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苏联最初的交手就是围绕着苏联在伊朗北部的驻军问题。1947年，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美国总统杜鲁门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特别援助，以此来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新时期的到来。”[2]（P122）二战后长达40余年的冷战起源于中东，并非偶然，中东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能源一直是列强控制和争夺的目标。美国在中东的基本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既已确立，“美国主要是对该地区的资源、对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输送石油感兴趣。为此目的，美国需要维持中东地区的秩序和稳定，也需要在该地区销售外国商品”。[1]（P336）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对于中东所具有的霸权野心，一方面，要保持中东作为西方廉价能源的提供者和西方产品的倾销地；另一方面，要按照美国的利益维持美国所需要的“秩序和稳定”。为了这一目的，美国不惜多次出兵中东，干涉中东国家的事务；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美国在中东长期偏袒和支持以色列。

马丽蓉教授的《霸权语境》一书，以五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的霸权在中东的具体体现，涉及到以耶路撒冷问题为核心的巴以冲突、美国借“9•11”事件发动“反恐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推行双重标准以及阻碍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合作等多个领域。
上述这些领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巴以冲突是中东长期动荡的一个根源，也是西方插手和控制中东的重要手段。正如马丽蓉教授在《霸权语境》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是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考虑，在中东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一贯坚持“褒以贬巴”、“袒以压巴”。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二战后在阿拉伯世界蓬勃发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受到重挫，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核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迅猛发展。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个事件，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借海湾战争之机在沙特阿拉伯驻军，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利益在很多地方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接对撞。“9•11”事件之后，美国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造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大战略。一方面，美国打出“反恐战争”的旗号，先对准落脚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政权，随后提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理论，将目标锁定伊拉克，并借口伊拉克支持“基地”组织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美国提出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对中东地区的政治体系、社会文化形态和生存方式进行美国式的彻底改造。但是，正如《霸权语境》第十一章《美国“双重标准”与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之解决》所指出的，美国事实上在包括核问题、巴以问题、民主化等问题上所采取的都是双重标准，其背后的真实动机并非如美国自己所说是推广普世价值，而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地缘、能源、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对中东进行全面控制。

难能可贵的是，《霸权语境》一书将中阿关系的发展放在西方的霸权和霸权语境中进行了考察。“中国威胁论”和“好战而恐怖的伊斯兰”在西方的政界、军界、媒体乃至学术界都不乏鼓吹者。这充分说明，西方所谋求的是一种全球霸权，是在全球的视野来全面追求这种霸权。西方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和强大的软实力，将非西方的各种文化根据自己的需求描述成种种可怖而丑恶的模样，并将这种扭曲的形象在非西方的各个文化之间传播，以此来对之进行分化甚至挑拨。作为其结果之一，“中国形象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模糊的，阿拉伯-伊斯兰形象在中国也是不清晰的。”[3]（P244）从1956年中国和埃及建交算起，在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但是彼此的形象仍然如此模糊，一些彼此之间扭曲、消极乃至负面的印象和概念仍然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因此，将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放在西方霸权和霸权语境的背景下进行深入考察，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洞见，有助于在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构建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4]（前言P3）霸权不仅是一种对于权力的争夺，它必然表现为对叙事权的争夺，也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话语霸权是霸权的必然要求，离开了话语霸权，霸权就无法成为真正霸权；没有霸权的依托，话语霸权则缺乏存在的现实基础。《霸权语境》一书正是深刻领悟到霸权与话语霸权之间内在的共生关系，从而将对西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霸权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其争夺话语霸权的研究。

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研究是贯穿《霸权语境》全书的主线，而该书第一和第二两章则是对于西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话语霸权的概论性探讨。在传媒领域，“当今国际传播的总体格局基本是被西方的国际性传媒集团所垄断，非西方或非英语国家的传媒则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3]（P11）“失衡的现状自然产生了迥异的传媒影响力，最终导致了西方传媒语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畅行无阻。”[3]（P15）在这种总体格局下，在中东地区而言，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自己强大的硬实力大力推行话语霸权，而处于弱势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则显得宣传力度明显不足。

在媒体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首先是大力拓展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宣传攻势。美国之音加强了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的广播，英国广播公司加强了普什图语和波斯语的广播。美国政府秘密资助阿富汗境内的30多家电视台，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境内免费派发袖珍收音机。为了加强宣传，美国还特别创办了电台、电视台和杂志。其次，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美国大力丑化和妖魔化伊斯兰，与此同时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和“解放者”。“9•11”事件之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而美国通过强大的传媒影响力，将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在剥离了所有的历史背景之后，美国把自己塑造成“恐怖主义的无辜受害者”，而对于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霸权行径则往往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在丑化伊斯兰世界的基础上，美国将自己塑造成“解放者”，通过反复播放伊拉克巴格达街头推倒萨达姆塑像的画面强化这种“解放者”的形象。其背后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即美国“是全世界错误的纠正者。它不分地点、不惜代价地追杀暴君，保卫自由”。[4]（P3）再次，美国在这场针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媒体战中采取了各种非常手段。美国曾经试图收买伊拉克逊尼派宗教学者来为驻伊拉克的美军做宣传，甚至不惜花费重金收买伊拉克报纸刊登“好消息”。美国之音因为播出了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访谈，相关负责人被撤职或引咎辞职。“半岛”电视台因为播放有关英美联军的负面画面而遭到压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关注西方话语霸权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丑化和压制的同时，《霸权语境》一书也没有忽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抗争。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之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并非无所作为，“半岛”电视台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打破了西方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声音传到世界各地。通过对阿富汗战争的独角报道和多次首播本•拉登的讲话录音录像，“半岛”电视台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都从“半岛”电视台购买新闻和图片。2006年，“半岛”电视台还开播英语台，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独特视角向英语观众报道、分析和解读国际问题。

