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3年7月6日，埃及开罗，穆尔西支持者持续聚集，声援偶像，军警严阵以待。（CFP/图）
2013年7月3日，埃及军队终于宣布干政，罢黜政府。自2011年春天革命以来的新进程被公开而干脆地颠覆。夺权、抓捕、游行、阴谋、死亡、叛变……僧侣、学生，各路人马打着捍卫民主、自由的旗号相互攻击，一如维克多·雨果笔下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街头。
当反对前集权者的斗争结束，谁有资格成为开罗的新法老，谁能把这个国家从纷乱中带入和平与正义，突然变成一个大问题。在埃及的近现代史上，权力精英已做过各种尝试，但即使是曾为埃及赢得苏伊士运河的超级领袖纳赛尔也落得郁郁而终。基于地理的关系，这片土地是最早追随西方启动近代化进程的东方后发国家之一，但它始终未能在全球变革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与方向。
回过头看，两年前的运动与牺牲，以相对的“小革命”终止了旧制度，却没能打开国家发展路径的戈尔迪之结。两年来的历史如同若干后发国家的近代化经验所显示的，仅形式上的民主不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中的宝剑。当然，独裁更不可能是。
7月以来，冲突激荡，仇恨正构建隔阂的墙体。穆斯林兄弟会人物出任总统时，对埃及乐观的人就不多，现在连白宫都想不清楚是否该承认这场政变。这是个烂摊子，所有人都很清楚。
穆斯林兄弟会的意外之喜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曾一度主张以暴力推翻军政府，实施革命。但在20世纪后期，放弃暴力成为兄弟会的主流。军政府与兄弟会这对数十年的死对头，走向和平对峙。这一转型，让兄弟会成为合法且和平的反对派得以在穆巴拉克执政后半期得到生存与发展，并改善了其在世界舆论中的形象。
对于穆斯林兄弟会来说，2年前的变革是意外之喜。无论是2004年还是2011年发动社运的都是城市中认同全球化价值观的新青年。2011年1月，解放广场已人群骚动时，兄弟会仍处于观望之中，直到2月穆巴拉克地位不保，兄弟会才公开表态。但世俗自由反对派和兄弟会之间，并没有达成除了反对穆巴拉克以外的共识。
自2011年至2012年总统选举前夕，开罗解放广场上时不时汇聚着各派反对力量。各派均发表讲演，展示力量，甚至也有集体祷告。各方大体上相安无事。尽管偶有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教派争执，但各方将此指摘为军方挑起反对派不和的阴谋，事端并未扩大。不过作为组织相对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有长期斗争经验的反对派，当4月6日青年组织成员在开罗美国大学附近的咖啡馆抽水烟上Twitter论战时，兄弟会则能够利用开罗大街小巷的清真寺在社区级别进行大规模的游说与动员。最终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顺利摘了桃子。在选举前夕，埃及知识界已能预见这一结果。
上台主政时，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执政力。官僚系统仍由穆巴拉克时代的旧官僚把持；世俗派政治家则自始至终紧绷神经，担心兄弟会是否会将国家宗教化。执政期间，穆斯林兄弟会在临时的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却也因此被视为新的集权象征。当出身兄弟会的总统穆尔西在2012年11月意图扩大执政权，摆脱宪法制约时，这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的领导人几乎立刻就被扣上了法西斯的帽子。
2013年7月3日，军方首脑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宣布解除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职务。除去萨达特遇害时临时代理8天总统的苏菲·阿布·塔勒卜，穆尔西是历任埃及总统里干得最短的。
2012年6月当选上台时，穆尔西或许已经预料过会有最坏的局面出现。上台后，除了扩大预算为穷人发放大饼求得底层支持外，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解决军方势力的威胁。上台2个月后，他即对军队高层任命进行调整，改换了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人选，并宣布军方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无效。
不过彼时这一决定被视为确保民选政府不受军方威胁的合理步骤，没有引起包括军方在内的各方势力反弹。但11月以后，穆斯林兄弟会主导了新宪法的起草权。穆尔西任命多名兄弟会成员把控政府要职的做法引起巨大反感。
尽管迫于压力，穆尔西收回了有关修订宪法扩大总统权力的声明，但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势力的隔阂已经足以瓦解民主共识。兄弟会成为军方和世俗派共同讨伐的对象。人们对通过议会代表们吵架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类似的一幕在19世纪的法国、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均发生过。
死结已经形成，接下来的是，谁能够以及在何时出手重新洗牌的问题。
军人失去存在感
在中东世界，绝大多数的共和制国家都是由军人完成的，这一历史由土耳其首开先河。在中东历史上，军人集团大多来自社会的边缘地带，势力坐大后占据权力的中心。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到卡扎菲莫不如是。而近代化社会中，军人干政的理由，又往往与平等、反腐有关。埃及则始于1950年代初期的纳赛尔。
在军人政权初期，民间社会对其多保有期许，期待军方成为实现近代化与公平的守护者。然而在中东世界，失败的例子随处可见，土耳其恐怕是硕果仅存。
