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穆巴拉克与推翻穆尔西，美国截然不同的态度说明了哪些问题？从埃及到叙利亚，本应扮演将阿拉伯世界联合一体的政治角色的国家，现在都深深陷入内乱之中，潜藏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深刻矛盾到底是什么？本报就此专访了殷之光博士。

埃及的动乱被媒体理想化了

法制晚报：对于当下的埃及，有人说，穆尔西下台，埃及政局的动荡并不会就此画上句号，近日穆尔西支持者与军方的流血冲突就是明证。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中东大国内部的冲突与撕裂的？

殷之光：确实，埃及的动荡远没有结束。随着穆尔西的下台，阿拉伯世界对于这场所谓“阿拉伯之春”社会运动的反应也日趋消极。

运动之初，我在一系列文章中就表示，决不能将这一运动视为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运动，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场“人民”自发的革命运动。恰恰相反，这一运动标志着中东世界碎片化的开始。因此，冲突与撕裂这两个字，确实很好地描述了这一运动的实质，也确实反映了潜藏在中东世界内部的深刻矛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暗杀与恐怖活动是穆斯林兄弟会进行对抗运动的主要手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穆斯林兄弟会逐渐开始走上更为和平的政治路线，并开始参与到埃及政党政治活动当中。2005年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成员作为独立候选人甚至赢得了88个席位，远远领先于埃及议会中合法的反对党候选人。

自从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媒体中的埃及，甚至是中东世界动乱都被理想化为一场自发的“人民”反抗“独裁者”的运动。以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为主的媒体，也很乐意将这一想象包装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产品，用以在全世界面前，以这种合乎西方价值观的话语，来合法化这场本质上是以泛伊斯兰主义为政治核心的运动。

法制晚报：如何去理解这个含义呢？

殷之光：不要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共同体了，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这种统一性都难以达成。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地缘政治的国家利益冲突，造就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脆弱根基。

同时，随着埃及20世纪90年代在穆巴拉克军人政府领导下的经济改革推进，又进一步促进了埃及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穆斯林兄弟会所走的草根政治路线，相应也获得了大量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埃及社会经济改革之后的阶级分化，也因而成为了整个社会伊斯兰化甚至是极端化的导火索。

推翻穆巴拉克之后所进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迅速取得绝大多数支持便是这种社会政治倾向的绝佳反映。另外，在突尼斯，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光明党作为一个成立仅半年的政党，能够在议会中打败政治理念很进步的知识分子政党，也是阿拉伯世界在经济改革之后社会伊斯兰化的一个表现。

难达成一致  碎片化倾向严重

法制晚报：埃及之所以爆发动荡，您认为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在哪里？

殷之光：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传统的文化与政治强国，更是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重要风向标之一。从穆巴拉克被推翻开始，埃及的动乱便反映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碎片化的倾向。在动乱之初，各国媒体出于种种原因将这一场政治变动称为“茉莉花革命”或者“阿拉伯之春”，这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穆尔西下台与穆巴拉克下台需要被放在一个连续的政治语境中去理解。

首先，前面提到，穆巴拉克下台时，埃及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经济改革之后的严重社会贫富分化。其次，埃及社会除了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之外，还有部分基督教克普特人及一些其他少数派别。泛伊斯兰主义的话语无法在这些少数人群中间获得认同。再次，相比其它阿拉伯国家，埃及社会的西化教育程度更深。最后，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城乡分化给埃及社会注入了新的矛盾。

强调平等与朴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为了改革失利者们赖以寄托的思想源泉。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反对者，迅速获得了社会下层与经济压力深重的年轻学生的支持。可以看到，在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反对者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很难相信他们所有人都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诉求，但是他们短期的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

这种暂时的一致性并不能解决埃及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在推翻了穆巴拉克之后，“埃及人民”这一脆弱的认同体很快便四分五裂了。在其它发生了政治动荡的阿拉伯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情形。

推翻穆尔西 美国为什么积极

法制晚报：有媒体报道说，对埃及局势的混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表态支支吾吾，跟它们在“阿拉伯之春”风头正劲时候的兴奋劲恰成鲜明对比。您是如何评价其间的这种反差的？

殷之光：很难说美国以及其它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之初有多兴奋。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的美国媒体以及外交政策研究杂志，在埃及政变之初实际上持观望甚至是反对态度，而欧洲真正积极参与阿拉伯事务也仅为武装干涉利比亚局势。真正对于阿拉伯国家动荡持积极态度的，恰是阿拉伯国家自己。

