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内在复杂性，意味着过程远非单向渐进，而是反复试错。要最小化试错代价，程序正义不可忽略

1月14、15日埃及宪法公投，是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政治正常化路线图上的基础性一步。但迈出这一步究竟是否有助于埃及顺利走上民主化之路，仍是巨大问号。

公投结果难让人放心。比起2012年宪法公投33%投票率、64%赞成票的情况，此次公投投票率有所改善，赞成票也在总票数的90%以上。但改善的数字背后，是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支持者的罢投——表面的共识掩盖了部分民众以放弃政治参与权利为形式的抗议。

在推进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埃及临时政府又留下诸多口实。政府指派的50人修宪委员会，将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埃及社会不可忽视的部分排除在外。军方控制的政府压制反对新宪法的声音，也违反了民主社会应有的开放、包容原则。新宪法中又多处显示出军方势力的加强，包括军事法庭对平民在特定情况下的审判权，军、警系统高度的自主性和不受司法和立法分支的监督。

自穆尔西被罢黜的半年来，埃及观察者们，尤其是寄望埃及及早实现民主化的观察者们，多面面相觑。三年前阿拉伯之春时那种“历史的终结”再获印证的胜利感，早被后来一团乱麻的政局演变所打败。这也为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了难题——对其进展是肯定鼓励，还是指摘鞭策？以往的理论范式在指导政策中显得很不给力。因此，西方政府在评论埃及时显得避重就轻、甚至虚伪；而这又给了担心“阿拉伯之春”在本国上演的国家更强的底气，对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冷嘲热讽。

世界包括中国需要找到一种认识埃及局势的方法。第一步，或许是承认民主化道阻且艰，对埃及未能“按部就班”理想化的政治转型路线给予理解。以往的“三波民主化”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非民主体制到民主体制的转变是水到渠成，只要社会经济条件满足，一场“革命”过后，诸事走上轨道。

但埃及说明，这种转变并不总是单向性的渐进过程。一种旧制度的打破并不意味着新制度就能冉冉升起，社会既存元素将以顽强的生命力找到在新形势下的生存方式，并影响和塑造新的政治局势。半个多世纪来作为埃及政治主心骨的军方，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地位不衰反强，就是最好的说明。

“转型”或许并非埃及当前政治局势的准确描述，因为“转型”蕴意为明确的方向、有计划的步骤。“试错”或许更适于描述埃及近两年来的经历——当首任民选总统失去相当大部分民众的信任，被认为无法引领埃及走向真民主的时候，人民选择了推翻重来，要求穆尔西下台。

试错需要时间，欲速则不达。对埃及民主化成功最大的威胁，或许就是操之过急。反穆尔西的埃及人操之过急，因此他们不愿等到下届大选再将穆尔西选下台，而选择了提前上街；埃及军方操之过急，因此他们在宪法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以为可以保障国家的安全稳定从而促进转型；西方***之过急，急于安定区域局势、收获外交政策成果，因此又可能放大埃及转型过程中值得肯定之处，对程序非正义得过且过。

既然试错过程难免，埃及应该寻找的，就是一种代价最小的试错方式。目前看来埃及的试错代价高昂——将具有其社会代表性的穆兄会边缘化后，它极有可能走向极端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正因如此，转型正义不是“坐着说话不要疼”的精英论调，而是负责任的改革者需要时刻自警的准则。

政治变革没有“用户指南”。正因为埃及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各转折事件内含的矛盾，对其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全盘肯定或否定的非黑即白。埃及需要在本国社会现实的框架下通过自身的试错摸索出一条路，外来嫁接的民主制度没有生命力，不仅不能规范社会的组织运行，反而可能被社会现实所侵蚀和利用，如南美、南亚国家的历史经验所示。

有政治学家总结：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的政府。最终，埃及是成功实现民主化，还是在试错过程中一败涂地，不取决于外人的期望。

（记者 张翃）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