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12日，由土耳其政府派出的防暴警察，经过一天一夜的争夺，终于将所有抗议者清理出了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至此，土耳其这场持续半个多月的示威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土耳其向来被西方认为是传统伊斯兰国家向世俗化近代国家转型的典范。然而，这场骚乱却让我们看到，即便这个国家建立了如它的欧洲邻居一样完整真实的代议民主政体，却依然难免遭遇与其阿拉伯邻居一样的近代化难题。
土耳其，宛如它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一样，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依然彷徨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难以抉择。
塔克西姆广场，21世纪的“尼卡暴动”
历史不会重演，但它总是惊人的相似。
近1500年之前，当伊斯坦布尔还叫君士坦丁堡时，同样是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曾经聚集过同样愤怒的人群。那场暴动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向最高领导者表达不满。当皇后狄奥多拉用那句名言“皇袍是最好的裹尸布”激起皇帝一条路走到黑的决心时，查士丁尼大帝做出了一个与今天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同样的决定——武力清场。只不过，与埃尔多安的清场行动稍有不同，查士丁尼的手段十分残忍，他派出弓箭手将四周团团围住，将广场中央聚集的3.5万人赶尽杀绝。这就是东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尼卡暴动的血腥结局。
两场骚乱更为相似之处在于其导火索的微不足道:尼卡暴动的起因是赛马比赛中两支队伍的马车相撞，引发了双方支持者之间的口角。塔克西姆广场上的骚乱原因则更为简单，不过是政府公布了一个对该广场的改建计划。
塔克西姆广场的这份改建计划看上去无关痛痒，不过是在广场上兴建一座大型的购物超市并加盖一座清真寺而已。然而这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蕴含深意，那座大型购物超市外形上将模仿奥斯曼帝国时代建筑在此地的一座军营，而在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广场上修建清真寺的意味则更为不言而喻。
近年来，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不断出台伊斯兰化倾向浓烈的政策，从允许在基础教育中加入宗教教育，到国家拨款修建清真寺。进入2013年，总理埃尔多安更是动作频频，推动国会通过了包括禁酒令在内的一系列被认为是在附和伊斯兰教义的法令，甚至公开发言指责青年恋人在公众场所的亲昵行为。凡此种种，都令习惯世俗主义生活的土耳其人感到紧张。在这样紧张的空气下，政府提出要在塔克西姆广场这个城市地标建筑上加进更多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文化的元素，无疑引爆了世俗派土耳其人积蓄已久的焦虑情绪。在“到处都是反抗，到处都是塔克西姆”这句口号的背后，世俗派与伊斯兰派在土耳其全国范围内摊牌的趋势已然十分明显。
1500年前，查士丁尼大帝之所以会点燃尼卡暴动，是因为需要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去完成他复兴罗马帝国的梦想。巧合的是，引发此次土耳其骚乱的埃尔多安也是一个有着“复兴之梦”的人，很多政治评论家甚至送给了埃尔多安这样一顶冠冕——“新奥斯曼人的领袖”。
“国父”凯末尔，疾风暴雨的改革
要想弄明白埃尔多安和他的支持者的“新奥斯曼之梦”是什么，我们先要明白过去的奥斯曼之梦是怎样死去的。
故事同样要从君士坦丁堡开始讲起，1453年5月29日，随着乌尔班巨炮震天的轰鸣声，高喊着“安拉至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士兵冲进了这座“永恒之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许诺他的士兵在城中可以尽情烧杀劫掠三日，而他本人，只想拥有攻克这座名城的荣誉。
奥斯曼帝国兴盛的原因在于它的政教合一，君主苏丹同时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中先知的继承者)，对宗教的狂热刺激了历代君主扩张领土的冲动。攻克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刻意将这座城市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意思就是“伊斯兰的城市”，这个命名饱含着苏丹对整个欧洲的扩张野心。
然而，敲开欧洲之门的土耳其人在近代对欧洲的扩张中却屡屡受挫，其原因正是土耳其高度伊斯兰化的政策。土耳其虽然紧邻日新月异的欧洲，高傲与鄙视却让其很难从这些“卡菲尔”(异教徒)那里分享时代发展的成果。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描述:“如果有人在17、18世纪进入穆斯林国家，他一定可以看到500年前的惯例和制度。”
