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9月11日刊发了题为《一个可怕的想法：全球性的三十年战争》的文章，原文内容如下：

1618年至1648年，欧洲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借助宗教极端主义滋长的狂热盲信发动的，军人的暴行不受惩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是以上帝之名而为。这场战乱产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催生了民族国家。

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马丁·路德挑战天主教会和消化谷登堡（德国活字印刷术发明人）引发的信息革命的社会影响之后，在一个陷入困惑的欧洲谁有权定义伦理、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当前的全球形势在很多方面与之相似，让人担心我们可能重演历史。

暴力反抗美国价值体系

武装冲突——观察家和政治人物避免使用战争这个字眼——不再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不以国家界线和护照为计。它们看重的是你是什么人以及民族的文化特性。自1945年以来，世界基本为美国价值体系所统治。美国人认为这种模式不仅对自己是最佳之选，而且对他国也是最好的，愿意从美国的国民收入中拿出可观的一部分用来“出口”这种模式。当前的情况近乎相反。很多人仅仅因为坚持与美国价值体系不一致的文化，感到被忽视、被轻视甚至受屈辱和“受管教”，为此他们进行暴力抗争，有时满怀仇恨。他们认为对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美国人吞下文化复仇的苦果是天经地义的。

美国及其盟友做出反应是在现有的权力结构和规范内，遵循针对这些武装冲突的陈旧之规，将其归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们似乎没有分析不断演变的形势和潜在的原因。因此这很快变成了非对称战争。美国及其盟友在地面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从而激励它们继续下去，但是它们没有击退对美国全球体系的决定性进攻；相反，这些进攻，有时是小小的攻击，却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多被边缘化人们的支持。

挑战传统民族国家概念

乌克兰的冲突比中东的冲突更容易解读。普京总统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但是不会说出全部心事！他将自己描绘成俄罗斯境内外所有俄罗斯族人的保护者或者庇护人，将手伸给生活在过去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和/或说俄语的人们。理由如此：“西方”扩大边界，“剥夺”了俄罗斯在超级大国中的正当位置，迫使“俄罗斯人”在其他国家为生存而挣扎，而这些国家处在一个不友好的体系内，这个体系往往为过去苏联视之为少数派的人掌控着——在普京看来这是史无前例的羞辱。

普京相信，俄罗斯族人基于价值观的行为（文化）是一致的，形成了一种牢固的联系，证明违反国际规则、法律和协议是正当合理的。“西方”秉持的是国际体系在边界、民族国家和义务等方面所依从的规则基础。这两种观点是不可调和的。

同样的现象在中东可得窥全貌。反叛者或不管他们贴什么标签，已数次易名。这绝不是巧合。最初“伊斯兰国”可能认为自己在一个民族国家内行动，而且可能利用的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但是现在“伊斯兰国”在跨境行动，可能认为自己统治着从中亚到大西洋的人民。它不是试图接管像叙利亚、伊拉克或黎巴嫩这样的民族国家。其目标是抹杀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利用真空建立一个信仰者、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国家（不是民族国家）。

这是一场价值观的战争

当今世界决定性的力量因素是形成观念的能力；定义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是与非、可与不可、当与不当。换句话说，形成一个基于价值观、吸引多数人的制度——占领自己定义的道德高地！

军事“进展”是可喜的，但是如果生活在战区的人们认为这种步骤对于当前的形势是必要和适当的，才会使“西方”更接近胜利。

军事交战必须与基于价值观的战略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赢得世界舆论，尤其是该地区内外的穆斯林，以彻底击败“伊斯兰国”。绝不允许该组织将自己扮成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的无辜受害者，（说是）抗击美国滥用权力、诽谤和丑化伊斯兰教或为达到此目的而诽谤和丑化其他宗教或身份认同。同样，乌克兰面对俄罗斯，如果“西方”让全球舆论相信俄罗斯是侵略者，相信它不仅违背承诺，而且违反了全球体系赖以存在的行为模式，那么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乐观主义者会将“西方”发动的成功反攻视为胜利的希望。现实主义者发现了冲突正在失控这一令人不安的情况。悲观主义者暗示基于价值观的冲突全球蔓延，将困扰我们的社会达数十年之久，像那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一样。一场对抗或干脆说是围绕谁有权决定未来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这种冲突将是邪恶和残酷的。人们之间的这场冲突将造成迄今为止笃信共同价值观但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的家庭和组织分裂。最为糟糕的是：基于价值观的冲突会允许以被害者持不同意见为借口而进行迫害、虐待、压迫，甚至大屠杀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和主题。如今的中东和乌克兰形势恰如当年，是价值观的战争。

（作者：约恩·厄尔斯特伦·默勒，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访问研究员）

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