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 朱立才教授 著

朱立才个人简历

      1945年生于山东。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曾先后受教于马坚教授和纳忠教授。多次被教育部选派，前往阿拉伯国家从事文化教育合作达12年。回国后在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阿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和阿汉翻译理论与技巧，以中阿两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有多部翻译教程及译著问世。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力作
东方学园圃里的硕果
——《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序
朱威烈

    我与朱立才老师，是同学，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专业；是同行，毕业后都长期在高校执教；巧的是还同姓。虽一南一北，相距遥远，但毕竟有同师同业的纽带相连，容易沟通。我主编《阿拉伯世界》期刊20多年，有时能读到他的来稿；90年代中期，他与高彦德先生合作编写的《阿汉翻译教程》正式出版，也曾蒙他寄赠。我对他的总印象，是30余载潜心于语言教学与研究，不懈不怠，认真执着。只是平素见面不多，难遇长谈的机会。4年前，我赴埃及访问，他正在彼讲学，曾有意邀我稍聚，奈何日程排得甚紧，终于未能遂愿。回想起来，彼此间真正意义上的切磋论学，还是春节前他来电，嘱我看一遍他的新著《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之后，有过的几次交换意见对话。
    立才老师的这项研究，令我惊讶，也很感佩。近七八年来，我逐步转入了中东问题研究，尽管因为学外语出身，又一直在编杂志，对语言文化研究的动态仍较关注，但却不知道他已经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领域攻克了一道难关，完成了眼前这样一本约30万言的著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断产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这对我国的阿拉伯语言研究有明显的推动，导致了一系列专论阿拉伯语言的著述，如词汇学、修辞学、篇章语言学、风格学以及运用交叉学科文化语言学框架编写的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研究作品问世。现立才老师从他的教学实际需要出发，同时借用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知难——汉语、阿拉伯语都是世界上的难学语种——而进，锲而不舍，积多年孜孜矻矻的努力，贡献出了他对这项研究课题尽可能客观公允的描述和分析。这在我国和阿拉伯国家语言学界，都是第一次，其原创性实不容置疑。
    立才老师治学的勤勉周至，可从本书中窥见一斑。他在文化语言学著作一般均会论述的词语与文化、外来语、谚语与文化、人地名与文化、时间与文化、委婉语等内容的基础上，还结合汉阿语的共性、特点，论述了颜色词、动植物名、数字与文化等内容；他列出的参考书篇目，数量殊为可观，在论述时，也确实频频加以引证，虽说有“掉书袋”之嫌，偶尔也会使阐释落入程式化的窠臼，但他那种刻苦求索的精神和用心借鉴中阿双方已有学术成果所作出的不凡努力，却实在令人叹服。此外，他书中的例句例证，不少都是他在阿拉伯国家长期工作时日积月累搜集的，这与有的著作为证实自己论点机械照搬原版参考书中的词语、句式而不管其是否实用，要付出的精力和时间，自然大不相同，本书的应用性、丰富性等特色由此而凸显得格外鲜明。
    这里，我还想稍谈几句立才老师这本新作在我国东方学建设中的意义。我国毕业于阿拉伯语专业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在西方和阿拉伯国家，通常都被视为“东方学家”或“阿拉伯通”，虽然未必名副其实，但从欧美已流行数百年的东方学（Orientalism）或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涵盖的专业范围看，也大致相符。半个多世纪前，季羡林教授在北大创办东语系，其初衷在于培养通晓亚非国家当地语言文字、能解读各种经典文本并开展研究的人才。解放后随着我国与亚非国家交往的迅速发展，东语系培养涉外语言人才的任务成为时代急需，但东语系和其他设有亚非语学科的高校毕业生中，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仍始终在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并多有建树。