《霸权语境》一书并没有停留在霸权导致话语霸权的单向度层面上，而是进一步研究话语霸权对霸权的逆向作用。在“9•11”之后，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主导力量。“如果新保守主义派在伊拉克战争一事上以一种旨在主导政治话语的策略为基础的话，那么实施这种策略需要持赞同态度的新闻机构的配合，以便形成美国公众的总体意识中的战争报道。”[5]（P151）这种意图的成功实施有赖于传媒大王默多克所拥有的庞大传媒帝国，他所拥有的福克斯电视网成为新保守主义传递有关妖魔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信息的重要媒体。默多克在20世纪90年代与新保守主义走在了一起，他与以色列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其传媒帝国报道国际问题立场的决定性因素。而恰恰是默多克所控制的大量媒体力量所持的亲以色列立场，在塑造美国对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个角度上讲，虽然不能断定是话语霸权决定了霸权的目标、对象和方式，但确定无疑的是，话语霸权与霸权之间至少存在着某种共谋的关系。

霸权、话语霸权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了《霸权语境》一书的总体理论平台；而西方话语霸权对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妖魔化、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土力量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抗争以及这种控制与反控制背后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动因，则构成了《霸权语境》一书立论的基本框架。

从“东方主义”到“遮蔽的伊斯兰”

在西方的霸权和话语霸权背后，是萨义德所揭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集体文化心理。其基本的表现是“假定了一个一成不变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东方”。[6]（P125）一种凝定的、永恒不变的影响被赋予了以中东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这样的东方主义观念“泛滥于媒体和公众头脑之中。比如，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子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他们不劳而获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亵渎”。[6]（P142）《霸权语境》在第一章最后一节集中讨论了西方对于阿拉伯-伊斯兰形象进行构建的历史。阿拉伯-伊斯兰在西方被定位为“负面的定型形象”。[3]（P25）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人被视为以色列和西方的扰乱者，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建国的障碍；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人被视为无力和易败的，因为大片的阿拉伯领土被以色列占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人被视为掠夺者，因为他们拿起石油武器，使西方爆发能源危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穆斯林被界定为原教旨主义者；“9•11”事件之后伊斯兰又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

正是在这种集体文化心理的支撑下，在西方形成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伊斯兰研究范式，即伊斯兰特殊论范式和伊斯兰即恐怖主义范式。伊斯兰特殊论研究范式的核心理论即在其他地区适用的方法和规律在涉及伊斯兰和中东地区的时候都不适用。著名东方学家吉勃（Hamilton A. R, Gibb）认为变革即是对伊斯兰的背叛。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认为伊斯兰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由于缺乏“求知欲”，而这种缺乏是先天性内生于伊斯兰的。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是将某些先天生成的、永不改变的本质赋予伊斯兰和中东，使其永远与西方处于对立之中。伊斯兰即恐怖主义范式的核心是把伊斯兰描绘成本质上是与暴力、好战和恐怖主义相联系的，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使用了诸如“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样的小标题，认为“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7]（P288）亨廷顿认为20世纪末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并给出了三个原因：（1）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2）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3）穆斯林的“不相容”。“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7]（P299）尽管亨廷顿进一步分析了外来侵略、内部分裂和人口爆炸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但是无疑，好战和不相容等因素导致的冲突和暴力倾向已经被他视为伊斯兰的“天然属性”。

针对西方“东方主义”心理下的研究范式，《霸权语境》深刻地指出，“苏联解体后，西方的传媒又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在东方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邪恶帝国”。[3]（P240）“东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塑造出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且始终不变的“他者”，西方霸权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构建出一种权力关系，即西方控制东方。而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关系，西方霸权又必须利用话语霸权将东方始终描绘成与自己截然不同且始终不变。因此，才会有了伊斯兰特殊论范式和伊兰斯即恐怖主义范式这样给伊斯兰贴上先天存在的负面特性标签的研究范式。

