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名称，虽是沿用了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区概念，但其内涵已有扩展。按照我国外交部、经贸部等中央部门的地区司设置，上外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是指西亚、北非地区，包括除索马里、吉布提和科摩罗以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塞浦路斯、以色列、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由于索、吉、科三国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的成员，又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与非洲研究、欧洲研究将会有所交叉。
中东是世界上最动荡多事的地区之一。二战后，中东是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复杂多变，动荡不停。时至今日，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以色列及其占领地区的冲突、***件仍持续不断，美国与伊拉克之间制裁与反制裁斗争十分尖锐，美英屯重兵于海湾，不时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在世界经济快速迈向全球化的90年代期间，中东主要国家都开展了程度不等的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石油价格处于疲软的情况下仍保持着约3-4%的经济增长速度表明，石油已不是影响中东国家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因素，经济多元化、加快私营化的步伐、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开始取得初步成效。只是，地区内各种错综复杂的领土、民族、宗教、社会等矛盾并未获得根本缓解，国际资本进入中东的速度和数量仍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石油价格从1986～1999年上半年持续10多年的低迷，严重影响中东产油国的投资能力，加上高失业率、高出生率和高额军事和防务费用等，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仍含有明显的不确定因素。
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同中东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末冷战结束，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随着不同阶段国际局势和中东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对外政策的调整而有所变化，但我国支持中东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的主旨始终没变。冷战后中东形势发生的变化，给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和机遇，我国同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成为唯一与中东所有国家及冲突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大国。整个90年代，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我国家元首和各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积极开展与中东各国的交往，双方高层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与良好的关系。从经贸关系看，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对同我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沙特已将我国列为“沙特对外经贸的新重点”，宣布在经贸方面对中国实行完全开放的政策；以色列与我在经济、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发展也很迅速。我国已与中东几乎所有国家都签定了经济合作协议和双边贸易协定。考虑到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1996年，我国外交部将中东地区列为“我周边战略的延伸”。1999年秋，在开罗召开的我驻中东使节地区片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从政治、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应把中东视作“我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去冬今春，中央又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加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这是因为：
1.中东各国虽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存在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同我国一样，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任务，双方有着牢固的历史关系，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场合，一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我国已与20多个中东国家建立起了外交部间的政治磋商制度，从而为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机制。在90年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中东国家与我国看法一致，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一向采取支持我国立场的投票。在台湾问题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中东国家也普遍给我以积极的支持，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斗争中，双方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中东各国在新世纪仍将是一支值得我国借重的国际力量，我们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同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2.我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从80年代起有较快的发展。1978年的双方贸易额仅为10.84亿美元，至1999年已达70多亿美元。虽然双方经贸存有很大的互补性，但彼此还不了解或熟悉对方的市场、经济法规和投资环境，因此，中国对中东国家的贸易额只占总进出口额的5%左右，而中东地区同我国的贸易额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2%左右。应该说，双方的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能源短缺问题已日益突出。从1993年起，我国已成为石油纯进口国，在努力勘探、开采我国陆地、海洋石油资源的同时，积极进军国际石油市场，对外部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加深已成趋势，其中，特别要倚重的是中东石油，预计在未来10-20年内，还将在中东采取购置油田、合作开采、增加进口等多种途径，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油气消费需要。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石油进口的急剧增长，如不能与我国扩大对中东国家的出口同步，那就势必会使我国与中东地区贸易的总体顺差走向逆差。在加强双方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引导我国大企业开拓中东市场，将我国的技术、管理与中东的资金、劳动力结合起来，吸引中东国家的企业家、银行、财团进入我国，特别要为他们在实现将资金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作战略转移过程中，提供良好的咨询和服务，在当前尤显重要。
3.中东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祥地。伊斯兰教是绝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国教。70年代末掀起的当代伊斯兰运动，对中东各国和世界上广大的穆斯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有10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约2000万穆斯林。由于伊斯兰教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容易被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所利用，成为对我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破坏因素。当前的“疆独”势力与某些中东国家的极端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敌对势力总部就设在境外。积极做好中东国家的工作，通过交流、对话等各种途径，帮助当地政府官员、学术界、传媒了解我基本立场和态度，无疑十分有利于我从源头上遏制或削弱那些敌对组织的猖獗活动，从而为我国开发大西北战略创造相对安全的外部条件，这已是研究中东问题必须顾及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尽管中东国家普遍承认我“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但是，台湾当局一直在加紧通过加强与中东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拓展所谓的“外交空间”，对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李登辉1995年的中东之行和此后台湾高层官员到中东的频繁活动，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台湾在不少中东国家设有代表处，一些国家也在台湾设有商务办事处。这种所谓“务实外交”长此以往将侵蚀我与中东国家的正常关系，甚至可能导致我国与个别中东国家政治关系的倒退，对我统一大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中东研究人员必须配合我对台工作，认真调研，协力同心对付台独分子，扎紧中东地区的“篱笆”。
除上述政治、经济、安全等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紧密相关的方面外，加强我国中东研究也是学科创新的时代必需。
我国的中东研究实际上是60年代才开始形成的，力量比较分散，此前的主要成果是翻译和资料汇编，研究人员去过中东或通晓英语或当地语言的人不多。近20年来，情况已有明显改观，中央部门、高校和研究单位都已开始重视对中东地区和国别的研究，发行专门的刊物，出版了不少介绍当地人物、事件、宗教、历史、民族等方面的著作和译作，也开展起了动态调查和分析评论，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距离现实要求，成为一门系统的以多学科为支撑的具有较为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一方面要根据我国家利益的需要，掌握及时的信息和资料，对形势的重大变化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和分析，另一方面也要有计划地做好基本历史文化的资料工作，构建中东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以期逐步形成社会主义中国的中东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