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上演了熟悉的一幕，抗议者们为成功地把国家总统赶下台而欢呼，这让人想起2011年2月穆巴拉克被推翻时的场面，只不过上次是推翻一个统治埃及数十年的专制者，这次则是埃及的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而且曾经享受高达60%的支持率。更重要的共同点是，其实在这两次“革命”中发挥决定作用的都是军方，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埃及军方宣布已经罢黜穆尔西，将组织过渡政府，提前举行新的政府选举，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发动了一场政变，美国政府在随后的声明中也避用“政变”一词，而穆尔西的支持者则坚称要反对政变、捍卫宪法。措辞之争反映的是合法性之争，埃及各方都不想背上推翻民主的污名，美国法律也禁止政府向政变者提供援助。但无论如何称呼，埃及的首个民选政府还是以一种悲惨的方式收场了，对该国的转型未来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谁应该为这场宪政的挫折负责？首先要把矛头指向穆尔西。他的失败关乎领导力问题，也关乎对民主的理解。民主的原意虽然是“多数人的统治”，但现代民主拒绝“多数人的暴政”，它要求政治领导层不将自身狭隘地理解为特定阶层或势力的化身，而是要在社会各方之间发挥调和作用，尤其是关注和回应少数派的诉求。但穆尔西以“胜者通吃”的方式理解民主，组成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内阁，还在去年11月通过授予自身广泛权力的法令。在执政风格上，他高估自身实力而树敌过多，导致最终被对手联合起来推翻。

但是，对于一个不够称职甚至有专制倾向的民选领导人，不通过再次投票而是通过武力来推翻他，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吗？宪政是一种脆弱的制度，从一开始就被破坏的规则，以后也将不会得到遵守。其实这种“军方在相当多民众支持下推翻民选领导人”的模式，在转型国家屡见不鲜，如在巴基斯坦，民选政府执政时期往往伴随着极严重的腐败和任人唯亲，那时人们会欢迎军人回归。但军人回归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军人只暂时代管，迅速还政于民，另一种是长久的军人专政，那又会酝酿出另一轮革命。

“军人监护民主”的模式通常发生在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严重而制度建设又相当滞后的社会。选举中的获胜者往往会为迎合底层、争取选票而实行民粹主义，如泰国的他信，或者试图让自己代表的传统上被边缘化的势力翻身，如穆尔西想把穆斯林兄弟会推上领导地位。这些都会挑战传统精英的权威，经济和福利再分配也会让城市中产阶级不满，他们会结成联盟挫败这样的执政者。但问题是只要恢复一人一票的投票，同类型的领导人又可能上台，于是为了维护秩序，只能沿用一些威权主义的手段，这会让那些人代表的力量产生被剥夺感，失去对民主的信任，转而试图走暴力之路，这也是埃及的潜在风险之一。

黑格尔曾说，一切伟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当初推翻穆巴拉克时，世界主流舆论对埃及人的精神表示了钦佩和祝福，而这“二次革命”却让人们的心中五味杂陈，倍感迷茫。也许，民主不只意味着选票，民主只有与制度的完善、公民社会的成长齐头并进，才能避免不断革命的悲哀。

（作者：刘波）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