不仅如此，《霸权语境》还深刻发掘了“东方主义”的另外一个比较隐秘的层面。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指出，“东方主义想像的病理学基础在于两种同时并存的要求：西方男性对于东方的神秘感和性事的个人要求，以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教导和控制东方的集体目标”。[8]（P2）齐亚乌丁•萨达尔进一步分析指出，“西方精神内的性愉悦通常与东方的罪孽观念相联系，在天主教精神中，完美的生活是禁欲的，性通常带有罪孽和诱惑的暗示。于是，性扮演了东方主义宗教基础之角色。西方凝视下的东方，充满了异国情调的、罪孽的、性的愉悦，所有这一切都掩盖在一种古老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传统中”[8]（P10）。正是在这样的“东方主义”心态下，西方在妇女问题上歪曲和丑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将之描绘成绝对的男权和父权统治的世界，妇女因为多妻制、男性休妻权和长袍面纱而受到歧视和压制。在《霸权语境》第三章《最敏感的传播话题：伊斯兰妇女问题文化辨析》中，马丽蓉教授逐一辨析了对伊斯兰妇女问题的种种误读，并探讨了西方语境中“伊斯兰反妇女”论的成因。正如外交部前副部长杨福昌先生在《霸权话语》序言中所评价的：“作者没有回避西方特别关注的伊斯兰妇女权利问题，而是深入地予以探究，指出西方在此问题上的偏见所在。这一一个敏感问题，虽然在伊斯兰国家由于传统思想及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开放程度不及西方国家，但也有不少穆斯林妇女从政……西方传媒对此往往予以淡化，甚至不能历史地看待此问题，而只强调其不足的一面。但作者却引经据典，令人信服地说明，《古兰经》所规定的妇女权利，向对于蒙昧时期的半岛妇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3]（序P2）
在1978年出版了《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后，萨义德于1981年又出版了《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简称《遮蔽的伊斯兰》，1997年该书出版了增订本。在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矛头直指“阿拉伯人、穆斯林与恐怖主义之间全属捏造的关联性”，[9]（新版绪论P54）并尖锐地指出，“人们经由媒体所得知的伊斯兰教，不是挑衅便是侵犯，这些媒体将原因归咎于‘伊斯兰教’的本质，抹煞忽略了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换言之，遮蔽的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单向片面的行为，对‘我们’的所做所为视而不见，反而强调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有严重缺陷的本质”。[9]（新版绪论P65）在这一切背后，是政府、学术界和媒体的共谋关系，它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对伊斯兰进行妖魔化。

如果说从霸权到话语霸权代表了西方对整个非西方世界的霸权逻辑，那么从“东方主义”到“遮蔽的伊斯兰”则体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特殊霸权心理和战略。

认同政治

对霸权与话语霸权的讨论，必然发展到对认同问题的思考。亨廷顿在提出“文明冲突论”后，其逻辑的必然延伸就是探讨“我们是谁”的问题，因为如果照他所说，冲突将沿着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展开，那么文明的冲突必然要求亨廷顿说明，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西方文明赖以划分“我们”和“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在这种研究理路之下，《我们是谁》（Who Are We?）成为他2004年新著的标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亨廷顿认为，美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那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大多数的美国人，不论其亚文化背景如何，均共享这一主流文化”。[10]（P51）亨廷顿明确指出，对美国特性内在的挑战是西班牙裔移民的大量进入，这对于美国特性的保持是危险的；而对于美国特性的外在挑战对于这种特性的维持可能是有益的，而且“伊斯兰好战分子成为美国21世纪的第一个敌人”。[10]（P219）亨廷顿的理论并不新鲜，因为在美国早就有所谓“WASP（白色人种-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徒）”的概念，亨廷顿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之视为美国文化的根本属性，并在对内和对外的层面分别与西班牙裔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处于冲突和对抗的状态。

事实上，亨廷顿并不是“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是伯纳德•刘易斯在1990年的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 of Muslim Rage）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概念，该文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9]（P241）亨廷顿受到伯纳德•刘易斯的启发，对“文明冲突”的概念加以进一步阐发，从而提出了系统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是来自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研究领域得出的观点。循着这个逻辑，在《我们是谁》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痕迹，在将伊斯兰世界锁定为美国国家特性的外部敌人之后，他阐述了伊斯兰世界敌视美国的原因。“穆斯林对美国有敌对情绪，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支持以色列。更深的原因则在于对美国的实力感到恐惧，妒忌美国的富有，怨恨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盛气凌人和剥削他人，敌视美国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将其视为穆斯林文化的对立面。这样一些态度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学院和其他学校中得到传播，而且得到沙特政府和另一些伊斯兰国家政府以及从东南亚到北非的一些个人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10]（P300）在这里，美国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霸权以及利用话语霸权丑化和歪曲伊斯兰形象的种种行径被轻松地一笔带过，而过错似乎在被美国霸权所控制和霸权话语所丑化的伊斯兰一方。