    当前欧美的东方学发展，似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和投入，大大增加；二是他们的东方学虽有变化和进步，但作为早期欧洲殖民主义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仍一如既往地在起作用。著名的美国东方学家萨义德（Edward W. Said）说：“当今的美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中东事务之中，卷入的程度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要深：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建议的中东专家深深陷入了东方学的泥潭而无力自拔。”原因是这些专家提供政策建议的根据，“只不过是东方学的老旧观念在政治领域的一种翻版”。在他们眼中，“伊斯兰教这一观念（或类型）永远是异端邪说的根源”；在他们的话语中，“穆斯林、阿拉伯人或任何其他次要民族都无法将自己确认为人类之一员”。终于，在90年代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理论应运而生。他的前提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其他文明也一样——就像一堵堵不透水的墙，其支持者从天性上说会竭尽全力将所有与自己相异质的文明排斥在外”。
    正因为此，我读立才老师的著作，也十分留心从东方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话语体系着眼，注意看他在描述、审视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各种范畴（交际用语、亲属称谓、委婉语、人地名等）时，是袭用西方那种与伊斯兰、阿拉伯的历史与传统相对峙的思维、意象和词汇系统，还是摆脱了为西方读者和消费者所设计的东方学话语，采用一种平等、宽容的而且也是言之成理的方式，去揭橥阿拉伯符号内在的规律和历史、民族、宗教、传统中的文化内涵。在这一点上，这本语言对比研究专著，不但完全不受欧美东方学陈规旧习的束缚，做到了从尊重、平等的视角出发，客观如实地选例、阐释和论证，而且坚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核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即通过他对书中的文化审视、文化观念、文化交流、文化内涵、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有关章节的陈述和分析，既归纳汉阿语言文化中的相同成份，也指明两者间的相异之处，以达到相互借鉴、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冲突、相互为敌的目的。贯串全书的这种话语，无疑反映了作者对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博学和熟谙，以及在与阿拉伯人交往中所持的与人为善的友好态度，这是符合我国东方学研究者们的主流方向的，在当前，这种中国特色尤其难能可贵，值得称道。
    有兴趣阅读、使用这本著作的中国攻读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和阿拉伯国家学习汉语的学生，以及从事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的专家、学者或爱好者，相信都能从中获得教益和启迪。我谨遥祝立才老师再接再厉，继续攀登，不断创新。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主编，约旦皇家研究院通讯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

 
序

赵金铭

 
     1977年，阴霾刚刚扫尽，学术研究的春天即将来临，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大师吕叔湘先生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所论虽限语法，却推动了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此后，文化热也随之鼎沸一时。文化语言学的著述甚夥，以至流派纷呈。语言文化对比的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然而热闹的背后，平心而论，系统、扎实的从事两种语言中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却似凤毛麟角。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煌煌大作《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书。书中全面、深入地探讨汉语阿拉伯语两种语言所蕴涵与体现的文化因素，立意新颖，内容有趣，启迪智慧，实在有用。
