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前的伊拉克危局，真正令人震惊的不是极端主义组织大肆攻城略地、滥杀无辜，而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许多人仍然抱着简单的思维定式或者继续无视问题的实质，期待着仅凭美国的几次空袭或者更换某个伊拉克领导人就能解决问题。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大肆扩张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在2014年6月29日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自称“伊斯兰国”。一时间，举世惊诧。在巨大压力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于8月7日宣布对其进行空中打击。8月11日，伊拉克总统指派海德尔 阿巴迪出任总理，14日马利基放弃连任。

对于空袭的效果，美军也没有做过高的估计。8月11日，美国陆军中将小威廉 梅维尔表示：“这些空袭不可能影响ISIS的总体能力或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其他地区的行动。”毕竟，ISIS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组织严密的政治军事组织，不是几次空袭就能打垮的。而一旦ISIS化整为零进入城镇地区，美军空袭的效果更会大打折扣。

就算美军派出地面部队也未必能解决问题。美军在伊拉克鏖战多年，效果并不理想。即便在2007-2008年美军增兵伊拉克期间，美军也是通过对8万名逊尼派武装分子进行训练并向每人每月提供300美元，来换取他们不去攻击美军。

通过更换领导人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伊拉克政府，更有可能是一厢情愿。马利基之所以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采取强硬立场，主要是因为在伊拉克现行政治体制之下，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赢得什叶派内部的支持，而非费心费力去照顾其他教派和族群。他之所以放弃连任，也绝非是屈从于伊拉克逊尼派或库尔德人的压力，而是什叶派内部认为他无力对抗ISIS以维护什叶派的利益。

因此，阿巴迪上台后首先要做的是压制ISIS以赢得伊拉克什叶派的信任，对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让步不可能以牺牲什叶派的重大利益为代价。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阿巴迪能走多远，实在是个未知数。也许他真正需要的是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借助伊朗的帮助来训练伊拉克军队。

强势扩张中的ISIS已经表现出一些基本的特征。ISIS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尽管它与伊斯兰教的主流思想完全背离，但在中东地区却有其存在的土壤。中东地区的安全困境、发展困局、历史积怨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使得宗教极端主义获得了日益广阔的发展空间。

以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恐怖主义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北非和西非地区日益扩散，打掉了本 拉丹但“基地”组织还在，削弱了“基地”组织又出现了ISIS。可以预见，就算ISIS被削弱了，也还会出现别的更具威胁的恐怖组织，到时ISIS的残渣余孽就会在新的恐怖组织中获得重生。

就ISIS本身而言，它是跨境的组织，一头在叙利亚，一头在伊拉克。在叙利亚发展受挫之后，它掉头在伊拉克攻城略地；一旦在伊拉克受挫，它还可以回去继续经营叙利亚。因此，如果没有一个协调一致、兼顾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打击方案，想在伊拉克根本清除ISIS是不可能的。ISIS的武装分子中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车臣、欧洲、非洲、亚洲乃至澳大利亚，受到这些国际恐怖分子的影响，不排除ISIS未来具有发动全球圣战的趋势。

ISIS的扩张也受到伊拉克国内局势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影响。在伊拉克，阿拉伯逊尼派认为自己受到压制，对伊拉克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ISIS的伊拉克的扩张有利于逊尼派维护自身的权益，或者至少提醒伊拉克政府更多照顾逊尼派的诉求。

在中东地区，为了削弱什叶派的势力以及在叙利亚推翻阿萨德政权，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以及土耳其等国乐见ISIS在叙利亚战场上攻城略地。只要教派冲突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继续强化，以维护逊尼派利益为包装的极端主义暴恐组织就还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有鉴于此，要根除ISIS需要一套全方位的立体方案。

首先，既然ISIS是伊拉克-叙利亚跨境的极端主义组织，那么一个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统筹协调方案就是打击ISIS所必需的。事实上，西方国家碍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既有立场，很难去打击ISIS在叙利亚的老巢，从而使其获得了一个安全而稳固的后方大本营。因此，打击ISIS，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叙利亚采取行动，釜底抽薪，而这首先需要大国和国际社会围绕叙利亚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由叙利亚政府主导，推进政治过渡进程，组成包括政府和温和政治反对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主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停止内战，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恢复边界控制，重建国家。目前看来，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包括中、俄、美、欧在内的世界大国需要就此达成共识，并推动地区国家加以支持。叙利亚局势的稳定会有效缓解伊拉克的压力，从而配合在伊拉克打击ISIS的努力。

其次，如果说教派冲突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是极端主义肆虐的思想基础之一，那么缓解教派矛盾就是反对极端主义的重中之重。教派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矛盾和竞争，改善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教派矛盾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ISIS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扩张，已经威胁到了伊朗和沙特的安全。正如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支持“基地”组织养虎为患，一些海湾国家对ISIS的支持再一次证明，极端主义组织不会因为谁给钱就服从谁。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赛义德 侯赛因 穆萨维扬指出：“作为地区大国，伊朗和沙特有责任进行严肃的对话，围绕着紧张和共同利益的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伊朗-沙特关系的恢复对双方和整个地区都有利，包括安全、稳定、社会经济活力以及管控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穆萨维扬担任伊朗驻德大使。他当时出访利雅得，与时任沙特王储的阿卜杜拉促成1996年伊沙全面协议。穆萨维扬据此呼吁，双方应该努力达成新的类似协议。

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在政权更迭和反恐双重标准等问题上改弦更张。西方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推动政权更迭，已经为极端主义暴恐势力制造了四个肆意行动的乐园。如果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继续推行政权更迭，可以想象暴恐势力会获得更大的空间。

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国家显然还未完全放弃双重标准。对于ISIS，美军只在伊拉克对其进行打击，而在叙利亚则任其发展；西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是对极端主义势力在利比亚日益猖獗和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闻不问；对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的恐怖主义问题态度暧昧。凡此种种，都是因为西方国家仍然存在把极端主义暴恐势力视为遏制对手利器的思维。某些西方国家以为，依托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极端主义暴恐势力不仅可控，而且可以为其所用，但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想法的错误。

反恐不能完全依靠外力，强有力的政府是应对本国恐怖势力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力量，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和外援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要全面根除ISIS（而不是幻想仅在伊拉克根除ISIS），需要叙伊（拉克）统筹、伊（朗）沙和解、强有力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政府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离开包括这些要素在内的立体方案，伊拉克危局可能还是无解。

（注：关于“伊斯兰国”的称呼，2014年5月美国国务院确定使用ISIL，但其中的“L”即Levant，是一个地道的西方概念，阿拉伯语原始的称呼更适合翻译成英语的ISIS，而阿拉伯语的简称其实是Daesh。为了表明一点点独立性，我特意翻译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

（作者：吴冰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中东问题和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