恰恰是针对这样一种偏见，《霸权语境》在第十章中回顾和分析了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失落感的形成。在近现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遭到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在当代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又有被边缘化之势，这与伊斯兰教作为三大一神教中最后的天启宗教的宗教自豪感和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滋养的文化自豪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现实当中，当代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面临着发展遇到障碍、内部分化和国际上遭受打压的不利局面。精神层面的失落感和现实层面的不利局面，成为催生极端思想和激进活动的温床。从历史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在中东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争夺霸权和对之强加话语霸权的结果。

正是心理上的失落感和现实中的困难，引发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认同危机。《霸权语境》在第九章中分析了这一危机，认为美国的霸权压制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排他暴力倾向”是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认同的最大挑战。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手段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空前缩小，人员流动频繁，在西方出现了日益扩大的穆斯林移民社团。移居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的认同需要增加，而西方国家的本土居民也在新移民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思考着自己的认同问题。社会经济地位差别、文化差异以及认同需求的增加，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丹麦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地制造出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霸权话语》在第六章考察了伦敦大爆炸所引发的对相关问题的反思。

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将“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定义为“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11]（P18）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理解，没有哪个人可以对这种“民族认同”加以抛弃，因为那就意味着抛弃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而离开了历史和文化的人可能也就失去了人的基本含义。但是萨义德却似乎对认同持一种消极的态度，他认为认同是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正是在固定、清楚、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我们”与“他们”的观念的基础上，帝国主义确立了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地位。[4]（前言P21）但进一步的解读可以发现，萨义德所反对的只是把认同理解成封闭的东西，他并不反对那种变动性的、承认人类之间相互交流与分享的认同。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安东尼•史密斯在其理论体系里加以承认的，他在其“民族认同”定义里强调了认同的保持与变化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关联。因此，将认同从静态转变为动态，从封闭转变为开放，是打破“文明冲突论”与“我们是谁”铁笼的唯一选择。

正是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霸权语境》一书讨论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的重构问题，提出了三点构想：（1）将国家认同置于宗教与民族认同之上，或者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术语表述为，将民族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置于宗教认同（religious identity）和族裔认同（ethnic identity）之上；（2）在“和而不同”的哲学基础上对待其他文化，以此来消解排他性；（3）可以借鉴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经验，在文明多元性的基础上思考认同问题。[3]（P268-278）马丽蓉教授事实上是将认同问题放在世界多元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加以讨论的。离开了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认同只能越来越狭隘和偏激，最终走向“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架构下，马丽蓉教授在《霸权语境》的结尾处以专门一章讨论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问题，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反恐战争”硝烟四起的现实中，对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仍然寄予深厚的希望。
马丽蓉教授的《霸权语境》一书沿着从霸权到话语霸权再到认同的逻辑思路，辅以对西方“东方主义”心理状态的分析，对西方霸权语境之下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该著作综合了传媒理论、国际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敏锐把握住了国际学术界关于宗教问题和认同问题的研究前沿，为中东研究和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视角。当然，作为一本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其中也有一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推敲和商榷。但是，瑕不掩瑜，马丽蓉教授的《霸权语境》一书在中东研究和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她的辛勤耕耘之下，必将有更多开创性的著作把中国的中东研究、阿拉伯-伊斯兰研究这个园地装扮得更美好。

霸权与话语控制
——评《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
叶 青
（1975年生，上海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近读马丽蓉教授的力作《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一书，颇有所感。本书从媒体传播这个角度出发剖析西方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这一当代国际政治中热点话题，观点较为新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立论基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强大的硬实力的支持下，通过其手中掌握的强势传媒力量，主导了当前全球舆论的议程制定权，使全球的话语体系为美国的利益和霸权服务。正在这这种大的背景下，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误导和歪曲。“国际政治不平等与国际传媒不民主，两者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 因此，本书的任务就是正本清源，还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以本来面目。本书选取了几个关于阿拉伯——伊斯兰问题在国际传媒中的几个典型例子，如伊斯兰妇女问题，巴以冲突以及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等，通过个案的研究来对其论证其观点。

在研究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现象的时候，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将伊斯兰教绝对化，以西方的对立面形象示人。在现代主义的语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系统的主导下，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或无意地歪曲了。在主流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对伊斯兰现象进行描述的时候，往往存在着许多类似的问题，如有选择性地挑选事实、以偏概全、望文生义或者说是断章取义等，最终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被拷贝过的“二手现象”。经过西方媒体包装后的伊斯兰形象迎合了西方人对伊斯兰的一种想象定式，而不论其是否符合现实。这大大有助于创造一种“野蛮”或是“落后”的模式化的形象，在电影电视中充斥着疯狂的大胡子毛拉和举着步枪的蒙面的圣战者的图像，并作为一种伊斯兰的文化符号被固化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在研究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伊斯兰现象时，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倾向于从伊斯兰教的文本渊源中寻求解答。他们将那些对国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的伊斯兰现象简单地归咎于伊斯兰文化的落后与保守，将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指责的矛头直指伊斯兰文化本身。他们的结论是伊斯兰教不能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需要，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他们的描述和阐释中，伊斯兰教和政治的关系被模式化和类型化，呈现出一种极其刻板和僵硬的面目。在这种解读之下，伊斯兰教往往被但视为对西方稳定的一种威胁，伯纳德•刘易斯曾在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西方在伊斯兰世界面临着“超越了问题、政治和政府的层次的一种情绪和运动，这决不亚于文明的冲突，是一个历史宿敌对我们犹太—基督教遗产、我们的世俗今日以及此两者的全球扩张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肯定是有着历史意义的。”

