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0日，美英等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伊拉克战争已过去了10年，伊拉克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重返国际社会。当我们回顾这场战争时会发现，伊拉克战争的余波不仅没有消失，还成为影响当下及未来中东地区安全和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

伊拉克战后重建举步维艰

伊拉克复兴党自20世纪60年代上台后，通过政党和石油部门国家化以及军队政党化等各种手段，牢牢控制住了伊拉克政权。尽管这种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伊拉克国内的族群和教派矛盾，但也维持着国内不同派别的平衡。复兴党治下的伊拉克基本上属于美国学者米格代尔所说的“强国家”。然而，伊拉克战争改变了该国的发展轨迹。

首先，战争打破了伊拉克原有的民族和教派权力结构。伊拉克战争之前，逊尼派特别是提克里特地区的政治精英长期位于权力中心，而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则受到打压。战争之后，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逆转，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步入权力中心，而逊尼派则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在政治上被逐渐边缘化。这种权力结构的突变加深了不同派别的隔阂，导致重建族际和教派的权力平衡困难重重。

其次，不同社会集团在制度层面的冲突加剧。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半个世纪之前便指出，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要比形式更为重要。对于伊拉克来说，制度的有效性和社会共识更是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西方强加给伊拉克的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严重忽视该国的政治文化和发展阶段，加上伊拉克各派间的相互掣肘，使现有的联合政府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有效性上都受到局限。

最后，伊拉克国家认同趋于解构。伊拉克曾经只是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三个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这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因此，在伊拉克，族群、部落和家族认同远远强于国家认同。复兴党执政时期，便积极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构建国家认同。然而，伊拉克战争之后，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渐趋解构。什叶派主张伊斯兰主义，逊尼派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库尔德人则坚持族裔民族主义，伊拉克甚至一度有分裂之忧。

总之，如今的伊拉克，已经由一个“强国家”转变为国内秩序紊乱、安全环境严重恶化、派系冲突不断的“弱国家”。它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难以自持，就连重建之路都是举步维艰。

中东地区宗教和民族问题愈发凸显

宗教和民族问题是中东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伊拉克战争在改变伊拉克国内权力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中东的民族和教派平衡，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自伊斯兰教产生以来，逊尼派和什叶派便长期敌对。而伊拉克正处于两大派别的夹缝之中，是两大教派的必争之地。16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和萨珊波斯更是为控制伊拉克展开长期的战争，伊拉克最终由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所控制。伊拉克独立之后，政权虽然一直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控制，但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与伊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和伊朗曾爆发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但总的来看，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处于弱势地位，长期遭到逊尼派的孤立。然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什叶派阿拉伯人在伊拉克坐大。与此同时，不同的教派都在伊拉克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使伊拉克的国内冲突国际化。中东地区也因此形成了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构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可以说，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中所显现出的教派冲突就是始于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也使库尔德问题再次凸显。伊拉克战争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建立了联邦制，使库尔德人长期以来的自治诉求得到满足。在此影响下，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也有所升温。一方面，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加强了在伊拉克西北部地区的活动；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更是在政治危机中渔利，从事实上实现了自治。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库尔德人一直奉行亲美立场，这也加剧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矛盾，一些阿拉伯人将库尔德人比作西方的“特洛伊木马”。

此外，伊拉克战争还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既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也是“拒绝阵线”的重要成员。伊拉克战争在客观上打击了中东的世俗势力，使中东地区又少了一个反美、反以的国家，阿以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加上伊拉克战争打破了海湾地区伊拉克、伊朗、海合会国家“三足鼎立”的安全结构，使伊朗在中东的“突围”直接威胁海湾君主国。

鉴于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不同教派、民族、宗教以及世俗平衡之间的影响，中东由此进入一个乱象丛生的时代。须知，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国家，这便导致打破中东地区的各种平衡容易，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则是难上加难。

美国全球霸权地位遭削弱

2003年，当美国挟阿富汗战争之余威，以极小的军事和经济代价推翻萨达姆政权时，似乎没料到伊拉克会成为第二个“越南”。尽管从短期来看，美国通过战争手段推翻了一个反美国家，加强了对于中东能源的控制，并且在中东又增加了一个战略据点，但伊拉克战争如同越战一样，成为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据一份美国国会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美国在伊拉克已花费了约8200亿美元，超过了越南战争的1110亿美元（约合2011年的7380亿美元），是朝鲜战争的2倍和海湾战争的8倍，在美国战争史上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拉克战争使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获得的和平红利消耗殆尽，为美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压力，拖垮了美国经济。

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控制，重塑中东的“新秩序”，但实际上却是“收之东隅，失之桑榆”。在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的10年中，世界的经济中心开始由欧美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遭到削弱，即便是在中东也未必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伊拉克战争非但没有击败极端主义，反而为极端主义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如今，宗教极端主义仍然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有“输出民主”的传统。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大中东计划”的拼图之一，希望通过“输出民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问题。而事实上，这是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和“山巅之城”的优越心态在作祟。战争的结果与美国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不仅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站不住脚，所谓的“输出民主”也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虐囚丑闻、美国安全部队滥杀伊拉克平民等更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其软实力遭受严重削弱。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反恐战争削弱了美国，制造了一种"恐惧文化"，对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心态以及美国在世界的地位都产生了恶劣影响。”

（作者：闫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