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鲁哈尼上台当选:伊核问题迎来新转机
6月15日,伊朗官方宣布,“改革派”和“温和保守派”的候选人鲁哈尼以超过半数选票获胜。本次伊朗大选,“温和主义”为何会获胜?如何评价强硬极端派内贾德总统的8年任期?鲁哈尼面临的内政外交挑战是什么?伊核问题是否迎来了新转机?大选将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何种影响等,本报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
“温和主义”的胜利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次“改革派”和“温和保守派”的候选人鲁哈尼为何能够以超过半数的选票胜出?
殷罡:伊朗选举有这么一个特点,有时官方公布的数据被普遍承认,有时则不是。这次官方公布的数据是鲁哈尼的票数刚超过50%,公布时间较快。回头看1997年和2001年的伊朗大选,“温和派”的哈塔米分别获得了69%和77%的选票,且这次是在“强硬派”、“民粹派”执政8年,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举行的大选,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刚刚超半数,我认为数据是保守的,实际数据可能要高一些,但“温和派”终算获胜。
南都:鲁哈尼本人也声称是温和主义战胜了极端主义。
殷罡:若你观察伊朗革命后的历次选举,“温和务实派”的呼声总是最高的,这说明伊朗多数人是排斥强硬极端和民粹主义的。伊朗的选举从候选人的筛选,到计票都受到伊朗最高领袖的严格控制。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这次选民投票还是热情认真的。选举结果是民意的表达,选民拥护改革派,反对极端强硬和民粹。
南都: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强硬极端的保守派内贾德总统的8年执政?
殷罡:首先,内贾德能够连续执政两届,显然是得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的。2009年大选,当公布内贾德以62%的选票胜出时,伊朗曾掀起了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抗议活动,抗议当局在选举中舞弊。而且研究伊朗选举的外国机构通过不同选区的民意调查,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是不准确的,内贾德不可能再次靠选票上台。且当时内贾德的对手,前总理穆萨维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
内贾德上台后,在内政上,首先他把从伊朗国王时期就开始的食品价格补贴由“暗补”转为“明补”,向穷人发放货币补贴,然后抬高食品价格;在汽油柴油价格上也采取“分级管制”,私家车、公家车和外企的用车,每个月每辆车有固定的配额,超出配额的部分执行市场价格,高于配给价格好几倍。内贾德政府这样做,动机似乎是为了保护穷人,但结果是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加之国内各经济部门的发展严重失调以及国际制裁等原因,过去几年,伊朗国内的通货膨胀累积达到300%以上,失业率居高不下。此次选举,实际上没有得到实惠的穷人以选票否定了内贾德的恩赐。
应当说伊朗的产业布局,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不是内贾德确定的。两伊战争结束后,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伊朗就轻视传统的石油产业,比较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工业。同时,由于两伊战争中“革命卫队”的力量得到了加强,“革命卫队”的经济部门控制了伊朗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开发、军工企业和其他配套企业,导致伊朗的经济布局、投资方向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内贾德无力改变“革命卫队”控制经济部门的现象,相反在其执政的后期,面临成品油进口受到制裁的局面。
内贾德并不是刻意要搞坏伊朗国内经济,相反,他也是一个被束缚住手脚的人。他采取的一些民粹主义措施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并没有给贫困阶层带来实际的利益。
在外交上,伊朗的核政策是最高领袖决定的。在领袖制定的框架内,内贾德对伊朗的核技术抓得很紧。在他当政期间,伊朗的铀浓缩能力,核燃料棒的自主生产,重水反应堆的建设,重水工厂的投产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反美,却是伊朗的一个传统,以色列一贯是伊朗宣传的一个靶子。但内贾德的话说得与别人不同,比如“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比如认为二战中犹太人大屠杀没有死那么多人,甚至还召开否定大屠杀的国际研讨会,这些都超过了国际社会忍耐的底线。伊朗国家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恶化,而原来以选票支持他的穷人也没有得到实惠。这恰是这次选举“强硬极端派”败北的原因。
鲁哈尼的挑战
南都:这次“强硬极端派”的败北会不会促使其反思并改变原有的内政外交政策?