进入19世纪，面对欧洲列强的紧逼和境内基督教民族的独立运动，奥斯曼帝国做得最多的依然是按照传统思维“纯净”它的国度，比如1821年伊斯坦布尔城内所有残存的希腊人遭到屠杀、1915年约150万亚美尼亚人被种族灭绝。而这种做法激起的永远是欧洲国家更加严厉的反击。从俄罗斯到希腊，越来越多与东罗马帝国渊源颇深的国家开始对“光复君士坦丁堡”这个口号产生了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甚至一度占领了这座历史名城。被西方列强讥笑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眼看就要被从欧洲扫地出门了。
在土耳其生死攸关的时刻，凯末尔横空出世，他先是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将协约国军队挡在了伊斯坦布尔之外，而后更在外国干涉军环伺的情况下亲手打造了“土耳其共和国”。1923年，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并被赞颂为“伊斯坦布尔的保卫者”，1934年，国会更向凯末尔赐予姓氏“阿卡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人的父亲”，从此，凯末尔被尊为土耳其的国父。土耳其人对这位挽狂澜于既倒的国父崇拜得无以复加，自1923年直至1938年去世，他一直连选连任共和国总统、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正是以国民对自己的崇拜和手中的绝对权力为资本，凯末尔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在土耳其实现了政教分离。立国伊始，凯末尔就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并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而后更从宪法中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款，让伊斯兰教从教育、司法等各个方面全面退出土耳其人的生活。激进的凯末尔甚至要求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装与礼帽，政府官员的妻子在公开场合不许蒙面纱。连土耳其语的拼写方式都从原来的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凯末尔恨不得将土耳其一夜间营造成一个欧洲国家”，这是他的传记作家对其改革的评价。
凯末尔的改革方式看似疾风暴雨，实则有着难言之隐。漫长的政教合一历史，让宗教约束深入了土耳其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在奥斯曼时期，帝国政府曾迫于外部压力尝试给不同信仰者以相对平等的地位，并推行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最终都因为宗教势力的反对而夭折。对于已经板结化的旧制度，如果不连根拔除，任何小修小补都是无济于事的——出身土耳其青年党的凯末尔对这个观点非常信服。他疾风暴雨的改革方式，让土耳其开始了一段“脱亚入欧”的发展旅程，而与属于奥斯曼的那段帝国史匆匆作别。
世俗还是伊斯兰，强人留下的隐忧
1938年，一代英雄凯末尔合上了他的双眼。表面上看，他所留下的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颇为成功的国家。这个强人用他的铁腕迫使土耳其的男人剃掉了胡子，女人摘掉了面纱，然而，这种表面改变之下，潜藏的是土耳其那颗并未改变的内核。
这个国家依然有90%以上的人口是伊斯兰教徒，真正完全接受世俗化理念的人群高度集中在军队高层等受凯末尔影响颇深的精英群体之中。这个结构成了凯末尔继任者头上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一方面，凯末尔的丰功伟绩，令所有继承者都必须遵从他“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遗训，而另一方面，土耳其高纯度的宗教信仰构成，又令伊斯兰化成为十分强烈的社会呼声。从凯末尔逝世至今，土耳其仅成功的军事政变就发生过四次。自居为凯末尔最忠实继承者的土耳其军队不断以这种方式纠正日渐向伊斯兰化靠拢的文官政府。总结起来说，土耳其的现代性，是依靠凯末尔个人的“独裁”和后来军队的“监国”“管制”出来的，而随着土耳其向它所追赶的西方越来越近，这种依靠不正常手段进行的“管制”变得越来越难。
在世俗派与伊斯兰派的反复争夺中，2002年，现任总理埃尔多安当选。在反对派眼中，埃尔多安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每个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祷告，1998年，还曾因在一次公开集会上朗读亲原教旨主义的诗而被法庭以反世俗罪判刑10个月。这样一个伊斯兰派的当选，无疑是下层虔诚伊斯兰教徒支持的结果。2011年7月29日，土军总参谋长率海陆空军统帅集体辞职，以抗议政府及亲政府媒体“离间民众和他们的军队”的做法。埃尔多安总理马上接受了辞呈，土耳其至此告别了漫长的军人干政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埃尔多安的当选，还是军人干政时代的结束，都应该算作凯末尔改革的“成果”，土耳其终于实现了如它所追逐的西方一般的民主与政权更迭的正常化。然而，这个成果却又是苦涩的，土耳其内部的保守派成功地利用了西方化所获得的权力去反对西方化本身。这个怪圈令世俗派的土耳其人焦急而又束手无策，最终不得不以骚乱的方式进行表达。
从政治上向阿拉伯国家转移，到推行一系列宗教色彩浓厚的法律，毫无疑问，埃尔多安正构筑自己的奥斯曼之梦，而他所使用的材料正是凯末尔的西方之梦提供给他的。土耳其在世俗化与伊斯兰之间究竟会何去何从?示威者可以被驱散，骚乱终究会被平息，但这个国度在两个世界间艰难的彷徨，表达的恐怕不是只有这个夹缝中的国度才有的困惑。
来源：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