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只有消除巴以的“受害者”心态，让强者不再恐惧，弱者不再屈辱的时候，才能强者有为，弱者得其所。

巴以冲突持续了8天后迅疾地走向妥协，着实出人意料。从这场短暂而激烈的冲突中，可以看到巴以冲突的根源与限度。

强者的恐惧与弱者的屈辱，共同形塑了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这是巴以冲突持续经年的心理根源所在。而埃及、美国等外部大国，则为冲突设定了“底线”，巴以双方在冲突中也是“见好就收”。

巴以冲突是阿以冲突的变种。阿以冲突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便开始了，而冲突情绪的积累，则从犹太人大规模进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地就已经开始了。自从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后，阿拉伯人便成为中东穆斯林世界的被统治者。昔日阿拉伯帝国的辉煌不再，而犹太人又在阿拉伯人的心脏地带建国，自然会引发强烈的不满。

在持续几十年的阿以激烈对峙之后，阿拉伯国家逐渐意识到，以色列在军事上是个难缠的对手。当主权国家利益超越了泛阿拉伯主义之后，各国开始寻求与以色列的共处之道。1978年签订的《戴维营协议》就是一个开始。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埃及率先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这是阿以关系的重大转折。埃及不仅是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也是以色列的邻国，埃及的态度对以色列至关重要。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之后，以色列最关注的是《戴维营协议》是否有效，穆斯林兄弟会能不能继续维持埃以边界的稳定。正因如此，埃及在阿以冲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阿拉伯阵营的松散化，使以色列不用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而是只需面对渴望建国的巴勒斯坦。于是，阿以冲突被“置换”为巴以冲突。

在军事上，巴勒斯坦不是以色列的对手，但是，长时间军事冲突使以色列有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或恐惧感。以色列的恐惧感，又最终导致了一种绝对主义安全观的形成。以色列的安全是建立在绝对军事优势的基础之上，此番对哈马斯发动“防务之柱”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哈马斯可能获得射程更远的火箭弹，而这些新武器能够攻击到、威胁到以色列平民的安全。

一个不能给选民提供安全感的领导人是没有执政合法性的，所以，鹰派政治家在以色列受欢迎，而希望通过妥协达成共处的领导人，则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攻击。明年1月份即将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希望以“防务之柱”来塑造自己的强硬形象，也为以色列消除恐惧的隐忧。

阻止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能力是以色列认为自身安全的前提，这正是恐惧者消解恐惧的重要手段。屈辱者则会通过自杀式的行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与生存的价值。巴勒斯坦人于是被认为是中东的弃儿，是备受欺凌的民族，用石块对抗坦克是巴以冲突的一个写照。

其实，巴勒斯坦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来自以色列的压制，还有内部的不团结，哈马斯和法塔赫争夺巴勒斯坦的统治权。虽然此次巴以冲突使巴勒斯坦各方有了共同的威胁，但是随着一纸停火协定的签订，内部控制权的争夺依然会持续下去。

哈马斯的转型是巴以问题的新变量，比较极端的哈马斯开始向执政者转变，如何维持与以色列相对稳定而有尊严的关系，是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哈马斯不能像曾经那样“不管不顾”，如果与以色列持续对抗，以色列的炸弹不仅会摧毁哈马斯的大楼，而且会炸瘫哈马斯的政治大厦。因此，在获得了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与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定点清除”的许诺之后，哈马斯也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毕竟，这次哈马斯成为巴以冲突的重要一方，已经胜过法塔赫一筹。

巴以冲突的意愿都不足够强烈，而美国和埃及外部大国的积极介入则使冲突快速平息下来。埃及总统穆尔西分别向巴以双方派出特使进行斡旋，扮演了巴以冲突调停人的角色。这也是穆尔西在外交上取得的一大成就，确认并巩固了埃及作为中东大国的地位与角色。穆尔西的出色表现也“分担”了奥巴马的负担，在东南亚进行访问的奥巴马不断与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而希拉里也进行了“穿梭外交”，最终促成了停火协议。

对埃及而言，巴以冲突是埃及面临的核心问题，边界上的两个国家冲突不断，对埃及的安全也没有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西奈半岛是埃及的缓冲地带，巴以冲突的战火难免会让缓冲带成为前线。因此，穆尔西需要维持缓冲地带的安全，减轻埃及的压力。

对美国而言，奥巴马的战略再平衡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东，否则，调整就是空话。基于此，无论埃及还是美国都“真心”希望尽快平息巴以冲突。但是，巴以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只有消除巴以的“受害者”心态，让强者不再恐惧，弱者不再屈辱的时候，才能强者有为，弱者得其所。

（作者：孙兴杰 国际关系史博士）

来源：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