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与此同时，国际与国内形势表明，伊斯兰教在我国构建新型国家安全战略过程中，必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2014年11月14日组织召开“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与2013年12月召开的“伊斯兰教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属世宗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办的“伊斯兰学术研讨会系列”。会议围绕“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形势”、“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伊斯兰国家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经验与做法”以及“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等主题展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新疆安全厅、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博联社、中国民族报等多家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郑筱筠副所长主持，她认为本次会议突出地显示了三个“大”，即提出的是大问题、表现的是大视野，而参与者又多是大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张训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云贵研究员分别做开幕式致辞。卓新平所长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伊斯兰教与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对于如何处理民族宗教关系，更亟需集思广益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就需要抓住以下三个重点，即伊斯兰教的信仰特点是什么、伊斯兰教与周边国家和国际局势的关系是什么、伊斯兰教与相关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什么。与此同时，必须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民族宗教问题的领导、加强政府管理特别是对民族宗教问题的管理、尊重宗教信仰特别是对边疆民族地区信仰习俗的尊重。而第三点关系到是否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因此是前面两项能否有效落实的基础和纽带。最后，探讨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冷静分析、集思广益，综合各方面意见，这正是这次会议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张训谋主任认为，周边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对宗教极端主义的主张、做法和经验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坚持从实际出发，能够找到一个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可行方案。吴云贵研究员谈到，传统中国社会将宗教视为一种建设性、辅助性的社会力量，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将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甚至同国际社会的安全联系起来。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似乎更加严重，就此而言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如何真正有效的防止和抵制外来宗教的渗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在于以主流的宗教思想来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第二点，如何消除外来宗教思想以及伊斯兰教宗教思想对民众的消极影响，这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问题。第三点，如何理顺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之间的关系，亟需改变国民教育不讲宗教、宗教教育只设宗教课的现状。

本次会议第一节主题为“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形势”。主持人是国家宗教局三司副司长李革，他认为无论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还是从处理好我国边疆地区民族宗教工作的需要来看，我国边境民族地区和安全形势的意义和影响不容忽视，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能否顺利的实施，影响到中华民族能否最终崛起。因此，这一组聚焦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安全形势的发言非常值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邢广程所长的发言题为“对我国新疆安全形势的几点看法”，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目前，我国反分裂、反暴恐斗争到了一个阶段，斗争日趋尖锐。对于此严峻形势，国家层面具有充分的认识，但若从全国范围的总体链条来看，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充分。第二，伊斯兰教和暴力恐怖事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宗教有两面性，应该引导宗教发挥在国家稳定发展的建设性和服务性，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贡献。第三，在处理新疆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其前提是，必须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协调好新疆和内地的关系。第四，应该国际和国内形势结合起来考虑，边疆的稳定发展既有国内因素影响，也有国际因素影响。第五，对于如何解决好新疆问题，应该做到两个结合，即硬性手段与软性措施相结合、去极端化与去贫困化相结合。新疆公安厅民族发展研究所应中安研究员的发言题为“新疆安全形势、特点及对策”，提出安全形势严峻，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当前新疆的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第二，极端思想的传播泛滥，主要通过地下讲经点、互联网和移动介质等三种方式。第三，新疆一些地方出现了伊斯兰教化倾向凸显的趋势。第四，暴力恐怖活动高发。上述趋势在未来几年内斗不会有太大改观。而在对策方面，则应采取以下三种办法：第一，相关政策应做全国通盘考虑；第二，保持严打高压；第三，做好去极端化工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方金英研究员的发言题为“治理当前暴恐问题的治本之策思考”，她认为，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渗透治本之策在于，第一，提高伊斯兰教界的学识，而从目前看，宗教学界学识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二，缺少走在时代前列、为教内外都认可的思想家，未来能否出现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引领世界，值得关注。第三，伊斯兰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百年翻译运动是一次海纳百川的运动，伊斯兰教社会只有推动第二次思想运动，才能回应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危机。第四，未来应该从推动穆斯林本身开始，推动他们出现思想家、百年翻译运动乃至汉文译著，这才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治本之策。