    我国晚近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中西交流史领域，大多将眼光投在中华民族与泰西诸国语言比较与文化交流研究上，而对西亚、北非众多的阿拉伯国家以及该地区所通用的阿拉伯语及其所负载的独特文化，却鲜有关注，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的问世，堪称筚路蓝缕，导夫先路。然而，如果回顾历史，情况又当别样。中国与阿拉伯地区虽相去万里之遥，古代交通不便，环境恶劣，但两个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远在盛唐时期，当时的中华文化已独步世界。阿拉伯人的先知、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对此极为赞赏，他说：“追求学问，哪怕远到中国。”据史书记载，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即阿拉伯民族）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正式与唐通史，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147年间，大食派往中国的使节多达三十次以上。在友好交往之中，不少阿拉伯人来中国之后，便久居不返，他们购置宅邸，开设店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与中国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情同国人。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位大名鼎鼎的人来。
     大约在七百多年以前，元朝有个著名的回回诗人萨都剌，写了首脍炙人口的词，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其中“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句，直至晚年，萨词仍是他过眼诗文中的赫赫者。萨都剌，何许人也？乃西域回族答失蛮氏人也。从姓氏看其祖上当为阿拉伯人。萨都剌，是阿拉伯语sa’dullah的对音。在阿拉伯文中“萨都”义为幸福，“剌”义即真主，整个名字便取“真主赐福”之义。而汉人的习惯，一般来说，人名与其表字，往往语义相关。萨都剌字“天锡”，恰好与其阿文姓原义相符。后来，内地的萨姓皆萨都剌之后裔。
    再看物证。1965年在泉州发现一块用汉、阿两种文字刻写的石碑。阿文是“穆斯林公墓”、“埃及”、“安拉”等字样，中文则是“蕃客墓”。值得注意的是，刻在石碑上的“蕃客墓”三个字，错了两个。“蕃”刻为“”，“墓”刻为“ ”。一般说来，汉人刻在石碑上的碑文是庄重严肃的，这样简单的文字是不会刻错的。只能说明它是出自外族人之手。据考定，墓中亡者生前是宋、元时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
人事往来，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和融合。有人把语言中的借词称作外来文化使者，不无道理。
    在今天汉语所说的药材“葫芦巴”、“没（末）药”，名贵的宝石“祖母绿”（即翡翠），能言的“八哥”，以及中国古书中所提及的“齐墩果”（即油橄榄）、耶悉茗（即茉莉花）、祖剌法（即长颈鹿）等，都是源自阿拉伯语词直音译法，今人多已不知。而阿拉伯语中“茶叶”一词，音近汉语北方话的“cha”，这自然是从丝绸之路传过去的。显然不同于由海上“香料之路”传入欧洲的“茶”的读音，因为那是汉语南方方言“茶”的读音。在阿拉伯语中“磁器”则与“中国人”为同一词根。这些都已成为两族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迹。
    从初唐开始，中阿两个民族的往来时断时续，不绝如缕，持续了七八百年，直至16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坚炮利舰轰断了这种联系，往来逐渐稀少。然而，历史总有遗迹。我国西北大漠荒原中至今依稀尚存的古代丝绸之路，蔚蓝大海上抹不去的“香料之路”，都留下了两个民族在古代交通阻塞、路途险恶的情况下，艰苦跋涉的足迹。时光流逝，至上世纪中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阿两个民族的传统友谊，继往开来，日益密切。随之语言的沟通也愈显重要。无论是阿拉伯人学习汉语，抑或是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都会遇到因不同民族语言中的社会、宗教、习俗等文化因素引起的交际障碍。消除障碍，使语言交际得以达成，研究实属必要。
     著者朱立才，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曾受教于马坚教授。毕业后在阿拉伯国家工作了十二个寒暑，对阿拉伯历史及社会风情多所了解。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从事汉语教学，特别是对阿拉伯学生的翻译课教学，深知阿拉伯人学习汉语的特异之处及其难点。各种语言文化现象蕴蓄于胸，深感两种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对比研究之重要，于是在教学之余，旁搜博引，多方请教，并查询大量的文献资料，倾数年之功，积沙成塔，终成鸿篇巨制。作者虽云乃尝试之作，但却是选题新颖，主论坚实，材料宏富，分析入木，切合实用，是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中的难得佳作。
    书中所呈现的如下特点，值得提及。
一、有理有据，立论坚实