纳赛尔主政初期，埃及处于顶峰。依靠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赶跑英、法殖民者，纳赛尔在国内和第三世界获得极高声望。彼时埃及依靠自19世纪阿里苏丹近代改革的余威，在人口、技术、文化上占据阿拉伯世界的头把交椅。纳赛尔甚至曾成功游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建立短暂的联合国家。然而纳赛尔主张的泛阿拉伯主义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阻击下遭到重创，纳赛尔在失败中郁郁而终。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则经过数年经营，在1973年战争后断然从阿以冲突与阿拉伯世界的纠葛中转身。这一转身背弃纳赛尔的主张，让埃及失去了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但却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融入全球体系提供了机会。
对内遏制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势力，对外抵御霸权与以色列，成为埃及军人存在的理由。冷战结束后，全球独裁者面临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需要独裁者充当守护神。这一问题实际也是军方不得不面对的。
学者嘎拉拉·阿敏在其著作《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中提到，如果说纳赛尔与萨达特时期的埃及还有一些国家追求，或至少看上去有国家追求的话，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则毫无方向与目标。
2011年，埃及军方选择放弃领袖，拒绝成为独裁者的帮凶。但依然没能回答的问题是，军队在埃及政治中的角色与地位应当是什么。
穆巴拉克遗留的火山
2011年2月，埃及军方在领袖穆巴拉克和开罗解放广场上愤怒的青年人之间选择了后者。一方面这是基于军队不能镇压人民的底线，另一方面，法老穆巴拉克的时代已经无法挽回。
长达30年的独裁将穆巴拉克及权力精英的权力合法性消耗殆尽。30年里，埃及的权力机构日渐成为穆巴拉克家族及其网络的私器。裙带政治、腐败、贫困成为穆时期的关键词。在阿拉伯世界，这种家族独裁不是单一的现象。在从君主制转型为共和体制的国家，大多出现了类似现象。突尼斯的本·阿里、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时间均在20年以上。阿拉伯学者通常称这种现象为共和王国（GUMLAKA）。这一现象显然背离了先人选择共和时的初衷。
一切政治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穆氏维持统治，直到有一天王位传给他的儿子。
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一权力接替原本是最可能发生的。因为父子传承与让渡给二把手的差别在于，后者会打破整个权力网络的结构。所有在穆氏庇护下的利益共同体需要重新效忠，并调整在网络中的地位。通常这也意味着一轮动荡和洗牌，对于权力系统中的个体和整体都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由首领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可以保证权力结构的稳定。
在穆巴拉克执政的同期，埃及人口从1989年到2009年增长了2800万，而1989年埃及人口总共不到5500万。这让埃及成为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国民收入的增长则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为了社会稳定，需要增加公共福利方面的投入让贫困人口吃到大饼，却进一步限制了对经济发展的投入。社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
数十年后，社会结构变得极为不合理。上层由穆氏家族和军队高层把控，下层聚集着愤怒而缺乏现代知识的贫困人口，其中的穆斯林人口，很容易被兄弟会的保守主张所吸引。至于中产阶级则早已没有1950年代的辉煌，屈服于腐败的权力之下，又缺乏结社的自由与训练。埃及早已是一座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何时才会喷发而已。
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的失败国家统计，2010年以来，埃及的排名持续上升，从2010年的49位上升到2012年的31位。而在国家去合法性以及人权指数的单项指标上，埃及可以排到失败国家的前15名和前10名。
这不是个奇怪的结果，因为最为不稳定的失败国家，几乎囊括了整个中东世界，以及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世界。当然，海湾那几个石油国家除外。
埃及的烂摊子
毫无疑问，失去威权的埃及成为一个烂摊子。这为反对派接受军方提供了契机。2年前在解放广场上和军方对峙的革命者今天则喊出了近乎倒戈的口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研究学者殷罡认为，埃及军方今天追寻的主张很像孙中山提出的训政论，即军方成为捍卫国家世俗化和民主机制的超然力量。在后发国家近代史中，土耳其和泰国的军方即基于历史原因出任过类似角色。
基于埃及的当代史，如果没有穆斯林兄弟会企图将国家宗教化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埃及军方恐怕将作为穆巴拉克时代特权者，面临被清算的倾向。而因为兄弟会的存在，军方似乎有了转型的余地。
罢黜穆尔西后，在军方支持下，埃及宪法法庭首席大法官曼苏尔宣布就任总统。随即，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巴拉迪被任命为副总统。这些信号至少反映了目前军方没有干预世俗宪政和民主化的企图。
不过，随着世俗派、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支持者冲突的加剧，埃及政治平衡尚待时日。
今天的争端，正呈现了埃及社会深层结构的不平衡。军方代表世俗化的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却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穆斯林兄弟会是不满而保守的宗教势力，有长期反对的经验和仇恨，却缺乏现代政府管理的能力，与其他势力合作的政治视野；中产阶级则上街有余，组党不足，内部纷争，永远团结不到一起。
这就是革命之后的埃及，面临的最大的烂摊子，也是所有转型国家转型之后大多数时候都会遇到的最凶险的障碍。
（记者 秦轩）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