本次会议第二节主题为“宗教极端主义与国家安全”，由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副调研员曾强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金宜久研究员的发言题为“从国际视野看宗教极端主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他回顾了当代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并认为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的恐怖袭击案可以视为暴恐活动出现的一个标志，而这些暴恐活动的内核则是宗教极端主义。而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战争、“9.11事件”都标志着宗教极端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次，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重心转向亚太，从欧洲、中东地区转向了亚太地区，留下了大量政治真空和各种矛盾，这是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再次，当前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活跃有其政治原因，也有宗教原因。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做好防范宗教极端主义的工作。最后，应加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解决一些模糊的认识，例如看不到宗教极端主义的政治危害性，单纯用宗教的规律来抵制宗教极端主义。与此同时，加强研究的另一目的就是从正面阐释宗教，消除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危害。博联社总裁马晓霖发言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短暂性和非主流性”，他认为，首先，宗教极端主义具有短暂性和非主流性的特征，其根源在于社会治理的失败和既有秩序的失效。其次，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和背景，特别是二战以后中东局势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密不可分。因此，宗教极端主义具有短暂性和局限性。最后，解决宗教极端主义有两种模式可供借鉴，即土耳其模式和美国模式。而目前国内的问题在于，缺乏自信，把宗教管死了，反而给宗教极端留下了发展空间。外交学院施展教授发言题为“作为当代游击战的恐怖主义”，首先，他从探讨宗教和人的生存困境或者和心灵需求之间的关系入手，阐明宗教的吸引力就在于帮助个体摆脱焦虑，获得宁静。其次，如果将这一认识放在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这个层面来看，不难发现，今日之穆斯林面对着普遍性的内在焦虑，既来自伊斯兰国家在国际上被边缘化的地位，也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专制主义痼疾。这两者导致穆斯林社会无法排解巨大的教律，并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解体为原子化的个体。最后，这种普遍的怨恨情绪在最激进的反应会呈现出恐怖主义，其表现形式就是与传统战争不同的游击战。作为游击战的恐怖主义原则上是不可战胜的，根本办法是消解怨恨情绪，把普通的群众从战争脱离出来。

本次会议第三节题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安全合作”，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周燮藩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苏畅副研究员发言题为“当前中亚与中东恐怖-宗教极端主义关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当前中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形式。中亚地区内的恐怖主义呈现出本土化分散化内生性的特点，中亚地区内部产生了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宗教极端思想在中亚传播加强。第二，中亚与中东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联，表现为中亚恐怖分子到中东参战、伊斯兰国向东蔓延等趋势。第三，从对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极端思想扩散要严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2015年中亚国家面临严峻的政治安全考验。第四，从应对思路来看，必须思考伊斯兰极端思想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关系、如何与西方国家合作以及如何利用新媒体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西南亚研究室主任王世达的发言题为“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从近期巴基斯坦宗教极端组织、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孟加拉恐怖袭击活动入手，分析了南亚极端势力的近期的态势，第二，从恐怖威胁和极端势力的演变分析了南亚极端势力对我国可能的影响。

本次会议第四节主题为“伊斯兰世界与我国全球安全战略”。中央民族大学杨桂萍教授发言题为“以伊斯兰教的正信正行抵御极端思想，维护国家安全”。她认为新疆问题关键在于，第一，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影响，根本上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生问题、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第二，粗暴干涉正常宗教礼仪的现象，这个不仅伤害了普通穆斯林的感情，伤害了广大的民族干部的感情。第三，部分留学归国的穆斯林对中国发展状况和国外的局势缺乏清晰，甚至盲目崇拜国外。第四，用伊斯兰教的正信正行抵御极端思想，扩大获得宗教知识的合法渠道。对外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丁隆教授的发言题为“圣战赛莱菲思想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认为赛莱菲的第一个特点是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组织松散。第二个特点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跨国性，在我国新疆、云南、甘肃、河南等地都有传播。圣战赛莱菲的核心主张可以归纳为：定判即断人出教、敌我分明、远离卡菲尔以及圣战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旭发言题为“毛杜迪的宗教政治学说及其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主要介绍了20世纪伊斯兰世界重要思想家毛杜迪的伊斯兰国家理论和圣战理论，他认为，毛杜迪的圣战理论和圣战观念是和伊斯兰国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毛杜迪的政治学说吸收了西方民主的思想，提出了一个神权民主，其思想直接影响了穆斯林兄弟会。

会议最后，由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副主任李林作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会议的意义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是16.8亿，占全世界人口23.4%，而从我国发展战略来看，无论是西进战略、南下战略，还是国家近期提出的“一路一带”都绕不开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这个主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是相邻的两个文明板块，从此意义上讲，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必然是持续的，不可避免，不仅涉及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也涉及思想、文化乃至生态等非传统安全。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将其视为一个历久弥新的“新常态”来看待。而两大文明板块的交汇之地首当其冲就是新疆，就像两个大陆板块交界的地方往往是地壳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一样，文明板块的交汇点往往也是交流与交锋最为突出的地方，也正是因此它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本次会议的发言和观点不仅有一致之处，也出现了难得的思想碰撞和交锋，有集思广益之效，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即宗教极端主义对我们国家特别是新疆影响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伊斯兰教在抵御宗教极端主义过程中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根本而言，各种意见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抵御宗教极端、反对暴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区别在于对具体问题和举措的认识不同。大体而言，有的人强调下猛药，保持高压态势；也有人主张，不可操之过急，只能文火慢炖，徐徐图之。治理宗教极端主义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不仅要治症还要治病。而要做到标本兼治，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治理举措应走向多元化而非单一化、具体化而非简单化。第三，本次会议也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开拓意义，突破了对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关系的传统理解。国家安全属于一个取向上的“负向”词汇，而本次会议不仅涉及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问题，还从更广范围涉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乃至伊斯兰世界在中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所具有的意义，超出了狭义的国家安全的范围。可以说，狭义的国家安全属于单向范畴，本次会议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属于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范畴。就此而言，这种安全战略观或许更符合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总体的国家安全观”，这正是本次会议的创新价值所在。

（供稿：李林；编辑：霍群英）

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