益与前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捆绑在一起，是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所致：东西方对抗，国际关系紧张，以色列被视为“自由世界”在东方的桥头堡。叙利亚与西方的关系起起伏伏，甚至让美国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过这样的话：“在中东，没有埃及我们就无法发动战争，没有叙利亚就无法缔造和平。”尽管哈菲兹·阿萨德预料到了冷战的结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再向美国做出保证，而且大马士革在1991年的时候还参加了打击伊拉克的国际联军，但叙利亚的形象一直与“共产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

对黎巴嫩的干预。这是第二个原因，与黎巴嫩持续了15年左右的内战和地区冲突密切相关。在这段时间里，叙利亚似乎成为了地区战争的主要煽动者，与以色列和西方大国没有什么区别。人们经常会忘记一件事，那就是，叙利亚军队是在属于马龙教派的黎巴嫩总统苏雷曼·弗朗吉亚以及基督徒阵营发出紧急请求的情况下，才在1976年春对黎巴嫩进行干预的，目的是挤压巴勒斯坦人阵营。在叙黎联盟历经转变之后，大马士革才最终能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在华盛顿和巴黎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叙利亚式的和平”。但不管怎么做，大马士革都要受到谴责，说它利用黎巴嫩的派系分裂，要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建立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大叙利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极端组织得到了叙利亚安全部门的庇护并武装起来，导致叙利亚似乎成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原因的“黎巴嫩战争”一代，更确切地说对于那些支持黎巴嫩基督教组织的人来说，叙利亚应该为20世纪最惨烈的内战之一（指黎巴嫩内战）负主要责任。

第三个原因是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被暗杀。谋杀刚发生几分钟，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和媒体就开始指责叙利亚及其领导人安排了此次袭击。几个月之后，国际调查小组公布首份报告，根据后来被确定是荒诞不经的一些证据，指责年轻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以及叙利亚秘密部门是此事件的后台。后来的几份报告立场游移不定，相继指责真主党和伊朗，但最后都说是叙利亚提供了渠道。为此，华盛顿不断谴责叙利亚助长恐怖主义，导致美国驻伊拉克军队成为受害者。

总之，由于历史上与前苏联结盟，又被牵涉到拉菲克·哈里里被杀事件中，再加上对黎巴嫩内战的干涉，叙利亚于是就被列入“恐怖主义国家”，成为继“邪恶轴心”伊朗之后的第二大威胁。这就是布什两届总统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分子进行的意识形态解读。

尽管风格有变，但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并没有改变这种已占据上风的看法，也没有改变美国对中近东国家的战略优先目标。即使在2008年春天，大马士革举办了阿拉伯国家峰会（3月29日—30日），与法国达成和解，而且巴沙尔·阿萨德还在2008年7月13日被邀访问巴黎以建立地中海联盟，但叙利亚在美国的名单上仍是恐怖主义国家、伊朗的盟国。

实际上这也是第四个原因，即自从1980年以来，伊朗和叙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中难以撼动的因素。伊朗继续将叙利亚作为后方基地（和忠诚的盟友），这可以使之扩大在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的影响。叙利亚曾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称为“什叶派新月带”，有利于伊朗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伊朗与叙利亚之间的合作已经扩大到了军事、安全、经济和科技领域。伊朗革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曾在2007年2月宣布，伊朗和叙利亚对于彼此来讲都拥有一种“战略深度”。伊朗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也表示：“伊朗和叙利亚拥有共同的敌人，面对敌人的计划，我们必须进行完美的协调；由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最大程度的深化，这一点是有可能做到的。”

除了叙利亚可以通过军事合作得到伊朗的打折军火以外，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工业、农业、科研和能源方面。 2010年，伊朗对叙利亚的投资达到了30亿美元。德黑兰甚至建议让大马士革利用自已在“民用”核能领域的知识。

最后，两国都公开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叙利亚成为黎巴嫩这个政治—军事组织（即真主党）获得武器的中转站。

来源：新华网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11）

叙利亚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障碍

中东目前正在经历深刻的动荡。自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1990年冬至1991年）、然后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2003年春天）以来，人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实施“大中东”政策，即摧毁所有那些对根据美国—以色列的利益来重塑中东的计划持敌意的政权。

美国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建设性的不稳定”政策，主要建立在三个原则之上：

——对低密度冲突进行管理；

——促进（这些国家）政治和领土分裂；

——推动族群主义（并非种族—教派清洗）。

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曾担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的路线（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中东计划）的影响，该路线于1982年2月出台，详细列出了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的地缘战略计划，换句话说，就是鼓吹摧毁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

