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在激动人心的希望中开始，带来希望的是阿拉伯世界：不满长期专制统治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终于揭竿而起，到目前为止已有4个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推翻了专制统治，那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大马士革暴君”（指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译者注）继续在位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又很令人紧张：伊斯兰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特别是在埃及；权力的争夺带来社会动荡，教派冲突（在埃及和叙利亚）也时不时爆发。

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果几乎是必然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两帝国的入侵，打断了第一次“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中国家建设与宪政演化的正常进程，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制雏形失去了威信。于是，民主进程早夭，所谓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革命”代之而起。那些军事化的新的民族主义精英以“革命”旗号掩盖自己对权力的渴望，建立起一个个铁腕统治、安保严密的国家，使清真寺变成反对派可以开展政治活动的仅存场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也是同谋：一方面为了表面上的稳定、保障石油供应和以色列安全等利益，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去改革的幻梦——那些改革是这些政权永远不会去做的。

有人担心“阿拉伯之春”前路凶险，那他们应该问问自己：在导致伊斯兰复兴主义迅速滋生的专制统治下，这些国家原本会走向哪里？这个问题不是在对历史做无意义的假设。许多人说利比亚正在沦为另一个索马里，还有人坚持认为伊拉克的事情正在叙利亚重演。这是一种浅薄的现实主义，是在篡改政治的“资产负债表”。真实的“等式”显示，这些人所哀悼的那些专制政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根源。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残暴和宗派主义就是明证——如今，这个政权仍抱紧权力不放，并可能给邻国带来动荡。

不过，过渡过程将是漫长而混乱的。伊斯兰主义者将占据或靠近阿拉伯政治的重心位置。伊拉克式的教派冲突也确实可能发生。

但伊拉克当年遭到了入侵和占领，而如今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起义基本上是自发的。这有根本的区别。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伊斯兰主义者开局领先，但如今他们必须超越那些简单的反抗口号（比如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伊斯兰教就是出路”），创造就业，服务民众。构建制度和法治，发展教育，进行改革，从而解放民众被压抑的潜能。

此外，各派伊斯兰主义者都必须面对民主运动的竞争。这些运动尽管四分五裂，但群众基础广泛；它们是反抗的产物，这些旨在推翻暴政的反抗，冲破铁腕暴政和伊斯兰主义，经历一次次失败，最终成功。

怀疑论者会举出1979年伊朗革命的例子，那次革命很大程度上由民主人士推动，最终却被神权主义者绑架。没错，是有这样的例子。但更切合今日的例子是土耳其。那些伊朗毛拉以捍卫神权秩序之名，极力维护这种秩序为自身带来的利益，而土耳其则不同，其当前执政的后伊斯兰主义政党表明，伊斯兰主义可以被纳入一种多元化、世俗化的秩序。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神权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但主要由逊尼派穆斯林（Sunni）构成的土耳其则不是，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土耳其对待伊拉克或叙利亚的态度上。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不能算“世俗”，但他却在大打“世俗”牌，用“世俗化”做盾牌，一视同仁地保护各种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主义者的信仰。土耳其的经验在阿拉伯民众心中激起了希望，而伊朗和沙特则没有。许多阿拉伯人喜欢他们在土耳其所看到的：在堪称伊斯兰世界里的基督教民主党人（Christian Democrats）的领导下，不仅民主健全，而且经济充满活力（基督教民主党是欧美国家的一派政党，虽奉行基督教，但实际上已非常世俗化，这里是以此比喻土耳其执政党——译者注）。模式是什么并不重要，成功才是重要的。

（何黎 译）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