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1年7月，以色列爆发了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通货膨胀等。

1月22日，以色列举行第19届议会选举，共有34个党派角逐议会中120个席位。根据选前的各种民调，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反对派，胜出毫无悬念。但由于很难有政党取得绝对多数，剩下的问题是，还有哪些政党将加入由“利库德-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所主导的联合政府。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人对内塔尼亚胡过去近4年的执政完全满意。以色列慈善机构“Latet”1月16日发布的一份贫困问题报告中称，75%的以色列人认为社会和经济危机与伊朗核武器相比是更大的威胁，贫困问题和社会不公是以色列国民最关心的公共问题，而国家安全则排在第三位。

2011年以色列经济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达到31100美元，同比增长2.9%；失业率降至5.6%，这是好的一面。与此同时，以色列的贫穷和不平等程度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2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的；2009年最富有的20%的人口获得了全国人口总收入的40%，最贫穷的20%的人口仅获得了6.3%的收入。

有统计说，过去5年，以色列人均收入增加17%，但食品价格上涨25%、水价涨40%、汽油涨23%、公寓楼价格涨55%、房租涨27%。据以色列住房部介绍，以平均房价相当于以色列人132个月的工资，是世界上相对房屋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以首都特拉维夫市中心为例，100平方米的3室售价高达100万美元，月租要3500美元。而2009年时，相同地段的房价只有现在的一半。对于以租房为主的年轻人来说，房租高涨让他们只好搬离特拉维夫。

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7月，以色列爆发了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至少45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不断攀升的房价和物价，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通货膨胀等。示威地点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城市。示威主体既不是无业游民，也不是外国劳工，而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主要不满是以色列社会中有一个无形的“玻璃天花板”，20个最有权势的家族几乎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推崇了30多年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产生了“6000个富翁和600万乞丐”。国家经济已被少数超级富裕的犹太家族绑架，他们再怎么努力，最终也逃不出为这些家族打工的命运。因此，一些青年试图恢复从其父辈手中失去的那个更加古老的、平等的和理想主义的国家，齐声唱起上世纪40年代犹太人为复国而唱的歌曲，并高呼“人民要求社会正义”等口号。

因此，此次大选几个主要政党的竞选主张也大多围绕如何解决国内高涨的房价、物价和就业率低迷等经济问题展开。按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坛改朝换代的客观规律，在民生问题水深火热的情况下，以色列人应该会选择一个“左翼”政府，出台一系列纾缓民困的措施，以达到劫富济贫之效。但事情多半并非如此。

这是因为以色列虽然实力强大，但处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下，历史发生过5次大的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的冲突，至今只和埃及、约旦等少数国家签署了和平协议，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不仅不承认以色列，甚至要把它“从地图上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对以色列人来说始终大过天。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左翼（以工党为代表）可以得到较多的选票；但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强悍的右翼（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可以得到较多的支持。这就是以色列特有的“左右之争”。

而以巴和平进程近年来停滞不前，2012年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年底的加沙战事更让耶路撒冷自1967年以来第一次拉起警报；伊朗核问题则迟迟未获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虽然囿于柴米油盐的切身感受，对执政的右翼啧有烦言，但也都明白在哈马斯坐大的情况下，也只有右翼才能保卫国家，选择强硬的内塔尼亚胡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右”压倒了“左”，这种趋势在以色列政坛几近不可逆转。2009年的大选结果就是明证：得票前5位的政党有4个是右翼，曾经是第一大党的工党得票率已经下滑到第四。而比较没那么右、愿意继续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的前进党，本来得票比利库德集团多1票，但因为中左阵营仅获55席，达不到组阁所需的半数，竟然在领先的情况下失去了执政权。而在此次大选之前，前进党和工党又都出现了分裂，相信其得票会进一步下滑。美国《国家》杂志日前就认为，以色列左翼已经溃不成军。

而国际政治永远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以色列的右转，对应的现象是巴勒斯坦特别是哈马斯的激进化。去年底的加沙战事，舆论只看到了巴勒斯坦方面的伤亡，却忽略了以色列的损失和哈马斯主动挑起战事的事实。哈马斯的日益激进不仅来源于其激进的理念，更因为自“茉莉花革命”以来，政治伊斯兰在中东如火如荼，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政党开始在埃及这样的大国执政。而哈马斯的前身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分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哈马斯的政治行情看涨，更加不可能委曲求全。

在双方都走向激进的氛围下，极端的、要置对方于死地的主张，更容易在双方的民众中获得支持，而那些温和、主张妥协的主张，则很容易被枪炮和流血所粉碎，因而支持者寥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对对方的指责因此往往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和进一步激进的口实，中东和平进程因此也将遥遥无期。

但问题是，在以强巴弱的现实下，以色列强硬派或许可以在战争和冲突中占上风，但之后的国际压力，却不容许政治人物一意孤行。从2006年的以黎战争、2009年的铸铅行动到2012年的云柱行动，以色列的策略都是阶段性、有头无尾、不了了之的战役，虽然能取得上风，却无法彻底消灭对方。这样一种苦涩的僵局，是以色列和全世界未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作者：赵灵敏 资深媒体人、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