奥代德·伊农写道：“将黎巴嫩分裂为5个省，这将提前勾勒出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上所有国家的未来命运。在黎巴嫩，这已成为事实。将叙利亚和伊拉克按照黎巴嫩模式分裂成以单一的种族和宗教为主体的省份，这是以色列在其领土东部的长期优先目标，短期目标则是解散这些国家的军队。叙利亚将根据族群被分裂为几个国家：该国东部将变成一个什叶派的阿拉维国家；阿勒颇地区变成一个逊尼派国家；在大马士革将出现另外一个与其北部邻国对立的逊尼派国家；德鲁兹派也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它的领土也许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戈兰高地这一块，无论如何，都要在豪兰山这一带和约且北部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将保证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从现在起，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达到的。”

将族群主义作为自己的工具，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建设性的不稳定”政策中对于该地区的目标国家制造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方式。在叙利亚，美国政府试图挑动政权更迭。正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塞特洛夫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对阿萨德政权的生存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少数派政权，它的基础非常薄弱，仅仅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之上。该政权的根基动摇后，将很快造成裂缝，随后将引发地震”。他认为，美国应当集中在三个优先目标之上：

——对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种族”等方面的情况收集尽可能最多的信息；

——围绕民主、人权和法治国家等主题发动宣传战；

——不要给叙利亚政权留下求助出路，除非巴沙尔·阿萨德准备在和平倡议的框架下向以色列投降，或者他将反以色列的组织全部驱逐出叙利亚领土，并公开宣布放弃暴力、“武装斗争或民族抵抗”。

2005年9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启动了“建设性的不稳定”政策。当时，美国外交在其近东的几个优先目标上都取得了进展：

——对叙利亚持续保持压力，谴责它让很多活跃在伊拉克的国际活动分子穿越其边境。谴责中还提到了黎巴嫩问题。尽管叙利亚承诺将在有关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的问题上全力配合国际调查，但华盛顿仍然试图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特拉维夫强烈要求的。

——试图说服国际社会应对伊朗核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予以谴责。

 随着在伊拉克陷入泥潭，美国的新优先目标不得不转向遏制伊朗的影响。此后，美国不断要求增加国际压力，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或者至少限制其在自身核设施遭受打击时的反击能力。“遏制”计划要求必须制服叙利亚这个伊朗在中东的最后盟友，切断其与伊朗的联盟，并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

随着美国撤出伊拉克和提前从阿富汗脱身，这一计划的后续执行似乎遇到了障碍，而且俄罗斯和中国因为北约对利比亚发动战争而受到刺激，不仅在联合国安理会而且在多个国际问题包括叙利亚问题上，都继续予以抵制。

于是，大马士革仍然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因为它不接受“大中东”的建立，而且自从伊朗—伊拉克战争（1980年—1988年）以来，它一直就是伊朗的盟友。因此，大马士革俨然也就成了美国打击伊朗的一个薄弱环节。美国政府的多个负责人最近都宣称：“如果叙利亚希望走出危机，它就必须谴责自己与伊朗的关系，谴责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削弱伊朗还可以让土耳其成为能够稳定以色列北部边界的地区大国。

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多个代表称：“美国与土耳其人制定一切计划，同时又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共同制定三方解决方案。这从2008年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制定的协议中就可以看出来。”

还应当指出，华盛顿历史上就对穆斯林兄弟会提供支持。对美国来说，穆斯林兄弟会是对各工会、左翼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最好的解毒剂，何况它还一直宣扬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支持西方大国。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和各个石油王国，且不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到处都打穆斯林兄弟会这张牌——自从1945年2月13日罗斯福和伊本·萨乌德签订《昆西协定》起就一直如此。这个以沙特向美国出让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矿藏来换取美国对沙特萨乌德家族进行军事和政治保护的联盟，2005年又重新签订协议并延期60年。除了制造“阿拉伯街头”的震荡，美国还通过《昆西协定》、通过穆斯林兄弟会的帮助，指导中近东国家的军队、政权和各“春天”的管理。

为了回报美国为其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多次重申，一旦它获得政权，新政府将立即切断与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的关系，开启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但对穆斯林兄弟会来说，民主与伊斯兰教的原则是相背离的。他们认为，促进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抛出的诱饵：其目的是欺骗西方，在卡塔尔的支持下推翻叙利亚政权。

叙利亚其他敌人的战略叙利亚国家重建组织的主席洛阿伊·侯赛因认为，除了美国的战略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卡塔尔、土耳其和法国进行的可耻干涉。”奥马尔·乌西也批评外国干涉，特别是西方国家、以色列和土耳其。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