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发生近两年来的中东外交格局变化，在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中得到凸显， 并给这道历史难题带来新的变量，这个变量或许是有益的

突然倾落到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导弹，将中东地区停滞多时的历史难题再次放上各国的外交桌面。交火八天后，2012年11月21日，在埃及和美国等国调停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避免了以色列增派地面部队，扩大战事；哈马斯也得到埃及开放加沙南部拉法口岸、以色列取消部分商业制裁的承诺。

未等硝烟散去，12月3日，和哈马斯争夺巴勒斯坦领导权的另一个分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在联合国大会成功将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实体”身份升级为“观察国”。三天后，以色列宣布将在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新建3000处定居点，并扣押以色列海关每月代巴勒斯坦征收的1.18亿美元税收作为报复。

2011年初开始的中东民主化浪潮引发了地区力量的再平衡，也让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直接交锋点——巴以问题出现新局：以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为主导的什叶派穆斯林力量大为削弱，曾经与阿萨德政权一起反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哈马斯不得不寻找新靠山——埃及和土耳其等国借机与哈马斯接近。

以埃及和土耳其为核心并联合海湾国家的逊尼派穆斯林联盟，将更可能在未来主导中东局势，而他们有可能在美国和温和派穆斯林的支持下，诱使以色列加快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多年来往于巴以之间进行调停的四方会谈代表、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11月30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巴勒斯坦处在实现建国愿望的好时机，但关键取决于与以色列的政治谈判，以及巴勒斯坦内部能否实现政治和解和团结。“如果政治谈判是令人信服的，那么是可以快速向前推动的。不过我说的是‘可以’（could），而不是‘将要’(will)。”

穆尔西的调停

上一次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武装袭击“铸铅行动”，发生在2008年－2009年之交。自上次停火以来，双方小规模摩擦不断，并呈上升趋势。2010年，加沙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约360枚，2011年上升到670枚左右，2012年到本次冲突前逾760枚，超过近年纪录。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以色列展开此轮“云柱行动”之前，埃及正对巴以之间升级的武装冲突进行调停。11月13日，埃及总统穆尔西的一段电视讲话表明，埃及认为以色列当时已经同意停火。不料一天后，以色列精准轰炸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巴里的车队并致其丧生，激起哈马斯的愤怒，也使埃及感到背叛。

以色列空袭开始后，穆尔西政府没有像2008年那样关闭加沙南部唯一通向外界的拉法口岸；相反，埃及通过拉法口岸向加沙提供医疗援助；同时，穆尔西还谴责以色列袭击平民，并派总理亲自访问加沙，撤回驻以大使，以示声援。

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研究员阿舒尔·奥马尔（Ashour Omar）回复《财经》记者的邮件称，和穆巴拉克时代相比，如今中东局势对以色列来说更加严峻：2008年，穆巴拉克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以色列总理在访问埃及时对加沙宣战，而今年，埃及总理在加沙宣布“巴勒斯坦的事业就是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事业”；2008年，阿拉伯国家对穆巴拉克的斡旋无所质疑，而今年，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均表达了鲜明立场，调停必须倾听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意见。

“阿拉伯之春”运动后，更多伊斯兰政党掌握了政权，哈马斯正是执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指出，以色列发动“云柱行动”的目的正是为了威慑和警告哈马斯，其新近建立的自信还为时过早，伊斯兰世界觉醒所带来的新变化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的外部局势。

这种威慑至少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埃及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脆弱的经济复苏，让穆尔西无暇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更多措施。不少分析人士指出，穆尔西本次的应对是形式大于内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和非洲历史系主任齐瑟（Eyal Zisser）表示，穆尔西虽然在声调和辞令上有别于穆巴拉克，但在遵守“1979和平协定”、与华盛顿保持沟通等实际问题上没有本质区别。

上任以来，穆尔西就像一位带球奔跑、四处碰壁的橄榄球运动员，要想冲出重围，就不得不在国内外诸多利害关系间寻找缝隙。他既要遵守穆巴拉克时期对欧美国家及以色列的承诺，并确保国家局势的稳定和获得欧美国家的认同，又要控制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规模，避免加沙地带大量穆斯林平民的伤亡掀起国内伊斯兰民众特别是穆兄会内部反对以色列甚至“1979和平协议”的浪潮；同时，埃及国内世俗势力认为，政府不应该把稀少的资源浪费在国外，穆尔西还不能不计成本地援助哈马斯。