这种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在当前国际传媒和学术界中的文化霸权和现代化/世俗主义话语体系的产物，并为西方的利益和政策所服务。著名学者赛义德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东方学”，将它“视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投射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愿望” 。在他看来，“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不是对某些试图颠覆‘东方’世界的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的表述和表达。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最首要的，它是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力决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 赛义德从文本批判的态度来解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揭露了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赛义德尖锐地指出，东方学的缺陷在于“它不仅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而且认为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东方学描述东方和书写东方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东方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所有时期都仅仅被视为对西方的被动回应。西方是积极的行动者，东方则是消极的回应者。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审判者。”
赛义德的观点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事实上，伊斯兰和西方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平等和实力的不对称与伊斯兰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马丽蓉教授提出了西方霸权语境的五个特征：居高临下的话语态势；单向度的话语流程；武断臆造的话语内容；二元对立的话语立场；话语制约的话语目标。 所谓的文化霸权，指的是通过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认知，使受众将媒体灌输的观念不知觉地内化为自觉自愿的认可和赞同。这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而是伴随着现代化和西方化长时间的渗透和影响，在不对称的发展和传播中产生的。马丽蓉教授认为，“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基本认知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国际传媒的新闻报道，尤其是那些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西方主流媒体。因此，西方主流传媒对此问题的确认与传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们既可充当一般传播中介的角色，还可对此问题的一种‘定型’甚至‘定性’的作用，其报道的议题和方式都会影响国际舆论和国际受众对此问题的评价和定位。”

虽然西方媒体一贯标榜自身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是实际上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式的傲慢和偏见以及美式的双重标准仍然并不鲜见。尽管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来源的渠道日趋多元性，但是在庞大的媒体力量面前，普通个人的选择性其实并不大，媒体往往能够通过选择合适的话语来确定议题的正义性，对此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曾经撰写了一系列的书籍和文章，揭露这种媒体的欺骗性。乔姆斯基在《恐怖主义的文化》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国内文化和话语体系是为美国的强权服务的，其目的是为美国的霸权行径披上伪善或“价值中立”的新衣，因此，当前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讨论基本处于西方一边倒的语境之下，乔姆斯基从美国国内文化的角度对这种话语体系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在《海盗与君主》一书中，乔姆斯基以海盗与君主作喻反讽美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揭示了其背后所隐藏的话语霸权。乔姆斯基认为，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通过控制人民的思想来确保公民服从，这是一种更为巧妙的操作，需要学术界和传媒界的配合来创造一种社会的民主共识，任何偏离官方政策的异端都是不被允许的，以此将美国及其附庸的政策和行为合法化。乔姆斯基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霸权在话语层面上的应用。美国的霸权有赖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有赖于美国宣传体系的有效配合。

西方通过软性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通过不对称的发展和传播在国际社会生成西方式的伊斯兰观，在潜移默化中使西方民众和国际社会其他的大多数自觉自愿的认可赞同这种观念。与乔姆斯基一样，马丽蓉教授也揭示了美国政策背后的双重标准，“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发达经济及文化优越感，尤其是强势的传媒技术和先进的语言优势等是构建霸权话语的外因的话，而西方的政治家、学者和传媒的苦心经营则是构建霸权话语的内因。在内、外因相互作用下，共同制就了一个有利于西方大国的舆论环境，其宣传策略是从新闻语境和人文语境中剥离出政治语境，破坏了国际政治的民主性，西方霸权语境便统驭全世界。” 
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威胁论在国际政治舞台重新抬头，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西方对“绿祸”的恐惧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欧洲和美国本土穆斯林数量的急剧上升，西方和伊斯兰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意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不管对于西方还是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如何处理与对方的关系都不仅仅是一个外部问题，而是与自身内部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正确理解相关的伊斯兰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并没有止步于仅仅探讨西方语境中的阿拉伯问题，而是将研究进一步引申开来。作者认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同样面临着国家形象被西方传媒扭曲的问题，这种歪曲阻碍了中阿合作的开展。“因此，清理西方传媒语境中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被臆造的历史过程、表现特征及其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进一步澄清‘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恐怖论’等问题真相，尽快清除中-阿文化沟通中的强权干涉，以儒、伊文明的进一步沟通来促进中-阿之间的务实性合作。”  尽管西方传媒对中阿合作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是作者对中阿合作仍然表示乐观，并对中阿合作和文化安全策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应对之策，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且，作者在对西方霸权语境的危害性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强调并呼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构建：“假若政治家能积极斡旋于共同谋求政治多极、经济一体和文化多元，学者能努力致力于异质文明建的沟通理解与互补共荣，传媒能始终坚守于营造真正民主和自由的舆论环境，人类才有可能最终赢得持久的和平。”