殷罡:反对内贾德势力的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温和派、世俗派、保守派,还包括保守派当中一些理智的派别,就是强硬派,保守派也反对内贾德的一些胡干蛮干。且实际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选择了抛弃内贾德。舆论普遍预计的是投票会进入第二轮,但第一轮就决出了胜负,哈梅内伊快速对鲁哈尼的当选表示祝贺,伊朗街头也举行了有节制的庆祝。强硬派和保守派也没有质疑大选结果。这表明伊朗整个国家需要温和化、务实化,最高领袖也选择了温和务实。这预示着伊朗今后的内政外交将作出调整。
南都:2009年的大选,哈梅内伊显然是支持内贾德及其政策的,而这次鲁哈尼刚当选,哈梅内伊就表示祝贺,显然是抛弃了内贾德势力。最高领袖的转变很有意思。
殷罡:在内贾德第二个任期的四年内,伊朗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的情况更加严重,伊朗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伊朗的石油产量进一步下降,且伊朗的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任三届。这次选举前,伊朗传出来改革派候选人退出选举,务实派的政治元老拉夫桑贾尼没有通过资格审查,实际上都是领袖在帮助鲁哈尼当选。前总统哈塔米也要求“改革派”支持“温和保守派”。从选举技术上来说,这次改革派、务实派和温和派把选票都集中在鲁哈尼身上,集中精力打了一场歼灭战,他们汲取了2009年改革派候选人人数过多,分散选票的教训。
南都:对刚当选的鲁哈尼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殷罡:挑战并不严峻。在对外关系上,他要使伊朗摆脱孤立的状态,放弃极端主义,走向务实。实际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也乐于看到伊朗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说伊朗的政策调整方向和国际社会的预期是合拍的。鲁哈尼对外政策没有风险,逐步推进即可。
如果鲁哈尼在核问题上同国际社会达成和解,在核部门的投资就会下降,就会把一部分资金集中在民生上,就业机会会增加。达成和解后,制裁会减轻,已经停止的同外国石油公司的合作会恢复,伊朗国内经济的状况改善会快而显著。
南都:若你所言,只要内政外交政策调整,鲁哈尼面临的形势不错。他近日也声称要与外部建立建设性关系,与美就核问题展开对话,但仍然坚持伊朗有坚持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核问题何去何从?与美国能达成某种妥协吗?
殷罡:这需要伊朗举国上下,特别是领袖和政治家们做出重要决策。什么决策呢?就是伊朗到底制造不制造核武器。从2003年核谈判开始到现在,恰好10年,伊朗的核技术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从铀矿石的粗提炼到浓度达20%核燃料的生产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核技术的博弈上,它是获胜方。看上去成果丰厚,但代价也很大,被国际社会制裁,经济恶化。
伊朗要做得是在保护成果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怎么降低呢?就是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既然已经掌握了铀浓缩技术,现有的核反应堆燃料供应也没有问题,停止铀浓缩活动又能怎样。既然扩建了那么多的铀浓缩设施,造了那么多的离心机,遮遮掩掩还是被美国的情报机构侦测出来,再遮掩也没有意义了。
回过头再看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几个决议,实际上要求很低,一是停止铀浓缩活动,二是接受公开透明的检查,仅此两条。而伊朗如果遵守这两条,并不构成对其核技术的伤害。只有一条,就是要真心实意地放弃核武器计划,走日本的核道路即可。
日本的核道路特点是,日本的核能产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但接受国际社会公开透明的检查。日本拥有上千吨经过提炼的核燃料储备,拥有短时间内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和原材料储备。日本不去制造核武器,一旦国际局势失控,国家处于危机中,所有的国际条约不再继续生效时,想控制日本生产核武器是很难做到的。伊朗如果意识到这点,走日本道路,它同样具备一定的核威慑能力,同时又处于一种合法的状态,这才是波斯人该有的智慧。
南都:伊朗几十年来一再声称它拥有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是一个借口吗?离开核能伊朗经济能否正常运转?
殷罡:显然是借口。世界上的能源出口大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很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能源,没有像伊朗这样长期忽视常规能源的发展,追求核能。伊朗建核电站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巴列维国王决定的。他制定的核政策是建20座以上的核电站,且是百万千瓦级别的,且毫不掩饰地说要成为核大国,拥有核武器。
伊朗要建核电站本身与伊拉克要建核电站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就是最终拥有核武。伊朗做出这个决策的背景是1973年战争后,阿拉伯人动用石油武器,石油价格暴涨,伊朗的国民收入暴涨,国力猛增,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得到加强。1975年又与伊拉克签订了阿尔及尔协议。该协议是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一个压倒性胜利。到了1976年,伊朗的石油产量达到了顶峰,每天600万桶产能,现在则勉强超过300万桶。
南都:自巴列维国王后,为何伊朗的历届政府都坚持要拥有核武?