    作为内容庞杂、篇幅不菲的大部头著述，必须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方显厚重、稳妥。本书以现代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理论为指导，虽不作高深的理论探讨，然而在对语言材料的梳理归纳和分析对比之中，字里行间，却透着理论的深度。这就是说，“某一民族的某种文化现象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有所表现，或者倒过来说，某一民族的语言里有某些现象可以表示这个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吕叔湘，1988）吕先生的经典阐述，道出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其实，一种语言的历史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词汇的历史最能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之变化。
    本书正是围绕着汉阿两种语言的词汇，充分揭示词义内涵所辖的文化深义，虽也涉及语句结构，但主要还是就交际用词、词的命名、词义的广狭、词义的对称不对称、词的褒贬色彩以及人名、地名、亲属称谓等展开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正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罗常培，1950）就从汉阿两种语言中的外来词来看，也符合这种理论的思考。罗常培又说：“中国和其他民族间的文化关系几乎可以从交互借字的范围广狭估计出个大概来。”（罗常培，1950）本书特别注意到汉阿两种语言在吸收外来借词的方法上有同有异。或同或异，皆有其文化上的渊源。同者，都使用音译，比如汉语中的“三明治、威士忌、荷尔蒙、沙龙、桑拿、凡士林”等，阿语亦如是。汉语中有“色拉油”“曲奇饼”这样的半音半意词，阿语中也有，如“警察、复写纸”，但要少得多。不同者，阿语中音译外来词要大大多于汉语。这是因为汉人不愿意看到由意义上毫无关联的汉字堆积起来的音译词，如曾经有过的“德谟克拉西”。故而寻求自己的特色，如在词前加“洋”、“番”等，这自然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联。此外，又与汉字具有表意功能有关。汉语虽也使用音译，但因采用既接近外来词的发音又尽可能地表达原词意义的汉字，使人读后产生相关联想，似乎可以“望文生义”，如“味美思（酒）、的确凉（布）、维生素（药）、香波（沐浴）、迷你、浪漫、幽默、可口可乐”等。
二、内容充实，材料宏富
  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书中从汉语和阿拉伯及其文化特征入手。那就是：汉语与农耕文化和儒家传统相关，阿拉伯语与游牧文化和伊斯兰教相连。这真可谓找准了切入点，由此铺陈展开，将比较的内容置于一个广阔的范围内，涉及到社会、宗教、民俗的方方面面，不尚空谈，由材料说话，可说“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胡适语）比如，阿拉伯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喜欢夜晚，这是由于他们生活的沙漠环境所决定的。夜晚使他们避开了灼人的太阳，得以享受凉爽宜人的微风。在阿语中“太阳”有29个名称，而“黑暗”则有52种说法。可见人们对夜晚观察的细密与发自内心的钟爱。阿拉伯人惯于长夜聊天，有一系列与“夜谈”有关的词汇。商队多于夜间行走，因而又有一批与“夜行”有关的词汇。阿拉伯人叫“塔立克”的人很多，塔立克即“夜间造访者”。这类与夜晚活动有关的词，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可以说，众多的与沙漠有关的词汇，构成了阿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色之一。
在确立文化特征基础上，进而多方探讨汉阿两种语言的文化词语。在语言教学上，要特别注意两种语言词义的对应与不对应情况。比如“羚羊”在汉人心目中会想到其角可入药，而在阿语中却喻“漂亮的姑娘”。此外，诸如从两种语言的委婉语看传统文化的遗留，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与社会演进，从颜色词看文化审视，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及社会图景，从姓名看宗教信仰，从时空词语看文化取向，从造词心理、句法结构看民族的思维方式，林林总总，内容广博，材料翔实，例句丰赡，嘉惠学人，十分有用。
三、分析比较，鞭辟入里
    本书着意于两种语言中的文化因素的对比研究。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一比较就会发现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彼此不同，第二种情况是此一彼多或此多彼一，还有一种情况是此有彼无或此无比有。”（吕叔湘，1977）本着这种科学的划分，书中对两种语言作了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汉语中有大量的反映农耕、丝织等中华文化传统的词汇，阿语中却多畜牧与沙漠环境的词汇，中国是农耕大国，有关农作物及种植的词汇很多，仅《说文解字》中“禾”字旁的字有102个，“米”字旁的字有44个。自古蚕业、丝织就很发达，甲骨文中从“糹”、“絲”的字共有100多个，《现代汉语词典》中“糹”字部首的字有300多个。阿拉伯语词却是另一番风光。据统计，阿语中目前仍在使用的描述各种羊的名称不下20个，而骆驼及与骆驼有关的事物名称5644个。阿语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用来特指驼、牛、羊三种家畜，另有一个词，专指“驼、牛、羊的粪便”。阿拉伯人对风的观察也很细致，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放牧活动，他们能分辨出各种不同的风，并一一给予命名。