序

杨福昌
（1932年生，河北人，中国中东学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科威特、埃及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

    试看今日之世界，有哪一个地区像中东这样，集政治、经济诸多矛盾于一起，牵动着大国利益、地区安全、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全球基本处于和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东一些国家的形势仍动荡不安，同大形势相比，不但搭不上全球化的列车，更谈不上如何集精力于发展，奋斗求富强，疲于应对大国压力，人民但求温饱无虞。
    《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一书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研究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文化的视角，旨在研究传媒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传媒为武器，宣传自己、争取民心，贬低对方、削弱其斗志，这是自古以来敌对双方常用的伎俩。只不过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消息传播之快、受众之广、影响面之大更非往昔可与之比拟。在传媒较量中，美欧等西方国家又处于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难望其项背。首先，本书作者敏感地抓住这一现象，深入剖析中东地区和国际上涉及伊斯兰教的诸多问题，介绍了西方传媒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分析者有之，但更多则是添油加醋的政治鼓噪者。作者对此作了深入系统的有力辨析，这是本书创新意义之所在；其次，作者在本书中引用了不少传媒人和学者的论述和观点，资料翔实，读来会令人感到本书的客观性和说服力，也为中东问题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素材；再次，在叙述和论证问题时，作者很好地使用了辩证方法，引用正反双发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案例也不受前人及有关官方立场的影响，进行独立思考和全面分析；最后，作者没有回避西方特别关注的伊斯兰妇女权利问题，而是深入地予以探究，指出西方在此问题上的偏见所在。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固然在伊斯兰国家由于传统思想及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开放程度不及西方国家，但也有不少穆斯林妇女从政，她们中有议员、部长、国家元首甚至联合国大会主席，但西方传媒对此往往予以淡化，甚至不能历史地看待此问题而强调其不足的一面。但作者却引经据典，令人信服地说明，《古兰经》所规定的妇女权利，相对于蒙昧时期的半岛妇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保护了当时这一弱势群体。显然，这是一部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分析有据、论证精辟、引人入胜、可读性强的学术专著。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时间跨度大，最长者当数巴以争端，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短者则为美国向伊拉克开战，仅有四个年头。长者也好，短者也好，目前都看不到解决的前景。除却内部因素不提，这些问题都有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才使之延宕至今日，且在外部插手的主要事件中都有美国因素的渗入。从巴以争端到阿富汗战争（美国的大中东改革计划也将阿富汗列入其中）、伊拉克战争，从打压伊朗和叙利亚到策划整个地区的所谓“民主改革”，都是美国在起主导作用。遗憾的是，美国的插手既未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还加剧了地区问题的复杂性。这对地区安全不利，更使美国声誉降至低谷。
    巴以争端是中东诸多问题的核心。虽然在加沙和西岸只有巴勒斯坦人在同以色列较量，但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球的穆斯林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为这关系到阿拉伯民族的权利和伊斯兰圣地的圣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早就说过，巴以争端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此问题不解决，中东不能有和平和安全；2006年11月27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也强调：“虽然美国人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伊拉克，但是当地人仍然认为，除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找到共存途径，否则中东任何地区都没有和平可言。巴以之间存在的问题，会引发整个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安全、怨恨和不满。”而美国似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阿拉伯国家有很大差距，继续对巴以双发执不公正态度，“袒以压巴”的作法有增无减。2006年11月11日美国在安理会再次动用否决权，否决了卡塔尔所提交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军事行动的提案，引起了阿拉伯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9•11”后，美国立即将罪犯锁定为阿富汗的塔利班。其实塔利班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一支力量，对美并无深仇大恨，它为什么还对美施此狠手呢。天下穆斯林皆兄弟，一地穆斯林受难，必引起各方穆斯林声援。“9•11”后，有识之士就提出，是美国应该检讨其“袒以压巴”政策的时候了。
    2004年初，美国提出了“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遭到阿拉伯国家强烈不满和谴责。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地区的众多国家指手画脚、干预其内政这样一项不合逻辑的事，竟被美国冠以保护其国内安全的理由，但终归还是不能被人接受。一个军事超强大国，国内的安全为何要到国外去寻求保障，恐怕很少有人能理解这种逻辑。就中东国家而言，如果一国未施良政而开罪人民，导致不满，民众的反应自然是作用到本国政府，而不会到国外去寻找发泄点。所以，良政与否，民生与否，完全是一国内政，同美国又有何干系。恐怕美国也难说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如果按一般所言，民主就是要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则哈马斯获胜后又不被美国所承认。在巴勒斯坦是这样，将来发生在他国的同样情况，美国也可以不承认。因此，美国所推行的民主岂不是一种政治划定，亲我者即为民主，反之则不予认账。伊拉克于2005年底举行了议会大选，投票的比率很高，显示了伊拉克民众对于民主的渴望，美国据此便大肆渲染“阿拉伯民主之春”的来临。但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这次选举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之下进行的，这种选举如何能考量民主的真意，也就是自由表达、自由选择的真意。这种民主实践毫无推广之可能，也无推广之意义。阿拉伯国家充分认识到自己已落后于潮流，由上到下都主张要进行改革，阿盟秘书长穆萨更明确表示，一定要进行改革，目前的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但是他们也都认为，这种改革一定源自各国内部，改革方案一定要符合他们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美国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这是不能接受的。强加于人的做法也不符合美国自己倡导的民主观，大而言之，就是剥夺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决定权。如对哈马斯的一系列打压举措，就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主选择。其后果是，在中东地区反美情绪越来越高，对美的支持越来越低，一份2005的调查表明，埃及对美的支持率仅为6％。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以反民主方式推行民主必将遭到民主式的惩罚。”
    美国是超级大国，在中东仍有其影响力，在不少方面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目前这种信誉低迷状态下又如何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曾提出，他们为什么这样恨我们！说明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讲话中也曾提出同样的问题。如何扭转这种状态，目前似乎尚无良策，有人说美正酝酿改变一些作法，调整相关的政策，但至少在目前仍未显出实质性变化。从现任政府来看，要彰扬政绩，以谋求下届大选中的本党连任。下届大选后，不论哪个党上台，又总是要把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在全世界的领导权放在重要位置。如何动作，值得观察。
中东学在中国是很受重视的，研究队伍实力雄厚，有一大批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一批长期在中东国家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加入了研究大军。在“9•11”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中东学的研究更向纵深发展，除语言、历史、宗教、文化、国情等静态研究外，对中东形势变化的动态研究也能做到密切追踪，积细微变化于掌握之中，再凭借其知识的沉淀和同外界的密切交流，得出较为切实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中国的学者们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外国同行。《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是一部非常成功之作，它丰富了中国中东学研究的宝库，我为此书的出版感到高兴，并表示祝贺。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王南）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马丽蓉教授撰写、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专著《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自面世以来受到有关人士的关注与好评，外交部原副部长杨福昌曾为此书作序，吴冰冰、叶青和李伟建等学者纷纷撰文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