从突尼斯动乱开始，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便通过其阿语频道，向外进行伊斯兰化宣传，而通过其英语频道强调这次运动属性为人民自发的民主运动。两者之间的矛盾，其实很好地反映了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面对的问题以及这次政治动乱利益的核心。

归根结底，对于西方来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动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其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国家利益。对于美国来说，小布什时代以武力介入地区问题的手段显得既不经济也不安全。同时，埃及作为中东地区唯一一个与以色列有停火协议的国家，也是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保障。因此，相比之下，一个熟悉的、世俗的、并与以色列有停火协议的穆巴拉克政府，要比一个陌生的、偏伊斯兰化的穆尔西政府保险得多。

因此，美国在推翻穆巴拉克时期反应相对迟钝，但到了军方推翻穆尔西的时候，便显得积极主动了许多。此外，作为改革既得利益阶层的军方站出来反对穆尔西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这样一来，军方在推翻穆巴拉克时期所塑造的人民之友形象，很可能会毁于一旦。进而造成埃及社会，乃至军方内部进一步分裂。

法制晚报：一方面，用政变的形式推翻一个民选的总统，不符合西方民主理念；另一方面这个民选总统却是西方不喜欢的，而推翻他的埃及军方又是西方扶植的。主流媒体认为，西方的民主对中东的输出遇到了问题，是这样吗？

殷之光：首先，我并不同意所谓西方输出民主的说法。输出民主仿佛强调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主的国际政治模式，而随着苏联解体，意识形态政治已经随着20世纪而终结了。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意识形态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内涵，而是强调这一说法的虚妄性质。

前面已经说到，大肆强调阿拉伯政治运动是一场人民自发的民主活动的媒体，是来自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观察家，甚至是阿拉伯知识分子与媒体人也都开始注意到，这所谓的“民主”无非是一套政治说辞。它一方面可以在全球化时代的公众媒体中创造一种同情心与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宣传策略，掩盖其背后真正的泛伊斯兰主义目标。

结合美国所谓重返亚太的战略，一个政治碎片化了的中东，恰恰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在这种碎片化的趋势下，阿拉伯国家重新陷入内耗，因此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有效率的政治力量，维护该地区的核心利益。与其评论或有或无的“输出民主”，不如切实去理解阿拉伯的碎片化更有意义。

政治上诉求 被经济利益消解

法制晚报： 新闻报道说，现在不论是穆兄会还是反对派，反美标语都已成了上街游行的“标配”。是否可以说中东一些国家越来越看清西方的本来面目？此次埃及政变，能否对阿拉伯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一种提醒或警示呢？

殷之光：当然。不过其警示意义不在于反美，而在于：1、各派力量何以能在反美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 2、理解反美的意识形态历史根源。

实际上，各派政治势力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取得暂时性的统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随着以色列建国变得根深蒂固。不过，与其说反美，不如说是形式上的反帝反殖民。这一说法听起来有些老套，但是这确实是19世纪末期以来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基础。

无论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世俗政权，还是奉行伊斯兰主义的阿拉伯国家，其共同的政治诉求都是取得一个阿拉伯人自主且自有的阿拉伯半岛。这种政治诉求的反抗对象非常具体，即外来殖民势力的武装存在。阿拉伯国家根深蒂固的反对以色列的传统，也可以被放在这个框架中去理解。

当然，随着石油资本的兴起，阿拉伯国家形成了一个僵化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一阶层并不受到教派、政治信仰差异的限制，而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的趋同性质。从埃及军方到沙特王室，这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得利者，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看做是这种西方殖民压迫的新代表。但是，这种缺乏意识形态政治基础的现实政治目标，很难真正具有政治性，更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法制晚报：“阿拉伯之春”所丢下的烂摊子还有很多，埃及只是其中之一，有些国家的情况甚至更糟。对于中东而言，您如何看待他们未来的民主进程？

殷之光：没错。阿拉伯世界确实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从突尼斯到利比亚，从埃及到叙利亚，特别是后两个国家，本应当扮演将阿拉伯世界联合成一体的政治角色，但现在都已经深深陷入内乱之中了。加上“阿拉伯之春”之前由于美国入侵而瓦解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阿拉伯世界重新陷入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

我用碎片化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局面，是因为一方面，现有的社会格局利益集团严重分化，旧有的部族与教派认同又重新成为重要组织模式。另一方面，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政治诉求，正在被经济利益消解，政治集团越来越碎片化与去政治化。

因此我认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发展，这种倾向只可能愈演愈烈。

（殷之光，剑桥大学博士、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记者：张琼、林涛）

来源：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