    宗教的影响，更是渗透于各个角落。我们常听到穆斯林们从内心发出“万物非主，惟有真主”，“无能为力，只靠真主”，“以大慈大仁的真主的名义”，在穆斯林看来，一切行为都应顺从真主的意愿，所有的事都要奉真主之名。而汉人的口头禅则是“天哪”、“老天爷”，顶多再说“菩萨保佑”。又比如阿拉伯民族遵奉“以右为上”，也有其民俗与宗教的渊源。分析对比汉阿两种语言词汇的异同，就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习俗带来了特殊的词语，以下再举几例，以示对比：
　　　　　　　汉  语　　　　　　　     　  阿  语
　　　　　　　重阳节　　　　　　　　　惠风节
　　　　　　　梅　雨　　　　　　　　　热　风
　　　　　　　作　揖　　　　　　　　　吻　手
　　　　　　　京　剧　　　　　　　　　腰刀舞
　　　　　　　旗　袍　　　　　　　　　面　纱
　　　　　　　花　轿　　　　　　　　　驮　轿
　　　　　　　洗　三　　　　　　　　　七日庆
    通观全书，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作者从语言事实出发，搜罗语料殆尽，然后爬梳剔抉，比较分析，找出其中的异同，从中再紬绎出汉阿两种语言的词汇之所以存在、发展、演进的社会文化理据。“一方面将语言现象置于文化背景中去分析，从汉阿两民族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剖析某些语言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反过来，又从语言中窥探两民族不同的文化心理。”（《前言》）书中秉承这一原则，分析入木，言之成理，从语言材料里挖掘文化底蕴，令人信服。
四、雅俗共赏，注重实用
    本书文字流畅，雅俗共赏，极具可读性。说到其实用价值，约略有三：一曰直接服务于对阿拉伯人的汉语教学和对中国人的阿语教学。甚至可以说作为二者的语言辅助教材，亦不为过。其作用是，帮助他们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提高其语言文化素养，拓宽视野，丰富知识。二曰对对外汉语教学和对中国学生的阿语教学的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测试题目选编以及供学习者使用的工具书编纂，均有参考价值。甚至可直接从中选取有关材料，作为语言文化教学的内容。三曰可为中外文化交流，汉阿两种语言的翻译，提供可选取的视角，揭示有用的素材，启迪人们从跨文化对比方面进一步地深入进行研究。
    总括上文，可用四句话概括全书：理论厚重，材料弘富，分析入理，平实致用。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也并非十全十美。该书在框架编排上，尚略嫌松散。对一些语言现象的分析，有些还可进一步深入，对一些语言材料的解释也不无可商榷之处。这些均属白玉微瑕，瑕终不掩瑜。语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于是，“知人论世”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与朱君相识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共事于70年代初，至今相知相交三十余年。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在国外工作时朝夕相处，“共饮一桶水，共食一桌饭”外，回国后并不在一个单位，之间的过从也就谈不上密切。然而，在我心目中朱君好学深思，广为涉猎，知识面宽，聪颖睿智，悟性极好，对汉语、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均有相当修养。那年头儿，因需要，我也曾沉浸于阿拉伯语中，几易春秋，但终因浅尝辄止，不成气候。然而，对于古老的阿拉伯语及其所负载的悠久灿烂之阿拉伯文化，虽不能致，心向往之，依然不能忘情。朱君书成，嘱我先睹，现就我所读所获，聊抒浅薄。
    是为序。
参考文献
吕叔湘，1977，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集
吕叔湘，1988，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第４期
罗常培，1950，《语言与文化》，1989年语文出版社再版
毛泽东，1949，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毛泽东选集》第4卷
赵金铭，1980，古代中国的阿拉伯侨民，《社会科学战线丛刊》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