殷罡:巴列维国王是野心勃勃,他要恢复古代波斯帝国的辉煌。1971年他把全世界的王公贵族和国家领导人请去参加波斯帝国2500年庆典,中国的郭沫若也去了,典礼极尽奢华,极尽宏大。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伊朗建设成世界性的超级大国,要成为“五强”之一。因此他需要建造核武器。而伊拉克在萨达姆时,是与伊朗的核计划同期开展的,技术研究都是从50年代开始,核电站建设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伊朗在革命后一度放缓甚至暂停了核技术开发,与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它发现需要核武器,若有核武,战争局面会改观。而且在战争期间,萨达姆的核电站被以色列炸掉了。伊朗认为更是有机可乘。因此,伊朗在战后90年代初期制定规划时,非常重视发展核技术,但不能再声称拥有核武器,而是声称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两伊战争时,在萨达姆的核反应堆即将投产时,以色列单独炸毁了伊拉克的反应堆,且在飞机起飞后才通知美国。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被摧毁,标志着在中东海湾地区不存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核竞争了。换言之,在海湾地区,不可能出现印度和巴基斯坦这种“核均势”了。于是,伊朗的核计划就成为众矢之的。国际社会能容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均势,但决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拥有核武,道理在于此。
伊核问题面临新机遇
南都:但伊朗要摆脱内外之困,要求它的核政策要调整。
殷罡:伊朗的改革派,务实派都渴望伊朗能摆脱孤立的状态,在核政策上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本身就包含着放弃核武计划的含义。
南都:这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力挺鲁哈尼,是否意味着伊朗的核武政策迎来新转机?
殷罡: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他监控伊朗这个国家的过程中也发现,现有的核武政策走不下去了。在几个月之前,他就签署了一个书面教令,说发展核武器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现在伊核问题出现缓和,首先是最高领袖在政策转变上道出了理论根据。这是一个转折点。现在不是鲁哈尼要做什么,而是哈梅内伊需要鲁哈尼做什么。
南都:在伊朗的政治结构中,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角色为何如此重要?
殷罡:这是伊朗的政治体制。霍梅尼在伊朗领导了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新体制。在建立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世俗的民主派的构想,设计了伊斯兰什叶派共和国的机制,设计了有伊朗特色的宪政结构。这个宪政结构首先是照搬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三权分立体制,同时为了保持伊斯兰教国家的本色,防止伊朗西化,又提出在三权分立体制之上,要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来“监政”,即“法基赫制度”,监政的教法学家作为最高精神领袖。
最初这个最高领袖是霍梅尼,他当初设计自己的接班人时,是希望当时的得力助手蒙塔泽里接班。但在1988年,蒙塔泽里对霍梅尼的既定政策产生动摇,激烈反对霍梅尼的过激做法,后被取消继承资格。随着霍梅尼的身体恶化,他需要指定一个可以完成革命任务的哈梅内伊。他量身定做,把最高领袖的标准降低,强调领导能力,以便让当时的总统哈梅内伊接班。而哈梅内伊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阶”制度里是根本不够资格的,只有“霍贾特伊斯兰”这个“中级职称”,霍梅尼就是这样让一个没有得到“阿亚图拉”称号但在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当上了领袖。
哈梅内伊1989年上台时,面临很强烈的抵制,1994年另一位阿亚图拉去世后,哈梅内伊才继承了他的名额,“监政”地位才巩固下来。现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已经74岁了,伊朗又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哈梅内伊之后怎么办?这个体制要不要调整?因此,哈梅内伊必须在其任内引导这个国家进入正常状态。
南都:伊朗的内政外交若做出调整,对中东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何种影响?
殷罡:中东当前的问题不仅仅包括伊朗核问题,还包括伊朗支持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等问题,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在叙利亚问题上不要把战火扩大,要考虑到伊朗的诉求,要允许伊朗参与解决。从这次八国峰会看,国际上是一致同意叙利亚问题要通过政治解决,过去以武力,走扶植叙利亚反对派以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路子难度很大。不要看现在英美好像对反对派的扶植力度加大,但过去几个月,由于真主党的参与,叙利亚政府军对反对派的胜利,叙利亚局势出现了政治解决的机会。
(记者 陈建利)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