以下是关于此书的内容提要及相关情况的简介。
　　一、内容提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间的媒体发展存在着极为悬殊的落差，在由西方政界、学界和媒体等利益共同体所共建的霸权语境中，对重大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进行辨析性案例研究：
　　1、伊斯兰妇女问题是国际媒体报道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时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西方传媒有意或无意地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女权主义更将中东伊斯兰妇女视为反面教材。以讹传讹的结果是，西方传媒在伊斯兰妇女议题的报道上的文化霸权色彩最明显；
　　2、被国际传媒关注和报道最持久的政治话题莫过于巴以问题中的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西方传媒在长期报道此议题时形成明显的“褒以贬巴”的基本立场及其宣传模式，对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所坚持的“袒以压巴”立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9•11”不仅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更是西方传媒精心制造的一个宣传杰作。“9•11”事发后，美国传媒不仅破例代替政府号召开战复仇，还因丧失独立与自由、良知与操守而失信于民，传媒公信力不断下降；
　　4、伦敦连环大爆炸虽将幸福巅峰的伦敦人一夜之间抛至死亡与恐怖的深渊，但西方媒体则显得相对理性与克制，英国主流媒体新闻视角的内转表明在英国上下草木皆兵、伦敦警察误杀无辜的特定环境下，尚能较理智地反思招仇视、遭袭击的内因，展开关于移民问题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困境、基地组织国际化等深层问题的探讨，对反恐，更对防恐意义深远；
　　5、“阿拉伯民主之春”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劫持民主”是西方传媒对美国民主改造“大中东”战略之实施过程与结果的绝好概括，事实印证了“民主之春”不过就是西方传媒的一件应景之作，是美国所移植的“美式民主”与阿拉伯－伊斯兰民众所需要的“阿式民主”间不同利益诉求激烈冲突的结果，西方传媒搅动中东政治的事实也可略见一斑；
　　6、由于政治体制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差异，西方传媒长期致力于“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恐怖论”的国际议题的精心臆造，在中阿经济合作与文化交往中所造成的消蚀力日趋明显，西方传媒蓄意成为中阿合作中的阻障因素已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又生发出如下新的学术话题，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1、在西方传媒竭力制造“全球同意”的过程中，全球化变质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弱势文化群体都面临着身份危机的严峻挑战。如何认真汲取以往文化认同上的经验与教训、积极重构国家、民族与宗教信仰的共识，将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阿兰伯－伊斯兰文化群体抗拒迷失、谋求复兴的可行之策；
　　2、其西方传媒不断鼓噪“伊斯兰恐怖论”的过程也是中东穆斯林群体心灵受伤程度一再加剧的过程。历史上的曾经辉煌所沉淀的失落隐痛与现实中的不公境遇所形成的受辱之痛交织而成的心理死结，既凸现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又暴露了西方传媒蓄意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群体置入声名狼藉境地而被迫接受“世界公审”的文化霸权主义伎俩，也折射出西方强权政治的殖民与后殖民政策给中东乃至世界所造成的精神危害与心灵创伤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便由外至里引向深入；
　　3、自冷战后形成“一超独霸”的非民主政治生态环境以来，美国大肆实施双重标准，不仅使联合国常被架空，还使国际公约和法规失效，更对公正解决国际重大问题造成极大危害，尤其是美国实施“袒以压巴”这一双重标准来处理中东问题，西方传媒却对此却煽风点火，加剧了美阿关系紧张的程度；
　　4、假若政治家能在多元环境中尊重异质文明、不再假借文化谋取既得利益，假若学者能在肆意歪曲的话语干扰中敏锐而智慧地还原文化本相，假若传媒能在强化行业道德与职业操守中用多重话语消解霸权话语，那么，文明对话与文化自觉之构建终会成为国际传媒的强势话语与主导议题。自然，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中的许多应因对策也会更加切实而有效。
　　二、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描述创新：
