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巴西、土耳其社会动荡

7月初埃及局势再次发生戏剧性转折，穆巴拉克被推翻后上台的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废黜，但穆尔西支持者发起的抗议至今连绵不绝，把埃及民主进程拉入更加深不可测的水域。这也再次验证必须经过长期痛苦的挣扎，威权国家的转型才能凤凰涅槃。

事实上，埃及只是中产阶级走向政治前台的表现之一。今年以来，一个全球中产阶级躁动不安的画面正在浮现，巴西和土耳其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巴西爆发了针对总统罗塞夫的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示威者则对总理埃尔多安表示不满。

涅槃之痛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在革命与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在“阿拉伯之春”开始的时候，中产阶级曾对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时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抗议的以城市人群为主——包括大学生、企业家、职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为抗议活动增添了理性和方向性，以和平示威迫使军方转变态度，主动放弃穆巴拉克，避免了破坏性的冲突，让国家走出危机。

不过革命的结果有些会偏离革命者最初的预料。在随后开始的各党派的自由选举中，穆斯林兄弟获得胜利，其领导人穆尔西当选为总统。穆兄会以一种选举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上台后，穆尔西试图让宗教在国家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世俗化的中产阶级也担心言论自由与女性权利遭到损害。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而穆尔西又采取了倔强不妥协的应对方式，于是军方在城市中产阶级的默许甚至欢迎下罢黜了穆尔西，被支持者称为“二次革命”，这与2006年推翻他信的泰国政变有相似之处。

通常而言，中产阶级对言论、集会、出版等基本自由更加珍视，同时也渴望维持安定和秩序，以及市场体系的培育和扩张，为了这些目标，他们可能暂时和秩序的维护者（通常是军方）结成暂时的同盟，而牺牲一个有民粹主义或集权主义倾向的民选领导人。埃及事变就是最新例证。这在严格意义上是对民主制度信誉的伤害，但长远来看中产阶级仍是遏制专制的重要保障，因为如果军方趁机试图长期把持政府，不还政于民，那么新一轮抗议的主力还会是城市人群。

经济不是唯一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之下的经济困境是一个原因，埃及经济在穆尔西任内未见起色，年轻人失业率高，更激化了不满。巴西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前任总统卢拉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罗塞夫继任后经济活力有所下滑，去年GDP仅增长0.9%，这和通胀、基础设施不足、官员腐败丑闻等结合起来，在6月触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巴西斥资120亿美元筹办2014年世界杯一事，不过是抗议潮的导火索。

但经济困难并不是中产阶级走上街头的唯一原因。6月，土耳其政府因试图拆除伊斯坦布尔一处公园而引发示威，而这又让世俗的城市居民与更具宗教色彩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之间的矛盾暴露了出来，但土耳其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经济表现一直很不错。这也显示出中产阶级运动的另一个特点：他们抗议的原因未必是生活的绝对恶化，而可能是自身福利与权利的提高与期望值不符，所以他们希望政府能更有效地回应自身关切，其诉求带有更多政治与社会特征。

所以，有些讽刺的是，虽然看起来中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试图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但这恰恰是因为全球的中产阶级遇到了困境。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制度建设的落后，不成熟的中产阶级向上发展并取得更多政治权力的通道遭到了阻隔，而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中产阶级却遭遇了新危机。

在埃及、巴西、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居民比例上升，但基础设施不足、公民社会不发达，导致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度差，而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的覆盖网扩张的速度，又未能跟得上中产阶级的增长，传统的精英或执政的保守派把持经济与政治机会，让中产阶级看不到上升的希望。正因为这些原因，即使物质生活确实改善了，中产阶级的怨气却升高了。例如，盖洛普对突尼斯和泰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两国在2006-2010年间，收入水平和社会环境都有所改善，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降低了。

在很多西方国家，虽然良性的“纺锤形”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架依然保持着，但中产阶级的危机正在变得愈加明显。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大银行被认为“大而不能倒”，由政府以纳税人的钱施以援手，大企业高管薪酬居高不下，而经济低迷、失业率高意味着政府要拿出更多福利开支，于是中产阶级成为首选的开刀对象。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警告说，美国二战后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正在成为一个逝去的图景。而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讳地说，数据表明“美国梦”已成为神话，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机会最不平等的国家。正是在这些背景下，2011年，自称代表99%的抗议者发起了针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中产阶级也在债务危机之下困惑不安，如果经济不能复苏，希腊等南欧国家可能出现更多抗议。这场正在崭露头角的危机需要西方国家发挥自身调节能力来缓解和规避。

制度良性演进最关键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挑战相对更大。据经合组织预测，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可达49亿人，其中可能有32亿-39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社会治理水平、社会服务的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不能跟上中产阶级的壮大，经济增长果实不能得到更平等的分配，当前在埃及、巴西、土耳其等国出现的中产阶级不安，将不过是一场更大波澜的序曲。

从理论上而言，中产阶级运动具有更多理性色彩和非暴力性，更关心制度的良性演进，更注重市场的培育与社会信用的构建，从而可以避免下层革命常带有的“打土豪分田地”色彩，不至陷入暴力革命的循环，这就使中产阶级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然而中产阶级社会也是脆弱的，培育很艰难，破坏却会很迅速。

中国应该注意到这一股全球性社会变化趋势所带来的警醒。只有实现包容性的增长，增强阶层流动性，让人们感觉有保障、有尊严、有机会，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公正回报，而不是因上升通道闭锁而绝望，中产阶级的良性作用才能发挥。否则，那些有经济实力、有知识、又有行动力的中产阶级的不满如果持续积累，也有可能成为更严重社会问题的诱因。

（作者：刘波 资深媒体人）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