停火协议签订次日，穆尔西发表“宪法宣言”将总统决定和主要由伊斯兰教徒组成的“立宪会议”置于司法审查以外。

今年8月，十余名埃及士兵在西奈半岛遭非法武装杀害，穆尔西借此宣布扩大总统立法和行政权力，并请退包括国防部长、陆军元帅坦塔维以及武装部队参谋长安南在内的主要军方将领。

以色列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里希（Hillel Frisch）认为这并非巧合，是穆尔西借助重要事件来排除外国干扰、铲除异己势力，上次针对军方，这次针对非伊斯兰势力。

11月22日“宪法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自穆尔西上任以来埃及最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迫使其收回了法令。但埃及国内的动荡仍在持续，这也将对巴以停火协议的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停火协议中关于埃及向加沙地带开放拉法口岸、埃及和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取消人口和货物通行限制以及哈马斯不得继续走私武器等条款都有相当的模糊空间。埃及是否有意愿在国内动荡的情况下，制止通过西奈半岛向加沙地带的武器走私活动，将决定加沙的和平能否维系。

外交格局流变

穆尔西在短短八天内促成巴以停战，是他自上任五个月来首次在国际问题上崭露头角。参与开罗调停和谈判的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哈马斯政治首领哈立德·迈沙阿勒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头目拉马丹·沙拉赫，还包括近年来活跃在中东外交舞台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卡塔尔国王哈马德。

2011年春天的民主运动以来，发生政权变化的国家进入新旧交替的过渡期，大量国内问题缠身，保持着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就更有能力借助处理地区冲突提升发言权。这些逊尼派穆斯林国家逐渐胜出由伊朗主导的什叶派穆斯林联盟。

在中东由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形成的“抵抗轴心”，长期强硬反抗美国和以色列，这一轴心正面临分崩离析。1999年迈沙阿勒将哈马斯总部迁往大马士革。2011年底，由于反对阿萨德政权屠杀阿拉伯民众，哈马斯逐渐撤出大马士革，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此后，哈马斯在卡塔尔和穆兄会掌控的埃及找到新的支持。

目前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仍在各自拉拢哈马斯。卡塔尔国王哈马德近期到访加沙地带，开出4亿美元的捐赠承诺，试图通过投资和人道主义援助对哈马斯施加影响。据媒体报道，即使在停火协议签订后，伊朗仍在寻找各种途径向哈马斯提供武器。

虽然哈马斯仍未在两派间做出抉择，但什叶派已显出式微。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伊斯兰和中东研究教授毛兹（Moshe Maoz）认为，未来中东局势将由伊斯兰民主国家埃及和土耳其为轴心，并联合海湾国家的逊尼派穆斯林联盟主导，这个联盟将通过发展壮大逊尼派穆斯林、帮助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拉维派等方法来制约什叶派的伊朗和叙利亚，并有可能诱使以色列加快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长久以来解开巴以难题的路径一直有“一国”和“两国”两种方案。布莱尔告诉《财经》记者，他在中东斡旋的经验让他相信唯一能够奏效的方法仍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个以色列。“虽然巴以与埃及、土耳其的关系发生变化，但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不变：两个不同民族，生活在一块弹丸之地，要么和平相处，要么武力相向。取代“两国”方案的方案就是一个国家，但谁来管理这个国家？每一次你对实地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就会回到两个国家的方案。”

布莱尔所从事的工作是帮助巴勒斯坦发展经济，开放加沙地带，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保障——他相信这些工作将对政治谈判有所帮助。

特拉维夫大学的齐瑟教授表示，以色列希望达成完全的停战协议，使其得到和平保证。哈马斯渴望立国，也急需这样一个停火协议。“如果哈马斯对停火协议作出承诺并保证加沙的其他巴勒斯坦武装派别也遵守协议，其身份将逐渐被合法化。当一个机构想从极端组织进化为一个国家，它会考虑更多的实际问题。”齐瑟说。

不过，现实情况和上述愿景之间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在中东各国关系的流变中，建立彼此的诚意和信任,让停火协议不沦为空谈，或许才是关键的一步。

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的中东问题专家阿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认为，停火协议能否维系还存在诸多难题，例如支持哈马斯的埃及穆兄会能否履行承诺帮助巴勒斯坦实现经济正常化，哈马斯能否说服加沙地带的伊斯兰圣战者停止对以色列的挑衅，以及法塔赫和哈马斯对巴勒斯坦领导权的争夺。

（作者：徐安 《财经》特派记者）

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