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核谈判的主要平台仍是多边轨道，在分歧依然明显的情况下辅之以双边直谈，体现了美伊双方对核谈判的积极态度。

6月9和10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日内瓦进行了超过11个小时的双边直接谈判，目的是交换意见，为16日开始的六国与伊朗新一轮伊核问题谈判做准备。双方对此次会谈高度重视，守口如瓶，不对外公布所谈内容。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会后称，“谈判紧张而艰苦，但气氛积极。”

就谈判而言，多边、双边各有千秋。多边谈判可照顾多方关切，但私密信息不便明说。双边谈判更直截了当，但缓冲余地往往较小。伊核谈判的主要平台仍是多边轨道，在分歧依然明显的情况下辅之以双边直谈，体现了美伊双方对核谈判的积极态度。从2013年11月签署“日内瓦临时协议”并顺利执行，到今年定期举行磋商全面协议的谈判，到现在双边、多边谈判相辅相成，足见美伊解决核问题的意愿是真切的，动力是充足的。

不过，不应该过分夸大此次美伊直谈的意义。即使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美伊直谈或直接接触，乃至秘密交易并非新鲜事。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伊朗和伊拉克正进行惨烈的两伊战争，美国原则上支持伊拉克。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国考虑到遏制伊拉克独大、需要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等，开始与伊朗接触，甚至通过第三方向伊朗出售武器。1986年5月，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秘密赴伊，并会晤了伊朗高官。这番秘密接触在1986年11月遭曝光，在美国国内演变为“伊朗门”丑闻，给里根政府造成了严重政治危机。此次接触也就不了了之。

另一次是在本世纪初，遭受“9·11”恐袭的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无论是在战前筹备中，还是战后组建阿富汗新政权时，伊朗都派员参与了相关协调过程，并在客观上给予美国关键帮助，这一点美国也公开承认。这一过程中，美伊之间至少进行过大使级的双边交流。当然，这番直接接触也是短命的。2002年初，小布什总统提出了“邪恶轴心”说，伊朗赫然在列，美伊关系再入谷底。从这两个案例可见，在美伊关系总体敌对的框架下，战术性的直接接触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

2013年6月，鲁哈尼当选伊朗新总统，他表示愿意尝试美伊直接接触。同时，伊朗最高领袖也松了口，称“不拒绝与美谈判”。同年9月，鲁哈尼在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与美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此后，美伊直接接触的大门再次打开，双方官员在阿曼等地会晤若干次。这些会谈在促成2013年11月“日内瓦临时协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方参与人员主要是副国务卿伯恩斯和副总统拜登的安全顾问苏利文，他们同样是参加本次双边会谈的美方主力。

尽管希望乍现，但此番直接接触的外部框架和战术性质似乎并未改变。美伊关系仍处于总体敌对之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很强的竞争关系。伊朗反对美式霸权，美国从骨子里不认可伊朗伊斯兰政权;伊朗认为美国干预是中东动荡的根本原因，美国尚不接受伊朗在中东发挥大国作用。

从会晤内容看，去年底和今年6月的直谈都集中在核问题上，范围比较狭窄，是为多边核谈判做准备、增添助力。其实，谈判内容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处理美伊关系的大问题。如果美伊能谈及意识形态、地区安全等问题，则说明双方愿意更加全面地面对和解决双边关系问题，这样即可在调整改变美伊关系的同时去解决核问题。如果美伊避免谈及意识形态、地区安全等问题，则说明双方并未做好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关系的准备，如此也就只能先解决最棘手的核问题。从本次双边接触的情况看，直谈还在战术层面。

而单就解决核问题而言，双边直谈并没有立竿见影的特殊功效。多边核谈中的分歧在双边直谈中同样存在，同样不易化解。国际独立智库“国际危机组织”今年5月发布了题为《破解核魔方》的政策报告，认为目前核谈面临几大难点。一是铀浓缩等各项核参数。美国要对伊核项目各参数(包括铀浓缩丰度、数量及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能力)加以严格“封顶”，伊朗则要为核项目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二是制裁减缓。美伊都希望在制裁减缓与伊朗限制核研发之间形成平衡。但美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关键制裁，伊朗则希望尽早看到实质性的制裁减缓。三是协议期限。为保持对伊压力和应对可能的突变，美国希望协议期限尽可能长些，比如20年左右。但伊朗希望3到5年就执行完全部协议。这些问题之难解，不仅在于其技术难度，也在于其在各自国内都是政治问题。伊朗在核项目参数上不可能一退再退，因为捍卫铀浓缩权利在伊朗国内是政治正确问题。美国对伊制裁体系非常庞大和复杂，总统和行政部门只有权解除其中一部分，许多制裁以立法形式存在，解除制裁须国会认可。这方面的不确定性不是美伊核谈判团队所能克服的。

目前阶段，美伊双边直谈还只是战术性的，作为多边核谈判之外的另一种形式而发挥辅助作用。要说它能为核谈判成功或美伊关系好转发挥奇效为时尚早。但聊胜于无，双边直谈的举行说明了伊核谈判处于多年以来最有动力的机遇期，这毕竟是美伊积累互信的重要一步。

（作者：秦天）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