　　（1）在整合文化（媒介）帝国主义论、东方主义学说及权力话语理论等基础上，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置于西方霸权语境中作研究后发现，西方的霸权和话语霸权在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上凸现为：霸权既是对权力的争夺，也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话语霸权是霸权的必然要求；离开了话语霸权，霸权就无法成为真正的霸权；没有霸权的依托，话语霸权则缺乏存在的现实基础，霸权与话语霸权间的共生关系又使此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2）“伊斯兰特殊论”和“伊斯兰恐怖论”是西方关于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颇具影响力的两种范式，但本人在研究此问题时坚守一不可绕开西方传媒、二不可脱离其霸权语境、三不可回避“本源与变异”的事实等原则，运用辨析、比较、整合等方法作典籍阐释、案例举要及媒体透视，在辨析真伪、逼近真相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伊斯兰本相论这一研究新范式；
　　（3）从西方霸权语境中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系统研究后发现，以中东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争夺和控制是西方霸权的重要体现，霸权必然发展为对话语权的争夺以获得话语霸权，形成以妖魔化伊斯兰为特征的“遮蔽的伊斯兰”。霸权与话语霸权的争夺是深层认同政治的表现，如何在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基础上进行认同重构，则是当前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内的各大文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阐述系统性：
　　（1）概述西方文化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传媒发展现状（1～2章），对伊斯兰妇女问题、耶路撒冷争端、“9?11”事件、伦敦连环大爆炸、“大中东”民主改造、中阿合作阻障因素等问题上西方传媒的臆造妄论作具体辨析（3～8章），并探究其内因（9～10章）与外因（11章），将认同问题放在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加以讨论（12章），形成从霸权到话语霸权再到认同的逻辑思路，对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了全面、精当的阐述；
　　（2）在综合了传媒理论、国际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阿拉伯—伊斯兰问题和中东问题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视角。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结构。几乎每一章节后面均附有“相关资料”，有力地充实了专著内容，提升了专著的学术价值，对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演变、当今的政策走向和中东局势的发展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四、研究难度：
　　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美阿关系因陷入“反恐”与“谋霸”的国际根本问题中而升为前沿课题，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又是其中最棘手问题之一，再加上牵涉宗教习俗、文化心理及情感体验等难为他人所体委的复杂情愫而令人望而却步，造成学科基础较为薄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辨析的理论难点就更多，如逻辑起点的建立、本源与变异的边界设定、破与立的对构及递进推论的演绎等。但对这些难点的克服优势本课题的智趣所在。
　　五、价值/意义：
　　1、该书是国内外学者从西方霸权语境中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全面、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2、该专著出版后,对我国制定中东政策、参与解决中东事务、发展中阿能源合作、推动构架和谐中东进而构架和谐世界都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和“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对于霸权、话语与认同的逐层深入和展开，深刻回应了当代世界面临的内在挑战
　　4、可贵的是，该书将中阿关系的发展放在西方的霸权和话语霸权中进行了考察。“中国威胁论”和“恐怖的伊斯兰”在西方的政界、军界、媒体乃至学界都不乏鼓吹者。这充分说明，西方所谋求的是一种全球霸权，是在全球的视野来全面追求这种霸权。利用强势传媒将异己文化体描述成可怖又丑恶的模样，并将这种扭曲的形象在非西方的各个文化之间传播，以此进行分化甚至挑拨，形成国际传媒领域的冷战格局，并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其结果之一，“中国形象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模糊的，阿拉伯-伊斯兰形象在中国也是不清晰的。”在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中阿建交半个多世纪，但彼此彼此却形象模糊，甚至存在扭曲、消极乃至负面的印象和概念，此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因此，将中阿关系置于西方霸权和霸权语境的背景下进行深入思考，有助于在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构建中阿关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廖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